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贡氏
沈仲章（1905-1987），排行名锡馨，笔名亚贡、亚贡氏等。沈仲章一生经历丰富，涉足甚广，颇具传奇性。
【编者按】全文很长，仅节选首句(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与主要讲沈仲章的两大节。
流沙遗简——战火中抢救居延汉简往事
（节选）
《北京日报 》2024年12月10日
本报记者 张小英
居延遗址出土的永元器物簿，即汉代军队的装备检查清册。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 ……
沈仲章北大“窃”宝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身处危城的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匆忙撤往长沙避难。故宫文物及北平图书馆的大批善本珍藏，都已陆续被抢运到南京存放。而一万多枚居延汉简仍躺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抽屉里，无人顾及。
刘半农的助手、北大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室助教沈仲章为此忧心如焚。他兼任科考团理事会唯一干事，替理事会协调各项任务，不仅通晓多种外语，还擅长录音、摄影，主管拍摄过这批汉简，深知它们的价值。
彼时，北大已被日军包围。沈仲章半夜翻墙爬进学校，校园里一片狼藉。日军随地大小便，研究所收藏的各种古书和碑帖拓片，被撕开当手纸用。居延汉简虽然暂未被发现，但照此情景，迟早会被日军损毁。
怎么办？沈仲章向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请示如何抢救汉简，郑不敢表态，接着又找了几位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理事，“他们大半是躲开这类危险的问题，不敢表态”。有的甚至劝沈仲章，“啊哟哟！这个时候了，还去想这些？”
形势紧迫，沈仲章决定越权“顶一顶”。他找自己在北大的助手周殿福和一位工友帮忙，从北大旁门偷偷溜进去，把汉简一根根卷起来装进手提箱，连同居延毛笔的模型、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纪念邮票等，先后分四次“偷”了出来。
周殿福和工友是老北京，熟悉地形。他们和沈仲章穿小胡同东绕西拐，巧妙避开了日军的巡逻，把“偷”出来的宝贝辗转多处后，暂藏在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这是徐森玉（徐鸿宝）的住处。
徐森玉是沈仲章的顶头上司。刘半农去世后，他接管理事会日常事务。沈仲章是唯一干事，熟悉程序。两人合作默契，成了好友。沈一向可以自由进入徐家，彼时，徐已辗转流寓长沙。
沈仲章晚年口述：“抢救木简除了是为学术、为国家的声誉方面着想以外，一半还是为个人的原因，是为我敬爱的师长出发，其中一个是刘半农，再一个就是徐森玉。因为他们都为居延汉简倾注了很多心血。”
小庙里也不安全，日军随时可能挨家挨户搜查。沈仲章思忖，“德国商业银行比较守信用，他们不会瞎来，同时日本人也不会侵犯它，因为德国与日本是同盟。”他准备把汉简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德华银行。
转移前，沈仲章为汉简定制了两个半米多高的大木箱。因为汉简怕潮，“好些也已经酥烂，一碰就要断掉。”他打好木箱后，内衬瓦楞状马口铁，挡水防潮。放一层木简，铺一层棉花，减缓颠簸受损。整箱装满，焊接顶层铁皮密封，再钉牢木箱盖。
沈仲章的女儿沈亚明说：“父亲上大学前在上海祥泰木行当过学徒，被破格提拔到总部管理层，再被派往木箱厂，对制箱很有经验。父亲为那两只木箱注入了很多心血，以确保万余枚汉简万无一失。”
箱子放在人力车上，沈仲章与周殿福一人押一辆车，拉到德华银行。沈谎称箱子里是私人财物，租用保险柜暂时寄存。银行开了一张收据，将来凭票取物。
一切办妥后，沈仲章打算去上海把这张收据转交北大负责人。沈亚明向记者解释：“父亲救简是擅自行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他必须尽快汇报，并请示接下来该怎么办。北平已经沦陷，必须人先逃出去。”
这个“北大负责人”是谁？沈亚明打小听父亲讲抢救居延汉简的经历，但父亲从没提过具体指谁，她通过考证，推测可能是胡适。
平沪铁路已经不通，只能先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937年8月12日，沈仲章混在逃难的人群中，挤上前往天津的火车。原本只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天半。每到一站，日本宪兵就来搜查。
到天津已是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更加提心吊胆。他清楚抢救出来的国宝存放收据，就藏在头上戴着的呢帽里。车站上日本兵不时走动，刺刀几次挑落呢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险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点刺伤了他的双眼。
沈仲章枯等了一夜，天亮后才知道，淞沪会战爆发，从天津到上海的轮船不通了，到处烽火连天。去不了上海，计划完全被打乱，他只好给在长沙的徐森玉写信汇报。
徐森玉收到信，转到南京给傅斯年看。后方都大为高兴，感叹“小小沈仲章，竟能把它安全运出，并保管得妥当”。他们给沈仲章发电报：“就地待命，听候有人来联系接头，千万不要离开。”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
据邓广铭1996年回忆，沈仲章把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替日本人打听汉简下落。幸亏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否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日本人开始追捕沈仲章。当时，沈住在天津意租界的交通货栈。一天，货栈老板韩七爷派伙计给他报信儿说，日本特工要来抓他，赶紧给他换了法租界的一个旅馆，用假名登记。此后，他只能接二连三换旅馆，以防被抓。
等到12月，沈仲章终于等到接头人，不是别人，正是徐森玉。徐森玉对沈仲章的胆识颇为赞赏，并对他说：“我们已经研究好了，由你继续把这批汉简运到天津，再运到香港。要求没人知道，没人看到，不受一点损害地运到香港大学。”
