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上）

第一次去位于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简称NAMA)，参观的过程，虽然表面淡定，但内心却如同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对所见所闻止不住的心肝儿颤—好物件看花了眼，没看够，还要再来，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感谢天赐良机，不久前我们又去了NAMA, 细细观赏，仍觉时间过得太快。总是还要再来的，我安慰自己。

图片来源：https://www.stevenholl.com/project/nelson-atkins-museum-of-art/

回家后查阅资料，读到中央美院邵彦教授发表的一篇《纳尔逊博物馆观赏记》（链接见https://www.cafamuseum.org/exhibit/newsdetail/2415 ）。原文出自《大学与美术馆》第六期 （2015年10月）。虽然这九年间NAMA的外观和内部展室结构各有变化，但邵彦教授的这篇游记以她深厚的美术史研究功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NAMA的中国艺术品展区非常翔实而生动的信息，细细读之受益匪浅。我不敢“彦”门弄斧，更不想画蛇添足，不如就在邵彦教授这篇游记的引领下，浅浅回味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品展。

NAMA的中国艺术品展区分为墓葬和宗教艺术展厅（展品主要是汉画像石、墓葬构件、唐三彩和金元工艺雕塑），雕塑和绘画展厅以及中国装饰艺术展厅。我们去的时候，在绘画展厅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展名为“魅力女性：中国艺术中的性别与时尚”。邵彦教授在游记中提到位于中国艺术品展区尽头的“中国庙宇室”是全区的“高潮”—

“正中端坐的水月观音是整木雕成并施彩绘，保存完好，造型精准，气质高贵沉静，其年代归属于辽或金（11-12世纪）。两旁还有几尊金代木雕施彩和明代铜铸施彩的观音像。中间观音的背后是来自山西赵城广胜寺后大殿山墙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头顶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龙藻井和清代平棋，面前的雕花格扇门来自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员宅院。壁画和格扇门分别是1932年卢芹斋出售和捐赠给博物馆的，智化寺藻井和平棋都是1931年史克门在中国购买的，这个展厅也是出自史克门的设计，在1933年开馆时就向观众开放，不过水月观音则是1959年才入藏摆放此处的。”

 

水月观音像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来自山西赵城广胜寺后大殿山墙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佛会》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来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龙藻井和清代平棋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我们去参观时，NAMA的中国庙宇室是在墓葬文化展区的尽头。来自清朝官员府邸的琉璃绿色雕花隔扇门配着朱红色的门柱将展区自然隔开，形成一间相对封闭的屋子。来自各个年代、各个出处的雕塑艺术品被巧妙地组合起来，突出庙宇的主线。这样的设计称为“Period Room”,翻译为时代屋或时代房间，其灵感来自欧洲历史建筑和世界博览会及其展品。时代屋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博物馆设计中开始流行，可以用来展示同一建筑的不同时代或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对于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博物馆来说，可用于建造时代屋的壁画建筑构件成为抢手的收藏品之一。

图片来源：https://www.orientations.com.hk/highlights/creating-spaces-for-asian-art-c-t-loo-and-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

根据史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山西赵城（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的4幅巨幅壁画以“筹款修缮”为名经寺院僧侣和赵城县长之手出价1600银洋卖给古董商，几经易手后辗转至美，后被美国的三个博物馆收藏。下寺前殿的两幅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艺术博物馆收购，后殿东壁的《药师佛佛会》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后殿西壁的《炽盛光佛佛会》由NAMA收藏。其中后殿东西侧两幅壁画保存最为完整，画工、构图也最为庞大、精美。然而同样的艺术瑰宝因着博物馆陈设和布局的不同，给游客的感觉也尽不相同。

前面提到NAMA的中国庙宇室内《炽盛光佛佛会》壁画组成时代屋的一部分。为保护700多年前质地脆弱、颜色不稳定的古壁画，全室采用人工暗光，并限制参观人数。有趣的是，那尊造型优雅又不失庄严的水月观音像被安置在壁画前，自然形成游客与壁画的隔断。门柱内侧靠墙有两条长椅，供游客安坐赏之。在黑暗中坐着，壁画、塑像以及天花板复杂精美的拱型穹顶不能完全看清，反而契合了当年古寺的环境。来观赏的游客大多放轻脚步，犹如进入寺庙中保持静默。我突发奇想，建议NAMA为这间时代屋配以古庙钟声，“万籁此俱寂，惟馀钟磬音”的意境就出来了。

图片来源：https://www.orientations.com.hk/highlights/creating-spaces-for-asian-art-c-t-loo-and-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

而由大都会博物馆（MET）所珍藏的《药师佛佛会》壁画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游客。初进MET的早期中国佛教艺术阿瑟.赛克勒展厅（亚洲艺术部最大的展厅），首先被吸引的就是位于西壁的高7.52米，长15.12米的《药师佛佛会》壁画。展厅采用自然光照明（注：屋顶是可过滤紫外线的特殊玻璃），并在壁画前设置长椅两条，供游客细细观赏。因为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间的主佛坐在莲花之上，日光、月光菩萨分侍两旁，另有若干护法、护持围绕。整幅壁画构图庞大，气势撼人，细看线条飞动，色泽精美。

