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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笔邻
小时候，我们一直受教育，诚实是美德，好孩子不能撒谎。那时候，说谎话时会害怕，感觉分分钟可能被父母或老师发现或揭穿，当成“坏孩子”受到责骂或惩罚。
然而，随着我们长大成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让我们练就了说谎的一身本领。说谎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不会紧张，不会害怕。因为，即使谎言被揭穿，通常也不会带来威胁性的惩罚。相反，说真话反而让人害怕，因为说真话很容易得罪人，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包括社会排斥、职业风险，甚至法律后果。久而久之，保持沉默或说谎反而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在职场中，表达真实想法可能会触怒上司或得罪同事，影响职业发展，甚至导致失业；在社交场合，表达不符合主流意见的观点，可能会被朋友疏远，遭到社会排斥。这种环境下，很多人选择说谎或保持沉默，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
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然而，社交媒体环境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敏感词过滤、账号封禁、言论监控等措施，使得用户在发表言论时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即使在私人对话中，也需要谨慎措辞，以免被举报或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很多人因此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只发表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导致社交媒体上的没人敢说真话，内容单一化和表面化。
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有多部法律对言论进行严格约束。例如，《网络安全法》、《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条款，都可以用于打击所谓的“有害言论”。这些法律条款使得人们在公共场合和网络上表达真实想法时，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任何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批评，都可能被视为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众在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时，往往需要权衡可能的后果。对法律的恐惧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或发表迎合主流的言论，以避免触及法律红线。法律的高压态势不仅压制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也限制了公共讨论的范围和深度。
中国的强烈排外情绪主要来源于历史背景和国家宣传。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深厚的基础。政府利用这种情绪，通过宣传手段强化对外敌的仇恨，从而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对外敌的负面宣传，使得公众在表达与官方立场不同的意见时，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风险。这种环境下，言论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
例如，对美国和日本的负面情绪，往往被官方和媒体所强化，以塑造一种“外敌”形象。这种宣传手段旨在凝聚国内的团结，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然而，这样的舆论环境使得任何对美国或日本的正面评价，都会被视为“不爱国”或“卖国”，进一步压缩了言论空间。
言论自由的缺失导致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人们在公共场合不敢说真话，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缺乏真实的对话和沟通，使得社会关系变得冷漠和疏离。人们不再相信他人的言论，因为很难辨别这些言论是否真实。社会信任的缺失，使得社会问题难以被有效解决，因为人们无法坦诚地讨论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言论自由受限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表达，也影响了社会关系的质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表面化和功利化，深层次的交流和理解变得越来越难。社会冷漠和疏离，进一步加剧了信任的缺失和社会问题的积累。真实的沟通和信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言论自由的受限使得这一基础变得脆弱不堪。
从童年的诚实教育到成年的言论困境，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说谎会带来直接的惩罚，而长大后，说真话却成为了一种风险，不说真话才是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