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时间到了，我们仨直接和王老师会合，再找到芬和荣。我们一起走进酒厂的饭店大堂，很宽阔，摆了很多桌，别的客人我们也不认识，也不用去和他们打招呼，我们就直接找了一个位于一角落的桌子坐下。午饭很丰盛，但我不记得吃什么了，而只记得喝的什么酒。服务员搬来两个大酒瓶，一瓶是淡绿色的竹叶青酒，另一瓶是白色的汾酒。后来又提来两个小瓶，瓶子标签上分别写着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汾酒和竹叶青我们都很熟悉，但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服务员给我们介绍说，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是他们新开发的品种。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摆上一个小酒盅，是瓷的，很高，但酒盅很浅，会喝酒的和不会喝酒的都可以喝上一小盅，只有一小口酒。我们每人的酒盅倒上汾酒，王老师首先端起酒杯，“就借花献佛了，感谢大家的合作，所有的工作都进展顺利，整个课题的所有采样调查工作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既然到了喝酒的地方，那咱们就别客气了，感谢杏花村酒业集团，干！”
我这是第一次喝汾酒，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也没有品出什么风味来。紧接着我们又每人喝了一盅竹叶青酒，我感觉比汾酒口感更好，白酒度数感觉也低一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白玉汾酒和玫瑰汾酒，这两种酒口感绵绵的，两种酒下肚，闭上嘴，从鼻孔呼出两股香气。再回来喝竹叶青酒就更好喝了，汾酒也变的好喝了。小小的酒盅，这四种酒轮流着一盅接一种，我每喝完一盅，就用力从口鼻向外呼出香气：深深吸入一口气，再口唇微张，上下牙齿轻咬，用力向外吹，吹得口唇突起，腮帮膨出，呼气则带有甜香。班长和任都是将下颌前伸，抿住上唇，将香气呼出，似乎又重新用鼻子吸进去，这也许是内蒙古喝法？后来有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们桌，王老师悄声跟我们说：“这是专门的陪酒员”。她说了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中她非常豪爽，端起酒盅一饮而尽，似乎说了些别客气、多尽兴之类的客套话。这次喝酒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越喝越爱喝，越喝越好喝，丝毫没有头晕上头的感觉。现在我已经戒酒多年了。
吃完午饭喝完酒，我们被引入一个侧门，直通招待所的一个房间，王老师介绍说：“这儿有专门的客房供客人醒酒的”。房间细长，摆设很简单，全是单人床，铺着一条金黄褐色的床单，下摆很长，几乎触地。床间距大约一米，床头一个小床头柜，上边有暖瓶和水杯。我们就躺下来休息，任喊了一声：“妈的，老子又回来了！”很显然，他对被赶出招待所还没有释怀。芬和荣没有去招待所醒酒，她俩是不是把各种酒都尝过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只顾自己享受自己的了。
杏花村是我们在汾阳调查的最后一站，醒完酒我们就直接回太原了。回到实验室，我们一边分离血清测麻疹抗体，一边整理调查表，大家一起做数据汇总，形成一个数据库。根据数据库，每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设想对数据进行再整理，制作成图表，撰写论文。尽管大家使用同一套数据，但从这套数据提炼的信息是不同的，这跟大家的兴趣和着眼点不同有关，最后写成的论文也都不同。这次的毕业课题完全是传统的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现在这样的调查已经不多了，现在很多的流行病学研究都是坐在电脑前利用现成的数据库重新提炼信息。其实在我们做调查时，王老师就跟我们讲，“现在做流调比以前难多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做流调很容易得到当地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的配合。现在一切向钱看，到了下边人家已经不太愿意接待我们，更别提帮助组织配合了！”
王广康老师是我们这一小组负责人，是带队老师，他后面还有一个学生实习三人指导小组，成员除了王广康老师，还有教研室主任王俊升教授和张志敏老师。王俊升教授曾来美国进修过，回去后估计也和当年很多来过美国的学者一样感慨当时的中美差距，很容易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王广康老师就很不爱听美国多么多么好这样的说辞。有一次喝酒之后他有些失态，教唆我们把王俊升教授灌醉，让他出出洋相，看他还说不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王俊升教授回国之后研究军团菌病，我曾读过他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有关论文。张志敏老师听说是孩子还小，不是每天来上班，我们不是总能看见她，只是在论文答辩时她给我们提问过问题。传说她是铅球运动员，曾抱着孩子参加校运动会，轮到她上场了，把孩子交给别人，只一投，成绩就是断档式的领先。
