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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烙印(上):困锁人生 《哭着乐》系列之二十四

(2022-07-11 17:53:50) 下一个

“档案”不单单是人的简历,在国内,它管控着人的一生……

    

有“中国特色”的管治系统

我们年轻时,一直到80年代我出国前,每个人(没有例外),都有“个人档案”,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在中国,这个“档案”会一直跟着你,直到你入土,才能“为止为安”。最近听说,某大城市流泻出十亿人的“档案”资料,这件事的严重性,是海外的华人难以想象得到的。

“解放后”的新社会,表面上“人人平等”,其实“出身”已经把你归入某个阶层,你自己看不到的“个人档案”,已经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当年的档案,并不注重人的财务状况,在“平均主义”社会,财富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与当政者的关系,被视为自己人、外人、还是敌人。

   “档案”甚至是一门学科,到目前还存在着。我有一位婶婶,参加抗美援朝回国之后,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学习,不过后来他回到江南老家的一所银行工作,大概也是学非所用。   

现代中国的“档案”,不是简单的个人背景资料,它是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标签,能影响人的一生走向。虽然古代传统社会也有等级、贵贱,不过区分的界限是比较清晰的。1949年的“解放后”,在表面 “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你自己看不到的“个人档案”,已经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

我记得在户口本上,就有“家庭出身”这一栏。

   我家的户口本上除了我家五口人,还有保姆的户口。保姆的出身是“老贫农”,而母亲的出身是“大地主”。不过“老贫农”出身的保姆,虽然平常对母亲不太尊敬,到文革期间,她却挺身而出,大声替我父母辩护,还敢“怼”那些来欺负我们的学生,质问他们“你什么出身?你想干什么?我是老贫农,我在这儿,你就甭想动孩子们”。

其实除了文革最乱那几年,母亲的一生还算平顺。由于她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曾经积极参与反对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也算是她档案中的亮点。母亲是个单纯的人,不会装不会吹拍,虽然不得上面赏识,也不被视为“威胁”。她的出身本来可以害她更多,她的单纯却帮她免去更多灾难,可以说她一生大致都平安。

官方登记表与私家照片

还在小学的时候,就要填一份学生登记表,其中包括“家庭出身”栏目,好像还要填父母的成分。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母亲的出身是“大地主”,而且因反对土改而“畏罪自杀”(直到2017年我们探访外公家旧址,才知道他是被诬陷而且是被杀)。小时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家里都有姥姥姥爷或者(外公外婆),有些老人家对我特别好,像对自己的孙女一样疼爱。   

我却从来不敢问母亲,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忌讳一直保留到我出国之后。这之前我也是间接听一些亲戚零零碎碎地说到过外公外婆,但头脑中对他们没有完整的印象。成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家族是屈原的后代,有详细的家谱和家族祠堂。

小时候的事情,还能记得的,是母亲留下了一张外公和家人的照片,背景是花园假山,外公很清瘦,戴着墨镜、身着长衫,坐在假山石上。母亲和姨妈大约五六岁到十来岁,剪的娃娃头,穿着小旗袍,站在外公周边。总之,外公的形象一点不像官方描述的大地主,反到有点显得过于时尚。到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外公其实也是个大学者,是专门研究藏传佛教的专家。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常去图书馆,还与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员毛泽东有些接触,据说他对毛的印象还不错。

外公在北京大学时,不喜欢北京喧嚷的政治氛围。他主动辞职回到四川泸县,住在家族的庄园(这屈氏庄园如今又成了新的旅游景点)。

  

在泸县,外公靠田产和收地租为生。子女多在省会成都上中学。每当一个儿女考上大学,他就卖一批稻谷,当作学费。他自己则一直住在庄园,专注于编撰汉藏大字典(主要是佛学部分)。他死后,四川省图书馆专门到家里来搜索他的纪录卡片和笔记,最后装了几箩筐的卡片文稿走。

回头说这些照片。文革中,因父亲被定义为“反共老手”,抄家的人把家里全部照片都“抄”走,想找到父亲是“反革命”的证据。后来到了1969年底,宣布了大学解散的消息。在全体教职员都要搬去“五七干校”时,突然还给我们几大包照片,年代到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场景也像是老北大的样子,但是照片上的人都不对,不知道是谁家被抄走的照片,还给了我们,也不知道我家被抄走的照片“花落谁家”。当初来“抄家”的大学生,这时候已经被发配到各地去“工作”或者“劳动”,接手这些照片的人,对照片根本没有兴趣,只想赶快处理了事,大学已经关门大吉,人心惶惶,谁有心思搜索分类这成千上万张照片的来龙去脉。

“黑帮子女”的档案

虽然我上中学时只有十二岁,已经很能体会到“出身”对人一生的关键作用。老师批评学生或者和我们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你的父亲”如何如何,文革之前还算是正面、鼓励性的比较多。到文革之后,我们变身为“黑帮子女”,入了“另册”,自然要看尽“冷眼”。

且不说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反复复的抄家,父母被抓不知去向;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然后“上山下乡”,被底层“左派”修理;只说说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社会动荡中,那复杂而且入了另册的个人档案。简而言之,“档案”越简单越好,如果说一个人“背景复杂”,意思就是他的档案资料多,厚厚一叠,可供追查的线索也多。而我也属于档案“复杂”的人。

应该是我们到了农场之后的第二年,好像是农场改成军队兵团编制的时候,本来农场工人的个人的档案,都存在场部,有专人管理。在农场改编为军队兵团系统的时候,在转手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个人档案从场部(营部)流落到了连队。连队领导层的人员,都有机会仔细阅读了我们这些知青的档案。这不但让他们很兴奋,也更有了打压我们的底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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