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档案烙印（上）：困锁人生 《哭着乐》系列之二十四

“档案”不单单是人的简历，在国内，它管控着人的一生……

    

有“中国特色”的管治系统

我们年轻时，一直到80年代我出国前，每个人（没有例外），都有“个人档案”，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在中国，这个“档案”会一直跟着你，直到你入土，才能“为止为安”。最近听说，某大城市流泻出十亿人的“档案”资料，这件事的严重性，是海外的华人难以想象得到的。

“解放后”的新社会，表面上“人人平等”，其实“出身”已经把你归入某个阶层，你自己看不到的“个人档案”，已经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当年的档案，并不注重人的财务状况，在“平均主义”社会，财富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与当政者的关系，被视为自己人、外人、还是敌人。

   “档案”甚至是一门学科，到目前还存在着。我有一位婶婶，参加抗美援朝回国之后，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学习，不过后来他回到江南老家的一所银行工作，大概也是学非所用。   

现代中国的“档案”，不是简单的个人背景资料，它是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标签，能影响人的一生走向。虽然古代传统社会也有等级、贵贱，不过区分的界限是比较清晰的。1949年的“解放后”，在表面 “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你自己看不到的“个人档案”，已经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

我记得在户口本上，就有“家庭出身”这一栏。

   我家的户口本上除了我家五口人，还有保姆的户口。保姆的出身是“老贫农”，而母亲的出身是“大地主”。不过“老贫农”出身的保姆，虽然平常对母亲不太尊敬，到文革期间，她却挺身而出，大声替我父母辩护，还敢“怼”那些来欺负我们的学生，质问他们“你什么出身？你想干什么？我是老贫农，我在这儿，你就甭想动孩子们”。

其实除了文革最乱那几年，母亲的一生还算平顺。由于她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曾经积极参与反对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也算是她档案中的亮点。母亲是个单纯的人，不会装不会吹拍，虽然不得上面赏识，也不被视为“威胁”。她的出身本来可以害她更多，她的单纯却帮她免去更多灾难，可以说她一生大致都平安。

官方登记表与私家照片

还在小学的时候，就要填一份学生登记表，其中包括“家庭出身”栏目，好像还要填父母的成分。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母亲的出身是“大地主”，而且因反对土改而“畏罪自杀”（直到2017年我们探访外公家旧址，才知道他是被诬陷而且是被杀）。小时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家里都有姥姥姥爷或者（外公外婆），有些老人家对我特别好，像对自己的孙女一样疼爱。   

我却从来不敢问母亲，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忌讳一直保留到我出国之后。这之前我也是间接听一些亲戚零零碎碎地说到过外公外婆，但头脑中对他们没有完整的印象。成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家族是屈原的后代，有详细的家谱和家族祠堂。

小时候的事情，还能记得的，是母亲留下了一张外公和家人的照片，背景是花园假山，外公很清瘦，戴着墨镜、身着长衫，坐在假山石上。母亲和姨妈大约五六岁到十来岁，剪的娃娃头，穿着小旗袍，站在外公周边。总之，外公的形象一点不像官方描述的大地主，反到有点显得过于时尚。到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外公其实也是个大学者，是专门研究藏传佛教的专家。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常去图书馆，还与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员毛泽东有些接触，据说他对毛的印象还不错。

外公在北京大学时，不喜欢北京喧嚷的政治氛围。他主动辞职回到四川泸县，住在家族的庄园（这屈氏庄园如今又成了新的旅游景点）。

  

在泸县，外公靠田产和收地租为生。子女多在省会成都上中学。每当一个儿女考上大学，他就卖一批稻谷，当作学费。他自己则一直住在庄园，专注于编撰汉藏大字典（主要是佛学部分）。他死后，四川省图书馆专门到家里来搜索他的纪录卡片和笔记，最后装了几箩筐的卡片文稿走。

回头说这些照片。文革中，因父亲被定义为“反共老手”，抄家的人把家里全部照片都“抄”走，想找到父亲是“反革命”的证据。后来到了1969年底，宣布了大学解散的消息。在全体教职员都要搬去“五七干校”时，突然还给我们几大包照片，年代到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场景也像是老北大的样子，但是照片上的人都不对，不知道是谁家被抄走的照片，还给了我们，也不知道我家被抄走的照片“花落谁家”。当初来“抄家”的大学生，这时候已经被发配到各地去“工作”或者“劳动”，接手这些照片的人，对照片根本没有兴趣，只想赶快处理了事，大学已经关门大吉，人心惶惶，谁有心思搜索分类这成千上万张照片的来龙去脉。

“黑帮子女”的档案

虽然我上中学时只有十二岁，已经很能体会到“出身”对人一生的关键作用。老师批评学生或者和我们个别谈话时，常常提到“你的父亲”如何如何，文革之前还算是正面、鼓励性的比较多。到文革之后，我们变身为“黑帮子女”，入了“另册”，自然要看尽“冷眼”。

且不说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反复复的抄家，父母被抓不知去向；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然后“上山下乡”，被底层“左派”修理；只说说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社会动荡中，那复杂而且入了另册的个人档案。简而言之，“档案”越简单越好，如果说一个人“背景复杂”，意思就是他的档案资料多，厚厚一叠，可供追查的线索也多。而我也属于档案“复杂”的人。

应该是我们到了农场之后的第二年，好像是农场改成军队兵团编制的时候，本来农场工人的个人的档案，都存在场部，有专人管理。在农场改编为军队兵团系统的时候，在转手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个人档案从场部（营部）流落到了连队。连队领导层的人员，都有机会仔细阅读了我们这些知青的档案。这不但让他们很兴奋，也更有了打压我们的底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