沈仲章原本只想“顶一顶”，但在国难面前义不容辞。沈亚明对父亲的选择很是感慨：“当时，我祖父病瘫于外乡，一直盼儿子仲章去救他，直到临终也没盼到。战后，父亲一直找我祖父的坟墓，直到他临终也没找到。父亲为护简误了护亲，伤痛难言也难消。”
日本人盘查得很紧，如何在不被检查的情况下，使汉简安全抵达香港，并不容易办到。沈仲章花了很多心思考察。他偷偷回北平，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把两个木箱托运到天津。因为这家商行“靠着中立国的招牌，不受检查，即使检查也比较客气”。
箱子要登船，如何通过海关？沈仲章找清华大学熊大缜和码头搬运工帮忙，每天在码头“蹲点”，摸索日本宪兵盘查的时间规律。连蹲几天，终于让两个木箱“钻了空子”，成功避开检查，安全运进恒生轮底舱。
沈仲章跟着上了轮船，谁知波折又起……
简册上的楬，写上册名，相当于标签。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战火中颠沛流离
轮船到青岛后，由于要装运另外一批货物，临时停靠了十几个小时。
沈仲章问明起航时间后，便雇了一只小木船登岸。他临时上岸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为北大查问转运书物是否寄出；二是想发个电报到长沙，报告木简已起运南下，请徐森玉派人到香港接收。
办完事，发完电报，沈仲章到码头一看，船不见了！打听后才知道，恒生轮船长汤麦斯接到上级紧急电讯，说日本有11艘军舰向青岛港开来，形势紧急，赶快离开。货只装了一半，船就开走了。
情急之下，沈仲章又回城里打电报给船长汤麦斯。此前，他把行李托运凭证和科考团的账册及一千多套纪念邮票等，装在随身手提箱里，担心日本海军上船检查，自己被眼线指认，就与汤麦斯商量，把随身行李放在船长室。
沈仲章请汤麦斯帮忙把两个木箱和手提箱，交给同船的青年学生吴景祯，然后让吴景祯到港后转交给他的好友、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地山妥存。
沈亚明解释说：“吴景祯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父亲。这次船票是父亲为他弄到的，因此委托之事，一定照办。”但吴景祯不知道手提箱里放着领取两个木箱的托运凭证，所以后来对“箱子”有种种误传。
“父亲向来少表功，他护简到香港的周折，多年来有多篇报道，或多或少有些差误。”沈亚明采访了父辈老友及后代、翻阅了当年文献等一手资料，根据父亲早年的讲述以及许地山夫人周俟松保存多年的、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大致考证了居延汉简到香港的经过——
1938年1月初，吴景祯到港后，只拿了手提箱。两个木箱则因无人领取，被搁在仓库里。由于人地生疏，吴景祯在香港找不到许地山，干脆把手提箱带到了重庆，继而又带到长沙。到长沙后，吴景祯得知北大校长蒋梦麟不久将飞香港，就托其转交手提箱，并写信告知沈仲章。
沈仲章在青岛滞留了几天。身无分文的他，在一位宁波买办的帮助下，乘船回到上海，挪用姐姐沈宝珠给他和双亲的钱，赶往香港。一到香港，他就到香港大学找许地山询问。许回应：“没人来啊！”
沈仲章“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幸好，沈仲章收到吴景祯来信。2月初，蒋梦麟来港，把手提箱交给了沈仲章。“打开一看，原封未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两个木箱的托运凭证都在里头。”
两个木箱还在码头吗？沈仲章和许地山拿着托运凭证，赶紧去码头找木箱。恒生轮早已离开，他们在仓库找了两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木箱，被一张大油布盖着。
尽管一波三折，好在只是虚惊一场。沈亚明曾多次听父亲念叨：“箱子太重要了，比我个人生命还重要。”
在许地山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联系下，这两个木箱被存入冯平山图书馆的大保险柜里。冯平山图书馆是港大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图书馆、郑振铎在上海搜购的大批古籍善本等都曾借存此处。
沈仲章完成了护简使命，如释重任。与徐森玉接头后，他对徐说：“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我全做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碰过，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交接完，他准备返回长沙。
彼时，西南联大正在筹建，预定沈仲章为文学院院长助理。蒋梦麟过港时也亲自邀请他速去长沙，带领学生步行到昆明。傅斯年却连来两封电报，让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留下来整理、拍摄居延汉简，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
抉择关头，沈仲章选择留在香港，开始对居延汉简新一轮的整理、拍摄。但受战局影响，上海商务印书馆因为成本剧增，不堪赔累，沈仲章一度领不到工资，再加上香港物价飞涨，生活十分艰难。
沈亚明告诉记者，父亲常常忍饥工作，曾因休克被送急诊，英国医生不让出院，欠下医疗费。徐森玉向父亲转达理事会决议，把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纪念邮票等筹资品奖给父亲，指示他变卖以渡难关。父亲舍不得变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出的物品，一直锁在保险柜里。
为此，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增资刊印居延汉简，并补助沈仲章在港的生活和整理费用。这样，沈仲章才得以因陋就简，将所有照好的照片冲洗两份，副本寄往远在西南的劳榦，正本自己编图册。
寄往西南的那些照片，经劳榦整理释读，于1943年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颠沛流离的居延汉简，终于有了较完整的研究资料。
但不幸的是，沈仲章留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照片和已经制成的书版，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相当部分毁于大轰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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