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基础专业的研究生都被要求有教学培训或者说是教学任务，一般情况下我们研究生都是参与对本科生的实验室教学，就是教小课，通常是一个班级30人的实验课。所谓的教大课，就是在阶梯教室教理论课，一般一个阶梯教室容纳8个班级，240人左右。通常情况下，研究生是没有资格教大课的，而我却有幸在读研的时候参与了教大课，而且一教就是两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对医疗系本科生的卫生学教学包括环境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劳动卫生与职业病这三个章节的内容，通常由三名老师分别负责这三章当中的一章。理论教学一共只有36学时，另加5次共15学时的实验室教学，都是春季教学。刘老师是我们的大师姐，只比我年长三岁，她是大医本科毕业，但是在上大三时被选送到天津医学院系统学习营养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医卫生学教研室，专门负责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教学和科研。刘老师为人热情奔放，我研究生第一年偶尔去教研室的时候就听到过她那银铃般爽朗的笑声。没想到，等我研究生第二年秋季正式进教研室时，这笑声却听不到了。原来，刘老师得了一场大病，手术后需要长时间恢复，不能来上班了。
作为一名新入科的研究生，当时我最关心的是我的研究生课题，涉及到阅读文献和选题，还要学习实验技术，好在卫生系教研室和大连医科大学-日中永和协会合作医药科学研究所正在进行很多的实验，我们研究生可以有机会练习多种动物实验技术。教研室在一楼，药物研究所在六楼，经常楼上楼下地来回跑。有一天，仲老师给我引荐一个个子矮小的、胖墩墩的、慈祥的老太太，说这是阮老师。阮老师嗓门很大，声音尖尖的，讲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阮老师已经退休了，但是明年要回教研室临时接替刘老师的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教学。退休前阮老师是卫生学教研室营养学教授，带领刘老师还有已经出国我未曾见过面的马老师负责营养学的教学与科研。她们三名女将曾做过一项课题“维生素C、E和B2对血脂的影响”，有动物实验和人群干预，据说这三种维生素合用具有很好的降血脂效果。她们还做过不同人群包括牧民和渔民的膳食营养调查，其中对渔民的调查就在长海县，是大连市的一个海岛县。记得阮老师讲过，在海岛调查时，问“吃的什么？”，答“饺子”，“什么馅的？”“鱼馅的”；再问下一个“吃的什么？”，答“包子”，“什么馅的？”“鱼馅的”；“吃的什么？”，“馄饨”，“什么馅的？”“鱼馅的”。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渔民就是鱼民。
这次阮老师不作为返聘，她能得到的报仇就是一点讲课费，纯粹就是帮忙，帮助教研室度过这个难关。但阮老师身体不好，有严重的高血压，无法完成所有的营养学教学，所以仲老师希望我能加入进来，为阮老师分担一半的理论教学。知道我是卫生系毕业的，阮老师说：“你们卫生系的营养要上100个学时，而我们的营养教学只有14个学时，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仲老师也鼓励我：“教务处已经批准了，你可以参加阶梯教室的教学。你的会上发言我听了，表达没有问题。”本科生的教学有两轮，在两个阶梯教室，当时的计划是，教案由阮老师准备，阮老师教第一轮，我旁听观摩学习后再到另一个阶梯教室教第二轮。
一切决定下来以后，我内心很忐忑。本科生的理论教学，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上大学时，都是教授上课，一部分是讲师上课，只有极个别的年轻助教能有机会去教大课，往往也只教那么一两次不超过4学时。而我什么也不是，不是大医在编的教职工，只是一名研究生，尽管也有4年的工作经验，可我是在偏远的矿山，工作内容与大学教书毫不相干。我很紧张，尽管教学现在没开始，还是下个学期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很兴奋，没想到我也可以教大学生了，暗暗下定决心，好好准备、好好表现，争取留校任教。当时我研究生毕业首选是到一所大学任教，我喜欢大学的氛围，也喜欢寒暑两个假期。
教研室备有《卫生学》教材，我手头还有一本我的大学课本《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可我心里还不踏实，我每天阅读《中国食品报》和《健康报》，还不定期到图书馆翻阅相关杂志，中文的《营养学报》，英文的《Nutrition Review》，我翻成《营养综述》，而仲老师认为是《营养述评》，因为作者往往把个人观点加入到文献综述里。我上大学时就不喜欢老师照本宣科，讲课干巴巴地只有骨头没有肉。轮到自己要讲课了，我是希望能多搜集一些素材，课堂上可以随意发挥，用一些小故事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也增强我的自信心。
春季开学了，教学就要开始了，卫生学首先是环境卫生部分，两周半以后就是营养和食品卫生。阮老师怎么还没来呢？作为教学秘书的师兄告诉我说，阮老师高血压病犯了，头晕，来不了。这意味着两轮课都由我负责，我也丧失第一轮观摩阮老师教课的机会了，尽管阮老师把教案准备好了，可我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第一次上课我终身难忘：我也学着老教授的样子，腋下夹着挂图，手里捧着教案和教材，一个人孤独地蹬着阶梯教室的楼梯，心跳到嗓子眼了，双腿居然颤抖。推开门，看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心里反而踏实了很多。开讲以后内心就平静下来了，已经准备了一个学期的内容烂熟于胸，讲起来也非常自信，根本就不用看讲稿。同学们也很捧场，课堂上能够互动，节奏控制的也很好，没有因紧张提前把内容讲完，也没有拖堂。两节课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只是觉得很累，嗓子有些沙哑，整个人瘫坐在办公桌前，不想说话，也不想吃午饭。
