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
真理在开始的时候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往往是在一个人手中，但却对大多数人有重大的影响。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博文，说中国两次错失进入发达国家机会。一次是郭嵩焘，一次是我。这里试图用大妈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一下。这一篇讲郭嵩焘，下一篇讲我。
国家战略也好，商业战略也好，始于大妈，终于大妈。一个产品要满足用户（大妈）的需求，始于观察大妈，发现其潜在的需求，终于大妈就是最终被大妈所接受而满足其需求。这里的大妈，也可以是大叔大爷，泛指普通民众。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处于当时的世界前列。
亚马逊老板说过，当统计数据与传说不一致的时候，传说通常是对的。统计数据是专家收集整理的数据，传说就是大妈们讲的故事。
我不能给大妈讲解苹果手机的工作原理的技术细节，但这个手机好不好用的最终决定权是在大妈手里。
一个大妈在讲上海以前的故事，她住在英租界，但她最喜欢的是法租界，霞飞路的法国梧桐的树荫，路边的时装小店和咖啡馆，远远就可以闻到的面包店的香味。一个大妈在讲上海现在的故事，我听着就可以了解现状。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的1793年，英国就派遣了一个七百多人的大型使团远赴中国，希望开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大清主要考虑的问题是英国使者的跪拜问题，对于贸易没有兴趣，毕竟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是既定国策，而大清官员认为西方国家都是蛮夷。
到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郭嵩焘作为浙江学政的幕僚，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后来在为湘军筹款的过程中，他来到开埠仅十年的上海，考察了洋人的住宅和轮船。在他看来，西方是一种更先进的文明，主要是想来中国做生意。
大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派郭嵩焘协助僧格林沁，言明他与僧格林沁平级。但僧格林沁是王爷，根本不听他的，上来就打。虽然僧格林沁打赢了，附带也让郭嵩焘立下军功，郭嵩焘选择辞职。英法联军卷土从来，僧格林沁全军覆没，洋人火烧圆明园。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其书《使西纪程》被禁止发行，其实他已经尽量避免可能有冒犯的言论。郭嵩焘被免职回国。
当时，洋务运动的主张是师夷之技以制夷，而郭嵩焘则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技术的背后有制度思想文化，技术是末而不是本。其见解高于同时期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
作为比较，日本在黑船事件之后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全面西化。如果郭嵩焘的建议被采纳，中国的成就应在日本之上，中国那时就会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之一，后面的一些屈辱都不会发生。
郭嵩焘为什么能有如此远见呢？
第一，系统思维方式，或者说战略思维能力。
第二，实地考察。
第三，背景知识。郭嵩焘的祖父是个秀才，但是一个经营田产、盐业、钱庄的富商。家庭的商业环境可能对他有影响，事实上他当过粮道、盐政、税务的官职，为湘军筹集过军费。
你说得对。重农轻商等观念在农业社会是有其道理的，进入工业社会后这些观念都要重新评估，也会出现新的观念。
Unabomber的文章很难读，我看了好几遍才明白他的观点。有少数人在探讨社会的出路，不一定正确。
"但经济并不是只有创新，而是还要有经济的社会执行力，而这就是中国文化最擅长的部分。
所谓一旦什么发明出来，中国都能做成白菜价，"
这种说法不太认同。“中国都能做成白菜价”原因有三：1，人力资源便宜；2.不尊重原创：3.加入世贸后社会产业链日益完备。
“经济的社会执行力”，如果你深入老美的一个行业，你会发现其实老美是相当厉害的。
商业的特点是暴利，和高风险，而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是peace of mind，因此商业的特点与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目标是相违背的，这是农业社会之所以稳定的原因。
而欧洲历史上国家形态都很小，很少能发展出类似中国这种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经济环境，因此历史上欧洲王室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promote trade，这是中国在大一统后没有，也不需要的。
再有就是继承制不同，中国是兄弟平分的模式，欧洲是长子继承制，因此欧洲历史上有众多的非农人口，中国不存在这种人口。
也就是劳动力要素不支持中国发展商业。
再有就是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脱胎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在圣经中的故事所表现的价值观是投机取巧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厚利多销的概念，这与中国文化中的薄利多销是完全相悖的。薄利多销很容易理解，而厚利多销成立的前提很少，只有所谓“聪明人”才能掌握，就是垄断或者欺骗。