《药师佛佛会》，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广胜下寺，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大都会博物馆

除此之外，展厅其余三面环绕着龙门石窟浮雕《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与之相对应的《皇后礼佛图》现藏于NAMA，在中国雕塑展室的尽头），响堂山石窟的佛、菩萨头像、佛手，天龙山石窟菩萨头像，以及形制巨大的《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人造像碑》（被学界公认为北朝造像碑艺术之冠），件件皆是杰作、瑰宝、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然而初次参观的我，除了被这济济一堂的文化精品所震撼，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或许是在相对开阔和明亮的环境中人来人往，光线和气息无法让我真正安静下来细细地品赏？

邵彦教授在游记中有几处比较NAMA与大都会博物馆（MET）的亚洲艺术馆，尤其是中国艺术藏品。

“2008年新馆舍落成之际，纳尔逊博物馆的藏品已经超过3.5万件（并仍在增长中）。这个数量远少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同行，但许多门类中的顶级精品毫不逊色，甚至整体品质更高。……亚洲艺术足以与欧美艺术分庭抗礼，一直是（纳尔逊）博物馆的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得益于建馆之初选择的在华代理人史克门（Lauren Sick man，1906-1988）的个人才华、对亚洲艺术和博物馆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历史机遇的敏锐触觉。纳尔逊博物馆至今先后有过5位馆长，第一、第三、第五位是西方艺术史专家（第五位即现任朱丽安·朱戈扎高蒂耶Julian Zugazagoitia），第二、第四位则是中国和东方艺术史专家，而且任期都漫长：史克门曾任馆长24年（1953-1977），他的助手与后继者武丽生（Marc F.Wilson）担任馆长更是长达28年（1982-2010）。在一座综合性博物馆八十余年历史中有52年由亚洲艺术专家担任馆长，这在西方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作为观众，身在展厅也能感受到纳尔逊博物馆对中国艺术非同一般的偏爱是源自两任老馆长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所有美国博物馆中，只有纳尔逊与大都会两家设置了如此多的中国展厅，展区面积大致相当，而两馆的总面积与馆藏总数相差悬殊，换言之，以中国展区在全馆的地位而言，纳尔逊是全美之冠。”

图片来源https://www.dpm.org.cn/Uploads/File/2019/12/04/u5de7b2d292477.pdf

读到此，我好像恍然大悟，为何纳尔逊博物馆（NAMA）的中国艺术展厅能够与我的文化背景相契合，有似曾相识之感 （déjà vu）以及他乡遥望故土的复杂情感；而大都会博物馆（MET）的亚洲艺术展馆，虽拥有近6万件藏品，给我的感觉反而是大而疏离，美而冷淡的。当初带着犹如朝圣般的渴望去MET，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亚洲艺术馆，反而是一步一惊喜的埃及馆馆藏及从埃及整个搬运过来的丹铎神庙。凯文•汤姆金斯 （Calvin Tomkins）在他的历史类书籍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已译成中文，《商人与收藏：大都会博物馆创建记》，译林出版社 2014) 提到，1905年开始，MET的第四任董事长皮尔庞特•摩根组建埃及艺术部，训练并资助埃及考古活动。他最好的投资就是“偷挖”到了时任波士顿美术馆埃及艺术部主任及哈佛大学埃及学教授阿尔伯特•利思戈，并请他担任MET埃及艺术部首位主任。利思戈作为埃及考古队领队，1907年1月亲自带队去埃及发掘，在此后的35年里不断取得埃及文物考古的非凡成功。在发掘现场，利思戈的一位年轻门徒赫伯特•温洛克因着对埃及文化的热爱和对考古的极高热情获得众人的欣赏，他后来成为知名的埃及古物学家和大都会博物馆的第四任馆长……

1925年 MET在埃及考古团队合影。后排左一为赫伯特•温洛克，左三为阿尔伯特•利思戈。图片来源：https://kemet-upuaut.blogspot.com/2011/11/herbert-winlock.html

想到阿尔斯特大学遗产和博物馆研究教授及主管伊丽莎白•克鲁克（Elizabeth Crooke）曾说，“是人给物品和藏品带来价值和影响。因此，如果博物馆不能与人建立联系，它将毫无意义。” “人”不仅指博物馆的参观者，还包括博物馆的管理者及整个运营团队；这个“联系”不仅指人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更包括人与社会、自然、历史、文化深入的沟通。博物馆最初是存放战利品的神庙，后来成为王公贵族的私人收藏室，再至作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收集、保存、研究、阐释和展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从这样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文物藏品的价值和影响是随着人和这样的联系在不断地变化。从掠夺，到私藏，到展出；从存放，到保护，到研究；从排他，到接纳，到欣赏—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建立联系的需求和尝试使博物馆的成长有根有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