依山面海的大连医科大学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5号，校园座落在一个缓缓的山坡上，研究生宿舍在校园的最里边，我们男生在5楼，阳面可以看到海，阴面则可闻到松香。闲暇我们就爬后山，这山与中山路海岸线平行，在山脊上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富国街，看大山坡上干干净净的一排排新式楼房，我们都极其羡慕那些住户可以每天观海，大风天还可听涛。走出校门，越过中山路，右前方就是著名的星海公园，左前方就是新建的星海广场，中央还有一个新矗立的大华表，也是白色的，可能也是汉白玉的，听说朱镕基参观时对薄熙来说，“这华表比北京的都大”，有些人还对此做过政治解读。
从大连火车站所在地青泥洼桥可以乘坐开往栾金村的406路到大连医科大学，老大连人告诉我们这406路就是从前的2路汽车，是开往大连理工大学的，向来拥挤。我们通常选择22路，是一条刚变成无售票员服务的线路，司机在每一站都按下喇叭：“22路无人售票线路，开往海上乐园”。海上乐园就在星海公园里面，大医的斜对面。大医门前的中山路还有15路开往小平岛，不过不是从青泥洼桥始发的，我们很少乘坐。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日，大连所有公交车免费，当天天公作美，天高云淡，艳阳高照，我和几个同学乘15路到小平岛，在一处很小、很浅、很清、很暖的小海湾戏水闲聊，很是放松惬意。
大医门前还有一条老古董线路，202路有轨电车，轰隆隆地从兴工街开往黑石礁。我们经常乘坐202路电车到兴工街农贸市场。读研第二年进教研室做课题的时候，有一次在兴工街农贸市场买来两只鸡大腿，肉色居然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卖家大姐解释说这是老公鸡的腿，所以发红。看在便宜的份上就买下了，卖家大姐在给我装袋时说：“小伙儿啊，你真有口头福！”听了这话，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不其然，这“鸡腿”怎么也煮不烂，牙根本咬不动。我临时起意，用实验室高压消毒锅来压“鸡腿”，结果“鸡腿”没压烂，反而油污没有洗净，被负责洗刷的临时工阿姨告发，导致我在全教研室会议上被不点名批评，即将退休的实验室主任马老师严厉地说：“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缺乏科学严谨精神的行为！”
大医所在的位置是我最喜欢的大连市内区域，左侧紧挨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我们都叫它“化物所”。从中山路的前门看，两家还隔得挺远，可在后山上两家只隔着一堵墙，还有一个大铁门平时是锁着的。我们细胞培养室宋老师的丈夫就是化物所的，结果英年早逝，可能与接触有毒有害甚至有放射性的物质有关。宋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研究员打完篮球回到实验室，口渴难耐，见一个水杯有水，拿起就喝，喝完觉得味道不对，结果那不是水，不知是谁把液态的四氯化碳倒在水杯里。他被立即送去医院，但已经太晚了，没有抢救回来。宋老师讲这个是要我们这些实验室新手们注意实验室安全。
大医右侧是东北财经大学，似乎原名叫辽宁财经学院，沿着中山路再向里就是大连海事大学 （原大连海运学院）和大连理工大学 （原大连工学院），所在地就是栾金村。当年我留校任教以后，搬出教工单身宿舍，就在栾金村大连海事大学的家属住宅楼租住，每天乘坐极其拥挤的406路，好在当时的大连人已经有排队乘车的习惯，看不惯加塞拥挤，报纸还有嘲笑上海人灵巧挤公交的文章。
大医给我留下很好的表面印象，但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医缺少底蕴，没有厚重感。我很自然就会拿大医与山西医学院比较。当年刚上山医的时候，从我们新生的6号楼向里一排望去有5号楼和4号楼，很幽深的感觉，墙体红砖也变得暗黑，显得很厚重。各教学楼看着也很有底蕴，楼外丁香园里的丁香树看着也是有些年头了。各教研室还是以高年资的教授讲师挑大梁，年轻的教师教阶梯教室大课的机会很少。即使不是教师，其他的后勤人员我们也会发自内心地尊称为老师。但在大医，很多人我真是不愿意叫他们“老师”的，他们的做派和气质与老师不搭。老教授和其它各种高年资的老师比例不高，给人一种老的老小的小的感觉。后来得知当时很多医学院都是这样：老一辈的退下来了，年轻一代本就不多，还有相当大的比例出国深造去了，或者因为大学待遇不高而流失的，结果造成青黄不接。但大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它是复建的。
大医建于1947年，当时辽沈战役结束，大连地区解放的早，就在解放区创建一所正规医学院。因为中国大部尚未解放，当时很多教授是几经周折才来到大连的。我们教研室叶老师的父亲是胸外科专家，是经香港来大连的。当时的组建负责人是沈其震，也是首任院长，后来调到北京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当时大医云集一大批专家学者，所以有人说，“大医有辉煌的过去”。这我是信的。就我所在的公共卫生领域来说，大医没有卫生系，但有很有实力的卫生学教授。记得大学流行病学课堂上，年轻的张顺祥老师建议我们阅读一篇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介绍相对危险度的文章，作者叫来匡逮，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名字很独特，到了大医才知道来匡逮是大医的流行病学教授。后来还从杂志上看到一条信息：由大连医学院夏元洵教授主编的《化学物质毒性全书》出版了。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北京上海的专家主编，而是一个大连的教授主编？进教研室后才知道夏元洵教授是我导师仲来福教授的老师。
以前提到过的著名卫生学教授乔树民，自己在实验室根据外文文献成功仿制抗癌药顺铂。文革期间他在大连210医院扫厕所，还有病人慕名找来，乔教授就偷偷地冒着风险给病人注射顺铂。后来乔教授把技术转让给一家药厂，药厂给了一些铂金作为回报，乔教授也没有据为己有，铂金一直存放在教研室的保险柜里，后来去向不得而知。有一天，乔教授让仲老师试一试局麻药普鲁卡因与顺铂联合用药的效果，起因是乔教授看到一篇外文文献说普鲁卡因可以增加细胞膜通透性，就猜想顺铂会更易进入细胞发挥疗效。仲老师并没有观察到协同作用，就顺便观察顺铂的毒性，结果发现普鲁卡因可以降低顺铂的肾毒性，文章发表在一家欧洲毒理学杂志，因此仲老师被吸纳为会员，据说是当时唯一一位中国会员。
倒霉催的是，大医1969年居然南迁到贵州遵义，成立遵义医学院，据说是奉命支援三线建设。当时就有一些教职人员脱离大医以避免随迁。大医南迁后当地驻军迁入。恢复高考后，辽宁省决定在原校址复建大医，驻军很通情达理，让出来了地盘。部分教工从遵义医学院调回大医。仲来福教授南迁时是个刚毕业四年的小青年，在遵义这几年没有荒废自己，据他自己讲，每天从家属区到学校他都陪着夏老师步行上班，一路向夏老师请教，有时候夏老师都被他问烦了：“你自己查书去，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夏老师回到大连自然把仲老师也带回来了，大医还招收了很多外地老师，可能有些良莠不齐，但不管怎样，大医就又恢复了，虽然已经不完全是以前的大医了。
大医几个很有实力的教授撑起了三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据说大医能从医学院升格为医科大学，这几个博士点起了很大作用，校领导以前也不重视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后来暗自庆幸。山西医学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张罗要升格为医科大学，学位点少也可能是个原因。韩德五院长后来成为博士导师，但山医没有病理生理学的博士点，他就挂靠在大医病生博士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