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2024年写完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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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的私人物品被抄
2025年12月6日
1967年圣人生日那天，圣人在西安交大的全身塑像落成了。塑像就建在行政楼和图书馆之间。当年的喷水池，后来改建成了游泳池，现在把池子的北端填掉三分之一，修建了塑像。设计者在数字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塑像高7.1米以对应建党日，底座高5.16米代表5月16日发动文化大革命，两者加起来总高12.26米正好是圣人的生日。底座上有副统帅题词，“四个伟大”，以及“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据说，交大校园从此就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只不过事与愿违，不但副统帅不久死在了蒙古温都尔汗、圣人未能活到万岁的百分之一，就是那尊塑像后来也被推倒铲平掉了。
戴宁生1965年秋进西安交大，1966年6月，文革爆发，所有课都停了。到了1967年3月，他所在的学生宿舍出现了所谓的“反动”纸条。他被指控书写反动标语。到了1967年底时，他21岁。
学校的校报上，一边欢呼着圣人塑像的落成，一边也指出内有一股“歪风”。说是有的人热衷于“三线工作”，大概指的是“无线（电）、毛线和钩线”；有的人在宿舍里装了电炉，杀鸡炒肉，油炸馒头；有的人打牌下棋；有的人“冬眠不觉晓”，……
所有这些都是戴宁生所看到和所知道的。但是，他没看到和不知道的是，12月28日校红卫兵总部一个戴宁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为苗俊德的司令布置红卫兵分几十路抄了197户西安交大教师和员工的家。
12月29日晚上，六名戴宁生的同班同学佩戴着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突然来到了他所住的309室。他们是：林瑞华，高玉书，林成河，孙荣坤，唐雪英，吴钧瑞。
林瑞华说：“戴宁生，你把你的抽屉和箱子打开，我们要搜查一下。”
戴宁生反问：“你们凭什么来搜查我们的东西？”
孙荣坤、唐雪英和吴钧瑞抢着回答说：“你这个反动学生，竟敢书写反动标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我们红卫兵革命群众是奉命来查抄你的东西的！”
戴宁生气愤地反驳说：“胡说！治保组也没有定案说我写了那五个字，你们凭什么说我写反动动标语？”
吴钧瑞满脸横肉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就是治保组派来的！”
孙荣坤和唐雪英不耐烦地接着说：“少啰嗦！快把抽屉和箱子打开！”
“你们看吧！”戴宁生无可奈何，为自己的尊严做最后的辩护，“我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个牛皮箱子是上大学时父母专门给他买的，里面装着四季的衣服。抽屉里是他的各种笔记本、收集的各种地图和正在阅读的一些外文报刊等和文具。不一会儿，他们查抄的战利品就包括：最新发行的中国地图册，亚、非、拉地图，南京、上海、成都交通地图，步行长征途中收集的各接待站绘制印刷的地图，一个他爷爷留下来的坏掉了的指南针，步行长征时每人配带的一把自制的匕首，步行长征日记，长征中在长沙收到的二姐的一封信，手抄的学习日文的课文，手抄的英文的科技方面和文学方面的文章，学习法文手抄的一两篇法国文学作品，手抄的一些古文和唐诗宋词，为了消磨时间而翻译的部分达尔文的进化论，文具店里买的印有英文“By Air ”字样的信封，印有法文“Par Avion”字样的邮简，英文的《北京周报》，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先锋报》和日本共产党出版的《赤旗报》，一些笔记本和零碎的纸张，等等。
抄毕，由孙荣坤写了一个清单，交给了戴宁生。戴宁生接过清单，只见抬头上写道：“狗崽子戴宁生，竖起你的驴耳朵！……”戴宁生没有读下去，把纸条扔到一边。
到了1967年11月份，戴宁生本以为随着班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逍遥派的行列，他和班上特别是他所在的第三组的同学们的关系已经改善了。班上真正发生的变化他其实一无所知。原先团支书王志清和他的好友肖展祥班长已不再是班上的头头了。班上的事务现在由新当选的文革小组组长林瑞华并成员高玉书和林成河来操办了。
突然冒出来的孙荣坤让戴宁生十分不解。他来自苏州，文质彬彬，略带腼腆。入学后他和戴宁生虽不在一个小组，但彼此相处应该算是好于一般。1966年12月步行长征时，戴宁生帮他背过行李；再早些时候，1966年初寒假时他们共同乘火车回家过年，一路上和其他回江南老家的同学坐在一起的欢乐情景也还没有忘记。怎么突然判若两人了呢？怎么会写出“狗崽子竖起驴耳朵”这种小学生水平的纸条来呢？2009年，戴宁生从美国专程回中国和阔别四十多年的这些老同学再见面时，一位好心的同学塞给戴宁生一个字条：“你要提防孙荣坤这个人”。可见，戴宁生不了解孙荣坤的事多了去了，那次查抄他的东西之前和之后，孙荣坤都做了些什么，戴宁生永远也不想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到了2009年，戴宁生早已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孙荣坤也许是更应该可怜和同情的。
说起唐雪英来，她和戴宁生、林瑞华、肖展祥等同被分在一个小组里。她高挑身材，剪一头干练的短发，口音中略带动听的吴语腔调，是班上五名女生中的姣姣者。革命的风暴来临之前，戴宁生一心用在学业上，希望自己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唐雪英并无过多的注意，也没有和她来往交谈过。他只是听说唐雪英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属于长相与学业具佳。人品上也是一名典型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用单纯二字应不为过。在狼多肉少的工科学校里，像唐雪英这样的女生并不多。她被男生们仰慕追求实属难免。听说肖展祥和林瑞华都曾有觊觎。意想不到的是，当革命的风暴席卷交大时，唐雪英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迅速成了一名活跃的红卫兵。大概因为她出身好，符合当时革命的需要？是她性格人品中的另一面在正常的学生生活中被压抑和掩盖了？而狂热的革命浪潮正好使她的那另一面得以发挥和张扬？而或，她出色的外表吸引了那些一夜崛起而成为主宰世事的造反派头头们？
来自上海农村的第二小组的吴钧瑞，他在戴宁生在文革之初写的反对静坐的大字报上签过字，后来又申明退出了。步行长征时，戴宁生也帮他背过行李背包，后来他与孙荣坤王志清走到河南就放弃了，乘车返回了西安。这次查抄东西时的吴钧瑞还没有引起戴宁生的足够注意。要到再以后，他成了班上最为能对戴宁生施以拳脚时，戴宁生才不得不记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