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称作“黄色”，独具中国特色

“黄色”作为色情代名词，独具“中国特色”。然而，作为中国传统中象征崇高、权力和光辉的颜色，黄色何以与“低俗”、“情色”甚至“淫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黄色”如何从一种高贵的象征，堕落为色情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黄色是至高无上的颜色之一，代表皇权、土地与民族尊严。早在五行学说中，黄色便居于中央，象征大地与万物的核心位置；同时，黄色与黄金同色，被认为是富贵、荣耀的象征。更有甚者，唐代以降，赭黄色更被视为皇室专属，普通百姓若敢僭用，必遭严惩。唐人笃信，黄色接近太阳的颜色，乃天子之象征，因此常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之说。

 

黄色的高贵象征不仅限于物质和权力，还深植于民族身份中。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黄色的土地孕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清代学者王夫之著《黄书》，更以“黄”表达文化传承与学术经典。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黄色代表的不仅是视觉上的辉煌，更是心理与文化上的认同。

 

在基督教文化中，黄色并非崇高的象征。相反，它常与背叛、卑劣联系在一起。例如，《圣经》中出卖耶稣的犹大，常被描绘穿着黄色的衣袍，这使得黄色在基督教艺术中，被视为“不忠”与“堕落”的象征。在伊斯兰文化中，黄色则与死亡和不祥挂钩，进一步强化了它在西方世界中的负面含义。

 

在英语中，“yellow”除了表示颜色外，还隐含着“怯懦”、“卑劣”和“耸人听闻”等意思。这种语义发展，与19世纪末的美国新闻业竞争密切相关。 19世纪末，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与赫斯特为争夺读者，掀起“黄色新闻”风潮。他们雇用漫画家创作了极具煽动性的《黄孩子》漫画，并大肆报道耸人听闻的犯罪、性丑闻和社会阴暗面。这一现象导致“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成为媚俗、低俗和不实报道的代名词。黄色新闻的兴起，改变了大众传媒的内容取向，还为“黄色”与“低俗”划上了等号。

 

19世纪末，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入狱，他被捕时随身携带的黄色封皮书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尽管事实证明这本书并非色情文学，但它却成为《黄面志》（The Yellow Book）这一颓废文学刊物的替罪羊。由于颓废派作品中夹杂着情色元素，黄色渐渐被与色情内容划上等号。这一“黄皮书事件”不仅使黄色成为“淫秽”的代名词，还塑造了其后中西方文化对黄色的污名化。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黄色”这一语义在情色领域的转化，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西方的“黄皮书”和“黄色新闻”为这一转化奠定了语义基础，而中国媒体对“黄色”概念的吸收与再造，则将其情色化含义进一步扩大化。

 

中国现代语境中“黄色”与色情的联系，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当时，中国社会逐步接受西方文化，“黄色新闻”这一概念随之引入。20世纪30年代，媒体对明星绯闻、情色话题的大肆报道，使“黄色新闻”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而这种媒体导向，不仅使黄色的象征意义转向低俗，也进一步加深了大众对其情色化的理解。恰巧这个时候，才女丁玲公开和胡也频、冯雪峰的三角恋，还打算跟这两个男人一起三人同居！当时媒体用“黄色”标签这件事，使其成为道德失范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黄色”被官方授予了色情称号，“黄色刊物”、“黄色电影”指代带有色情或不良内容的作品，而“扫黄”运动的兴起，则进一步将“黄色”与色情联系起来。至此，“黄色”的象征意义在大众语境中，完成了从“高贵”到“低俗”的彻底转化。

 

“黄色”作为色情的代名词，承载了深刻的文化歧视与社会偏见。它不仅反映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禁忌地位，也暴露了媒体与文化语境对公共意识的塑造与操控。黄色从高贵的皇权象征，到低俗的情色代表，这一象征意义的转化，折射出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脆弱与复杂，其背后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社会心理变化和媒体传播交织而成的复杂历程。这一语义转化的背后，是权力、道德与大众娱乐需求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