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反华”已然成为美国政界一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单一政治人物的突发奇想,也不是某届政府的短期策略,而是基于两国关系结构性矛盾,美国“党内”“党外”人士的全盘共识。
美国所谓的“反华”,并不是反对中华民族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不是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敌视。从根本上讲,美国针对的是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人权问题和缺乏民主自由的现状。在美国政界的主流叙事中,这些议题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而非中国人民本身。这种立场上的区分,正是美国“反华”政策的重要特点。
当然,这样的区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具挑战。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与中国国家形象是紧密绑定的,这种复杂性为美国的“反华”政策,增加了许多层次,也使其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特质:既强调对中共体制的批评,又试图拉拢中国民众支持。
“反华”并非特朗普政府的独家标签。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其上届任期内,对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政策,并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如贸易战、技术封锁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发展的法规,但这些政策,在美国两党内部都得到了广泛支持。这说明,“反华”早已超越党派分歧,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共识之一。
民主党方面,拜登政府尽管在表述上,较特朗普时期更为谨慎,但对中国的核心立场并无本质改变。其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直接针对中国的科技崛起,而在台湾、南海、人权等问题上的表态也与共和党别无二致。显然,“反华”并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或者他委任了一些“反华”立场鲜明的人士而变得更加猛烈,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中美矛盾。
美国“反华”的背后,是两种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一个是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模式,另一个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实质上一党专政的体制。两者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而且在具体的国际规则上也冲突不断。
美国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以国家干预和不公平竞争手段获利,例如通过补贴国企、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等行为抢占市场份额。此外,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被视为对美国技术霸权的威胁。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被美国解读为中国试图以强权手段改写规则。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坚持“自由航行”、“尊重人权”等原则,与中国的主权主张形成对立。从气候变化到新冠疫情,再到联合国框架内的议题,中国与美国在如何治理全球性问题上分歧明显。美国批评中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搭便车”,而中国则指责美国推卸责任。
与“反苏”时期不同,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反对中共”与“支持中国人民”分开。这种逻辑表面上看来颇为高尚,是为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和“融入世界”。例如,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中共“剥夺香港民主”,同时鼓励香港民众“抗争到底”;在新疆问题上,美国制裁多家中国实体,声称是捍卫“穆斯林人权”。类似的操作比比皆是。这些政策无疑为美国争取了部分国际声援,但也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纯粹。
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本质上是基于“民主转型”的假设,即通过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发生内部改革,鼓励中国通过“讲规则”和“守法则”来融入世界。然而,过度施压可能适得其反,进一步激化中美对立。美国一方面强调“开放竞争”和“全球化”,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参与全球高端产业链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这种选择性的全球化策略,不仅损害了中美经贸关系,还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举措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收紧对华签证政策以及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都让中国民众感受到压力。这些措施,反而强化了中国政府“外部敌对势力”的宣传口径。
美国的“反华”并非单一政策,而是源自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博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博弈难于出现根本性改变。无论是捍卫自身价值观,还是维护全球霸权,美国的“反华”战略都将“进行到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反中共”与“挺人民”的关系,如何避免将“规则之争”演变为全面对抗,是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