讲了几次后，心里有点骄傲自满，课前准备没有那么认真了，更多地分心于实验了。有一天，我的课是在第一节课，8点开始，我早早到了办公室，想看一眼教案，因为前一天忙于实验，未作任何准备。仲老师忽然走进来：“一会儿我去听你的课。”糟糕，就这一次我没有在前一天准备好，前几次都是提前认真准备的。这一节要讲维生素的营养，内容相对有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首先介绍的是脂溶性维生素A、D、E、K，在讲到维生素A时，要介绍一个概念叫“视黄醇当量”。维生素A又叫视黄醇，从食物中可以直接摄取视黄醇，但食物中的β-胡萝卜素摄入体内后也可以转化为一个视黄醇，转化效率是1/6，即每六个分子的β-胡萝卜素可以有一个视黄醇分子形成。所以，计算视黄醇食物摄入水平时，要把食物中视黄醇和β-胡萝卜素的六分之一加到一起，称为视黄醇当量。当我讲到这里时，课堂上一片喧哗，可能是有些同学没听明白，也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我就又重复了一遍。总体上这节课的感觉不如前几节课，但课后仲老师评价很好，还和我一起分析为什么学生没有听懂，另外给我讲课内容做一补充：食物中，除了西红柿和胡萝卜，黄心地瓜β-胡萝卜素含量最高。
我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最辛苦，就是1998年春，因为刘老师还很虚弱，教研室需要我继续教阶梯教师的大课，好在教过一年了，教案是现成的，只需要课前翻一番就行了。我们研究生毕业论文要附上一篇综述，所以我要查文献写综述。另外，我的毕业课题“顺铂肾毒性生化机理研究”还没做完。除了自己的课题，还有药物研究所的抗癌药效试验，当时好几件事摆在面前。我把一个大月历铺在办公桌，每天回宿舍前把第二天要做的几件事记在当日的月历框里。我的一名研究生同班同学擅书法，她送我两个大字，“高远”，我就贴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墙上，每天上班时看一眼，下半时再看一眼。当时我是忙而快乐着，后来比我低一年的师妹跟我说，“当时我都替你着急”。
当时的课题是想做一些当时比较热的凋亡与肾毒性的关系，但是当时大部分的凋亡研究和检测手段都是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上，而我是在注射了顺铂的大鼠的肾脏里检测，可参考的检测手段有限，而当时的一个检测试剂盒叫做TUNEL的需要好几千块人民币，我心里不打准是否把钱花出去就能得到结果，正犹豫着。仲老师建议我试一下一氧化氮，我查了一下南京建成生化检测试剂公司，试剂盒几百块人民币，还能试的起。结果非常好，试剂盒的质量尤其棒，后来在美国也试过美国公司的一氧化氮试剂盒，与建成的没法比。建成是南京铁道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季健平老师成立的，很厉害。肾脏一氧化氮的含量能够被顺铂诱导，就又测一下合成一氧化氮的酶来相互印证，就是用前文提到过的组织化学方法，即看酶活性，又看酶分布。最后我的论文还被评为当年的优秀毕业论文。
卫生学的硕士点是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专业，起初是由夏元洵教授任导师。我最早知道夏老师是我大学时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有大连医学院夏元洵教授主编的《化学物质毒性全书》出版了。仲老师是以副导师的名义参与指导研究生，后来仲老师与夏老师并列作为双导师，再后来仲老师就是独立的研究生导师。仲老师师从夏元洵教授，可仲老师并没有攻读硕士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仲老师个人的业务成长，除了夏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与仲老师自身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曾跟我们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整天泡在动物室，弄得满身都是大鼠味，别人闻到都嫌弃，他也不管，就这么慢慢积累。受仲老师影响，我们一众年轻的研究生和已经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都团结一心，干劲冲天。
夏老师和仲老师早期是做肝脏毒理研究的，曾和中山医学院的周炯亮和庄志雄教授以及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任引津医师等共同承担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化学性肝病研究”。后来夏老师退休，仲老师就转向肾脏毒理，因为他觉得大医没有卫生系，总体竞争力下降了，肝脏毒理又比较热门，就决定转向相对没有那么热门的肾脏毒理。尽管硕士点是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专业，但仲老师并没有研究工业毒物诱导的肾脏损伤，而是研究抗癌药顺铂的肾毒性。当年乔树民教授仿制顺铂成功，将技术转让给一家制药厂，药厂除了馈赠了一些金属铂，还免费提供顺铂作为研究试剂。我们好几届的研究生都是做顺铂肾毒性研究。
教研室的家底主要是从“七五”攻关课题那时候打下的，瓶瓶罐罐和各种常用试剂应有尽有，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教研室没有超速离心机。教研室的叶老师说，夏老师傻，当时自己当大连医学院的院长，不趁机给自己的教研室买一台离心机，他偏强调别的教研室已有，可共用，结果每次用人家的离心机都要看人家的脸色。
夏老师长得瘦小，手拄拐杖，面无表情，很有威严，说话声音很小，听说有时用手杖敲打地面以强调他的讲话内容，别人都怕他。我入读研究生时夏老师已退休，在年终聚会时第一次见到他，就是面无表情，不过那是因为夏老师患有帕金森病而呈现的面具脸特征。后来我曾和师妹一起去夏老师家听他口述大医校史并作录音和笔录。有一次师妹没去，我是一个人去的，夏老师还问：“那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得知名字是哪几个字后，就在他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来。可见尽管已经退休，但夏老师还在关心教研室的未来和下一代。类似于崔肇春教授当了很多年助教，夏老师当了很多年讲师，是有名的“老讲师”。夏老师临终前，教研室的张老师到夏老师的病榻前做最后探望，夏老师平静地说：“人生就像是在写一部小说，我这已经写到最后一页了！”张老师眼泪扑簌簌地向下掉，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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