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凡
举头望星空，问心求义仁。
此间有真意，
幸愧共凡尘。
序言
繁荣，往往被理解为社会财富的积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丰富、设施的完善和秩序的良好。然而文明社会当前的繁荣，并不表明其长期再生产能力依然健全完好。纵观人类世界历史中诸多文明的兴衰，古罗马文明从王政起步，历经共和国、帝国，最后衰败的一路历程无疑是后人观察文明的生命周期的一个极佳样本。罗马，尤其是西罗马帝国中晚期的社会演变似乎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共同体如果在繁荣中统治阶层与底层离心离德、社会缺乏有效粘合剂的状态，即便财富大量积累、制度依然完备，其内部潜伏的分裂与消亡的危机也会最终显现。
本系列文章试图在罗马衰亡过程中的内外诸多因素中，聚焦关于内部的人口这一方面，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在文明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关于人口的因素占据多大的分量？
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口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而是一直处于某种变动中。人口爆炸固然是危机的一种可能，在这种危机中，人口的自发繁衍超过了社会资源能支撑的程度，给社会带来动荡。而另一种人口危机则是人口减少或者文明认同的减少带来的文明萎缩。
人口的减少往往并非单指个体的懒散或自发选择，而是一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局部理性的结果。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统治阶层追求奢华享乐和消费主义，规避承担社会责任，无视底层民众艰难；底层则因土地兼并、经济压力、税负沉重和军事压力等等，生育意愿和家庭规模受到压缩。这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二者在人口问题上的叠加，形成文明共同体自身消解的长期趋势。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价值无法有效支撑人口再生产或者文明的再生产，文明的“后代”便开始衰减，危机潜伏在财富和制度的表面之下。
在现代发达国家，如东亚及部分欧美国家，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城市化压力、教育和生活成本高企，亦带来了国民低生育率的趋势。虽然科技、全球化分工和移民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劳动力压力，但其长期影响仍存在隐忧：文化认同弱化、社会凝聚力下降，以及制度对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依赖风险。
回望罗马的经验，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认识：繁荣的文明若忽视人口与文化的再生产，其危机往往源于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
本文参考多种二手史料与公开数据库资料撰写，非专业历史学家所作，难免疏漏。史论亦带有个人视角，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我记得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穷国人（比如南亚，中国以前）愿意多生，而富国人（比如东亚，西方国家）不愿意多养，根本原因是养孩子需要成本，穷人只要喂饱了孩子就行，孩子还可以帮着干农活，所以，以前生几个、十几个的家庭很多。而现在呢，孩子都是精养，这个班那个班的，大人除了要赚钱外，还要付出很多额外的精力，将来老了也指望不上孩子，因此，现在放开了生育政策，甚至还鼓励，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多生了。
还有，人口多不代表能参与生产（高级生产）的劳动力多，比如印度，人口14亿，但文盲比例很高，参与现代化生产的能力低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其人口红利的发掘。中国为什么能在近几十年飞速发展？因为得益于制造业的长足进步。除了历史的机遇、政权的高效集中、文化普及以及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外，有种观点，是因为得益于中文。中文是收敛的，而其他语种，比如英文是发散的。中文只要掌握3千个关键字，基本就能参与现代化大生产了。比如，只要知道鸡是什么，那么母鸡、公鸡、小鸡，猜都能知道啥意思了，不象英文，chicken,hen,rooster,chick，几乎没有关联。因此，中国人但凡受过九年制的教育，基本都能在生产线上拧好螺丝了，再加上中国人的勤俭耐劳，任劳任怨。
现在是无人化的时代，人口红利在极大程度上会随着AI的发展而消弱。一孔之见，难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