从西方角度讲，犹太人发明了资本的概念，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试图避免的，因为违反人类善良的本性，犹太教从来不是对人劝善的宗教。
西方文化，包括穆斯林，始终没能超越竞争的阶段，也就是没能超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
尽管宗教统一了价值观，但国家的形成还是基于部落文化，看的是种族和语言等客观因素。而竞争刺激创新，创新刺激人的欲望，刺激更多的经济资源的消耗，导致人类更早因为资源消耗过快不够用而发起战争，这是个正反馈过程，是人类的灾难。
这就不难看出文化上的差异，这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人类应该怎样生存？如今再看unabomber，谁还敢说他的观点没有意义，是疯子呢？
中国这种文化让中国人永远不如西方人那样有竞争意识，也就会在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但经济并不是只有创新，而是还要有经济的社会执行力，而这就是中国文化最擅长的部分。
所谓一旦什么发明出来，中国都能做成白菜价，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对人类整体来讲，中国文化代表的这种模式是生存成本最低的，但生活水平一定不是最好的，这要看如何定义“好”或者“发达”。
因此属于世界观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
谢谢鼓励。
以民为本的政府需要民众参与和维护，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以谦卑的态度倾听民众呼声实实在在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才是进入发达国家的途径。郭嵩焘也意识到这一点。
举例说明，谈论衣食住行，是和大妈息息相关的，而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不是。
一种观点是中国保持现状就自然可以进入发达国家，人民日报2016年就预测2024年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事实证明没有实现。
另一个观点是中国根本就无法进入发达国家，怎么做都不行。
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颇。
”国家战略也好，商业战略也好，始于大妈，终于大妈。一个产品要满足用户（大妈）的需求，始于观察大妈，发现其潜在的需求，终于大妈就是最终被大妈所接受而满足其需求。这里的大妈，也可以是大叔大爷，泛指普通民众。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处于当时的世界前列。”
似乎闻到一股傲慢的酸臭味道。
战争是改变现状的一个途径。
思辨讨论是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呢？
是需要思想启蒙。
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除非有重大战略调整，就会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陷在其中的时间越久就越难出来。
郭嵩焘的想法是一个整体系统，可以实现的。但郭嵩焘是一个人，个别同意他观点的官员也不敢发声，所以没有被采纳的机会。相反，日本派出了大量官员到西方考察，回国后在官场势力强大。
邓小平只是想怎样尽快把中国走出贫困，那时中国太穷了。他是想2000年脱贫，这个目标是实现了，晚了一点大约在2010年实现了。
邓小平知道他的办法不能达到发达国家。
日本之前也是采用大清国一样的闭关锁国政策，只有大清国和荷兰的船可以在指定的港口进行贸易，其余的就会受到炮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日本对大清的失败感到震惊，修改规则允许外国船只停靠补给，黑船到来时才有谈的机会，不然只有开打的可能。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有内战。日本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到西方靠察，这些人回国后形成强大势力，维新派比保守派人多势众。
中国就更难了。郭嵩焘是一个人。
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只要没有战争，没有内乱，就会逐渐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老邓倒像是开始迈步了，可是走了多远？
这个民族的困境，看不到头。
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儒学，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没有大一统官僚体系，而保持了真正的封建社会，封邦建国。从而在体制上非常接近欧洲的封建制，或者孔子的春秋封建制。加上日本早已引进多年兰学和基督教势力。脱亚入欧是水到渠成，只欠东风。所以日本对黑船事件，完全没有东亚大陆对鸦片战争那种所谓的屈辱和仇恨。这种文明结构文明水平的根本性差距，不是一个半个有识之士或者契机性事件能够弥补的。文明的进步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可能是赌博游戏。所谓转折性事件是火山爆发的标志和结果，不是原因。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