流行病学教研室当时年资最高的是姚凤一教授，当时天津医学院有个流行病学教授叫耿贯一，事力学系用的统编教材《临床流行病学》的主编，姚凤一教授是编委会成员。耿教授曾应姚教授邀请到山西医学院做过一个艾滋病流行病学的讲座，但姚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也没有指导过我们的实习，稍显遗憾。不过后来我们同学们都不迷信代课老师的职称了，讲课的老师是不是教授无所谓，讲课水平似乎跟职称高低没有关系，但我个人还是喜欢听名教授的课，他们讲课本外的内容更多，也更有趣。
五年的大学学习就要划上句号了。人生的前二十年在农村长大，随后的五年在山西省会城市学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龄人交朋友，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原市是山西省最大城市，尽管很多见过大世面的说太原还差得很远，但我很喜欢太原，喜欢这个城市、喜欢那里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让我这个乡巴佬有自卑的感觉。我热爱山西，山西所有的地级市和大部分的县我都能叫出名来，很多山西同学我都知道他们来自于哪儿，甚至知道他们的地方特产，像太谷饼、平遥牛肉、柳林大枣。我经常跟人说我是来自山西的，有时是口误，本来是想说我是来自山西医学院的，但当时我确实对山西比对辽宁更了解。到了山西才对辽宁有了些许的了解，听人说辽宁好，体育大省，出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辽宁足球连续多年联赛冠军，辽宁是工业大省，也是文化大省，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喜欢读《辽宁青年》。
感恩那个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令人振奋的时代，我随着时代大潮沉涌，最终出乡关。我很感恩，上大学是免学费的，火车票是半价的，我一个家庭困难生还一直领取助学金，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工作，听人说我们大学毕业生还属于国家干部，当时吓了我一跳。“国家干部”，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说，那就是当官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到了单位一定努力工作，以报答国家对我的培养。
要毕业了，我们都在做毕业前的准备工作，全系集体合影留念，去照相馆照两寸的头像并洗出几十张分别留给同学们留念，在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在校园夜餐部通宵喝酒，痛哭告别。在讲到学潮时曾提到过，当时夜餐部是大家聚堆看央视新闻联播的地方。在毕业前不久，有一次晚上到夜餐部吃饭，我误把面值100元的纸币当成10元拿来结账，收钱的也把它当成10元的给我找零，半夜发现我的100元钞票不见了，猜测是在夜餐部弄错了，赶紧去夜餐部，他们也打烊准备下班，负责的说收费的后来结算一天的营业额时也发现有一张百元大钞，猜测是某个学生搞错了，但他们当天所有的营业额已经封存了，叫我明天一早再去找他们，并让我放心，说知道学生没钱，不会私吞这些钱的。最后第二天如约取回90元。
毕业分配时，学校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各自的省份，我是煤炭部委托培养的，所以要到煤炭部所属的矿务局。当时辽宁省有六个矿务局：抚顺矿务局、沈阳矿务局、铁法矿务局 （位于大城市铁岭）、阜新矿务局、北票矿务局 （位于朝阳市）和南票矿务局。另外大连市有一家煤矿工人疗养院，山西医学院曾经连续几年跟他们争取分配名额，但人家不需要人。最终我被分到南票矿务局卫生处。
南票位于锦州西部，锦州与我老家瓦房店市隔渤海湾几乎南北相望。南票离锦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曾经是锦州市的一个区。锦州还下辖一个县级市---锦西市，当锦西市升级为地级市并更名为葫芦岛市的时候，南票被划归为葫芦岛市的一个区。当时从锦州乘火车向西部进发，一开始是辽西走廊的平原，后来进入山区，越走越荒凉，站名都是一个一个当地村屯的名，什么何三家、台集屯、黄土坎、黄甲屯。到了黄甲屯时，铁路左侧是一个运送煤泥的黑色大坑，右侧是些地摊和店铺，一条横跨铁路两侧的街道，路上行人很多，后来听说是“黄甲的王府井”，看着确实比前面的几个屯更繁华一些，但路面上覆盖了一层黑黑的煤泥、煤面和煤渣，心想这地方可怎么生活呀？好在火车继续前行，心中窃喜，可算不用在这个地方工作了。火车又走了一站，是终点站---南票站，看着干净多了，心想这还差不多。我走下车厢，问一个工作人员，去南票矿务局报道改怎么走？结果被告知我坐过站了，我需要再坐回到前一站，结果还是要回到那个脏地方---黄甲屯。随后的几年我就在黄甲屯工作、生活、成家，但很遗憾没有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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