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向帝国转变前后的罗马社会面貌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的转型,大致与中国从战国到秦汉统一的时间相近,但道路迥然不同:中国逐渐走向中央集权与官僚制,而罗马则走向城邦共和与公民兵制。罗马王政并非完全“轮流选举”或者完全世袭的制度,其早期受到贵族文化和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深刻影响,其王权在形式上受到贵族文化和伊特鲁里亚政治传统的启发,既具有贵族家族间流动的特征,又保留了选举认可的因素。
最后一任罗马的国王于公元前509年被驱逐后,共和政体确立,政治权力由元老院与执政官掌握,同时平民通过消极不合作的“平民离城”运动赢得保民官制度与《十二铜表法》以在法律逐步上获得了部分制衡贵族的权力。在法律和政治上,平民部分地实现了与贵族的平等,成为罗马公民。
共和早期,罗马城邦凭借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公民兵制,以及逐步制度化的罗马军团,向外扩张,逐渐征服周围的拉丁部落、萨姆奈特人和伊特鲁里亚城市。共和中晚期,罗马与西地中海强权迦太基爆发三次布匿战争,并在公元前2世纪逐步征服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国家,包括马其顿王国及其继承者的领土。
长期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逐渐衰落,大量土地集中到贵族和富豪手中,形成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庄园(Latifundia)。尤其是第二次罗马-迦太基战争(公元前218–201年)后,随着大量战俘被奴役,庄园经济迅速扩张,成为意大利本土的主要经济模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依赖谷物救济和临时援助维持生计的贫民阶层。
罗马的社会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开始尖锐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公元前133-121年)试图恢复自耕农经济,缓解贫富差距,但因触动贵族利益而失败。兵源问题同样日益严峻,传统公民兵制无法为持续扩张的帝国提供足够士兵。于是马略在公元前107年进行了军事改革(大致与中国的汉武帝时代重叠),由公民征兵制转向以贫民为主体的募兵制。这一改革虽解决了短期军队人力问题,却也使士兵的效忠对象从国家逐渐转向将领本人,为日后的罗马内战与军阀混战埋下隐患。
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征服,让罗马的文化风貌在共和中晚期也发生了显著转变。早期罗马以简朴、尚武为美德,但随着罗马-迦太基战争和东地中海征服带来的财富与奴隶大量涌入,贵族社会迅速向奢华与享乐倾斜。大量希腊文化输入(哲学、艺术、奢侈品)使罗马文化更加多元,同时引发保守派对道德沦丧的批评。家庭依旧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长制(pater familias)赋予家长对婚姻与生育的绝对权力。多子女家庭受到宗教和社会荣誉的鼓励,但随着奴隶数量增加和社会结构变化,这种传统家庭伦理逐渐被削弱。
在长期战争、土地兼并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罗马社会逐渐显露人口下降和家庭伦理松动的趋势。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开始参与权力斗争,最终在公元前27年确立个人统治地位,被元老院上尊号为奥古斯都(意即受尊崇的至高权威),成为罗马的事实上的皇帝(即使他本人一直自称为元首/第一公民,且罗马仍保留共和制度的元老院)。
正是在这种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压力下,奥古斯都开始推行更具强制力的人口政策与社会立法,以恢复家庭伦理与生育率。
“横向比较东西方历史进程是很有趣的事情。不关乎谁比谁厉害,就是单纯的比较,看看世界之大,人性之复杂,才发现以前的教育太局限了。“————世界确实很奇妙,我们以前的教育,算是给我们搭了个框架,剩下的就靠我们自己的兴趣去各种填补了。不过知道得越多人该敬畏心越多吧。
”‘存在决定意识’,真是有道理。也说明任何的政策格局其实必须是流动的,柔软的,可以自我修复的,才能长久。”————很对,政策一成不变自然是容易落后于形势,因势利导才是好的。在人口上,利少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无为而治的话,最后多半没啥人口可以统治了,哎
“根据浅见,凡是需要努力拯救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快要消亡了的,比如京剧。西方人口早就开始下降了,因为福利好,吸引了很多外来移民。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经济走下坡,福利跟不上了,人口快速衰减是必然的。”——大实话真是扎心啊,不过看看还真是这样,要是生命力旺盛的,自然不需要人为扶持了。人口不比京剧,京剧还可以小众存在,人口涉及到整个社会运转以及所有家庭,顶层设计还是得精妙一些。
我是觉得,西方也好,东方也好,经济生产的大社会化与人口生产的小家庭化就是工业或者后工业化时代的难题。如果经济优先而不是人口社会优先的话,必然会出现东亚这样的为了追赶经济而压缩人口结构的不可持续做法。美国在人口上虽然放任,但是这个经济与人口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靠保守的信仰加持与移民反倒是略轻一些。
“存在决定意识”,真是有道理。也说明任何的政策格局其实必须是流动的,柔软的,可以自我修复的,才能长久。
根据浅见,凡是需要努力拯救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快要消亡了的,比如京剧。西方人口早就开始下降了,因为福利好,吸引了很多外来移民。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经济走下坡,福利跟不上了,人口快速衰减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