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批评纽约市长候选人佐兰·曼达尼(Zoran Mandanī):“他对我们的国家非常有害。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评论,极具杀伤力,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中性词,而几近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禁忌词,等同极端、专制、独裁,甚至恐怖主义,它还带有冷战记忆、红色恐慌以及“威胁民主价值观”的负面联想。
20世纪初,“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响彻欧亚大陆,无数革命者曾高举镰刀锤子,梦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百年已过,镰刀锤子的光芒早已黯淡,昔日誓言如今化作历史尘埃。21世纪的今天,“共产主义者”在多数国家已成为敏感词,近乎羞于启齿的身份标签。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曾经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正逐步退入历史的阴影,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存在。
这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天谴”,也不是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单方面胜利,而是共产主义从理念到实践之间那道鸿沟,终究被现实放大到了崩溃的程度。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政治主义、权力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遭遇是一部从“乌托邦”滑向“反面教材”的现代寓言。
最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极具诱惑力的。尤其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分化和工人阶级的广泛贫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像是一针强心剂,给被剥削的群众注入了希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未来。
在理念上,共产主义可谓“高级社会哲学”:不但关心物质分配的公平性,还努力建构一个全新的文明架构。它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确有锋芒;对劳工权益的强调,也确有进步意义。
但理想越美,现实越骨感。共产主义理论在逻辑上始终存在两大缺陷:第一,人性预设过于理想化。它假定人在集体利益前会自觉牺牲个人利益,自觉工作、自觉奉献,而不是投机、偷懒或争权夺利;第二,经济组织方式高度集权,极易滑向政治专断。理论中的“消灭国家机器”,在实践中却导致国家机器空前膨胀,并掌握一切资源、思想与权力。这两点构成了共产主义从理想到灾难的双重伏笔。
共产主义一旦进入实践,便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而其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为了实现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逻辑误区。许多共产主义政权刚一上台,便通过清洗、肃反、集体化运动、“再教育”等方式将国家机器武装到牙齿。人民不再是“当家作主”,而是“服从命令”的对象。
计划经济看似合理:生产由国家统筹,资源集中配置。然而,市场信号缺失、资源错配、官僚效率低、基层反馈机制瘫痪,导致普遍出现:粮食短缺:苏联“集体农庄”一度导致大饥荒;工业落后:东德的汽车“特拉班特”几十年没换过样式;创新停滞:各国科研以“红色意识形态”为先,科学沦为工具;灰色经济横行:在配给制度下,“走后门”“黑市”成为生存方式。
当“按需分配”沦为“按关系分配”,当“消灭阶级”导致“特权新贵”,广大人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最后一丝幻想也悄然崩塌。
理论上,共产主义最终将“消灭国家”;但现实中,它成了强化专制权力的工具。一党专政制度成为普遍现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由党内高层直接控制。更严重的是,党内斗争常常比外部敌人更可怕。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反右和文革、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杀戮……这些运动一再表明,共产主义国家靠制造敌人、发动群众斗群众来维持权威。
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仿佛给20世纪画上了浓重的一笔讽刺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阵营一夕之间崩塌,这是对整个意识形态的一次“信任票清零”。
这场剧变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共产主义体制并不自洽,一旦群众不再恐惧,一旦外部世界开放,便很快失去合法性;第二,对经济全球化毫无应对能力。封闭型经济体无法与市场经济国家竞争;第三,思想控制方式过时。随着科技与信息传播的加速,言论压制不再有效;第四,“集体幸福”终究敌不过个人追求。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对比下,年轻一代更加青睐多元价值而非统一意识形态。
从此以后,“共产主义者”这一身份不再荣耀,反而在多个国家成为反面标签。即使在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如越南和中国,也积极引入资本主义机制,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外资引进,实质上已走向“改头换面”。
有人或许会为共产主义辩解,称它“只是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被误用”。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一个百年理论如果始终无法在现实中良性运作,只能依赖理想主义者的“解释权”来维护合法性,那它本身就存在设计缺陷。
更何况,马恩提出的社会结构分析,基于19世纪欧洲工厂制度,而今早已被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服务经济、资本流动重构。它强调“生产资料决定上层建筑”,但忽视了信息革命、制度创新、企业家精神等新变量对社会的驱动作用。在今天的世界里,强调“全体公有”“消灭私人产权”的理论,已与时代脱节;而“按需分配”的主张,更像是一种未加计算的善意幻想,连瑞典、丹麦这类高福利国家也没有走这一步。
归根结底,共产主义如今成为“过街老鼠”,不仅是实践失败的问题,更是它在思想、伦理与制度设计上,都未能有效回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它忽视人性之恶,只高估人性之善;它放弃权力制衡,沉迷单一真理;它依赖高压统治,结果养出恐惧与虚伪;它梦想统一思想,却毁掉了自由探索的可能。在一个多元、复杂、信息泛滥的现代社会里,任何希望用“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一切”的尝试,注定是死路一条。而共产主义,正是最经典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