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凡
举头望星空，问心求义仁。
此间有真意，
幸愧共凡尘。
司徒雷登，民国时期的美国政府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在中国因入选中学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获得了比在美国要高得多的知名度。 在那个课文中，除了大段的对美国干涉主义的批评外，提到司徒雷登的地方只有三处：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从这这三处话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受到了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驻华大使位子的缘故。如果我们忽略第一段话的尖刻调门，还是能从话里感受到司徒雷登这个话题人物的独特之处的。
司徒雷登出生于在杭州的一个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待到了十一岁后才回美国继续接受教育，然后因为出于传教的考虑来到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教育家，直到后面成为一个中美之间的外交人物。终其一生，在中国的五十年经历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还是他对高等教育的奉献，尤其是在燕京大学的成立和发展上。而传教士和驻华大使这俩身份，对他和对中国的影响反而是次要的地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最后不是因为教育事业的奉献而是因为那个吃力不讨好的民国末任驻华大使而被中国人民记住，也算是历史的遗憾。他的这个尴尬角色，自然没法子成为现时语境中的“老朋友”，而只能算是“旧相识”，颇为可叹。
司徒雷登本人对宗教虔诚，也因此对有不少基督徒的国民党情感上更亲近，但他在创办教育的过程中倒是没有特别强化教学中的宗教色彩和传教目的，而是强调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大学的服务精神。燕京大学里面虽然也有宗教生活，但那是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的，这样就把信仰生活和办学做了区分。从后来燕大的众多毕业生来看，这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各个领域的出色人才，算是彼时高校中的杰出者，这和司徒雷登淡化燕大宗教色彩很有关系，让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落到了实处，而不是让大学沦为宗教的工具，这一点是值得赞赏的。
司徒雷登虽然是美国人的后代，受美国人的宗教理念所鼓舞，但他本人经历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狂热的教士，而是有更多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接任驻华大使时，他也不是那种从职业外交官或者政客的角度去只为自己前途和美国利益而行动的人，更多是处于为了可能的和平和他心目中的为了中国的更和平未来的好意而行事的。虽然他个人情感上更倾向于国民党一方，但对另一方倒是谈不上多敌视，更多是处于理念不合的隔阂和生疏，这一点和美国国内的反共狂热分子大不相同。 早期作为马歇尔中国事务的支持者，司徒雷登真诚希望能实现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但他提出的建议与中国的现实和民众意愿脱节，最终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国共实力对比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最终付诸东流，司徒雷登也因此成为美国失败政策的一部分，受到三方指责。
尽管他在政治上并不老练，且未能完全平衡自己对教育、和平及美国忠诚的多重身份，但他一生致力于促进中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或许能更公正地评价司徒雷登，将他视为一个与中国有深厚渊源的普通人，而非单纯的政治人物，或许中国人会更加宽容和感念他。
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国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燕大学生一道反对过日本对华侵略，也在日本的军事占领的阴影下保护过当时燕京大学的师生们，而在日本对美宣战后，更是坐过日本人的监狱，算是和中国人民在那时同呼吸共命运了。回顾其在华的五十年，除了最后的几年接受了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大使责任，司徒雷登主要致力于在华的教育事业，最终过世后，他也未能如愿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自己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数十年的旧燕大校园。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未能充分认同他贡献的遗憾，也是他未能实现自己遗愿的一大失落。不过，能葬于杭州的出生地与其亲族同眠，也该能得到部分心慰。愿生于斯葬于斯的一个诚实的灵魂安息。
文章引用的出处：
1：《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
2：《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