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看牙医
2025年7月12日
我母亲有一口好牙齿；我父亲的牙不那么好，但也没有多么坏。然而到我上小学换牙后，却有了一口坏牙。上颚的两个门牙不并排着长，而是一前一后重叠着。下颚的牙歪七倒八地长不齐，也有部分重叠着。外婆说，这都是因为我换牙时家里没人听她的，说她愚昧、迷信。她说过小孩换牙时，家中的碗不能摞着放！
为此母亲经常带我去著名的南京鼓楼口腔医院看牙。那时在中国看牙医尤如受刑。牙医们的诊疗室是一排排的牙医和每人的一套设备及配备的护士或助理。那时看牙医的人不多，可能像我这样的儿童比较多。诊疗室里充满了恐惧。有的小孩被父母和护士和助理按在椅子上打麻药，鬼哭狼嚎；有的从椅子上挣脱出来在诊疗室里一边哭闹一边跑，大人跟在后面追逐捉拿。牙医拔掉了我的那颗重叠的门牙，我从此只有一颗门牙了。其后母亲坚持要为我矫形。她以哄为主，只要我配合，就答应买我想要的玩具。可那时中国的矫形技术很差，牙套戴在嘴里难受得很，说话不便，也怕在学校被同学们取笑。我坚决不肯戴。母亲威胁我说，“你不把牙弄整齐，将来找不到女朋友！”可是，对当时八岁的我来说，我压根儿就不认为“找不到女朋友”是件大事。母亲最后放弃了，主要原因是，戴了一阵子牙套之后，并不见任何效果。
就这样，我带着一口坏牙长大了，到了1979年，我又带着这一口坏牙来到了美国，进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读博。那时，我那颗唯一的门牙，因其中神经坏死而变成了黑色（这个原因是后来的牙医对我说的）。麦迪逊市有个技校，专门培养牙齿清洁师（dental hygienist）。这些未来的洁牙师几乎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实习时就在街上抓人给人免费清牙。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人数十分有限，但几乎人人都有一口坏牙，至少是一辈子从来没有被清洗过的。我们的这个坏名声迅速在这些女学员中传开，成了她们实习的首选对象。她们满街追着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中国学者，要求我们张开嘴给她们看牙齿，然后要给我们免费清牙。然而，这个职业当时在中国尚不存在，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牙齿和牙龈要定期处理干净。我只要见到她们，就坚决用手捂住嘴不让她们看，然后一边说“No，thanks！”一边赶快跑掉。
1984年春我随导师去UCSD，当地的一位叫谭纳尔斯基（Tanalski）的老太太热情地为我张罗，帮我在拉霍亚（La Jolla）安顿了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有天坦率地对我说：“你将近六英呎的个头，五官长得也不错，就是那颗黑门牙太难看了！”那时我已经对美国比较了解了，我深知，牙医不是一个穷学生能看得起的。
几个月后，1984年5月2日星期三下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完了之后不久，就正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5月9日星期三取得了博士证书。5月22日星期二我告别了麦迪逊，来到首都华盛顿，成了一所大学的教授，顿时有了一份体面的收入。1985年1月12日星期六我在泰森斯角（Tysons Cornor）买了一部丰田的雄隼小轿车（Toyota Tercel）。1985年5月中旬，交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处理我这一口坏牙就成了一件必须做的、也有条件去做的事情了。
我的第一个牙医，是犹太人杰夫·罗森鲍姆（Jeff Rosenbaum）。他弟弟大卫·罗森鲍姆（David Rosenbaum）是我在麦迪逊读博时结交的最要好的朋友，顺理成章和在华府开业的他哥哥杰夫、住在华府北郊的他父母和家中其他成员都成了好朋友。杰夫在马大的牙科学院取得学位后，就在华府市中心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开了一家他个人的私人牙医诊所，雇佣了一名洁牙师和两名助手。
杰夫和他的雇员们手艺都非常精湛，服务态度也超级好。他的唯一问题是定价太高，而且基本上不收牙齿的医疗保险。他只做“低端”的牙科治疗，“高端”的如根管治疗抽神经和植牙等，则推荐到他所属的一个犹太人圈子里的其它私人牙医诊所去做。他圈中的所有这些诊所都一样，牙医们的手艺都非常精湛，服务态度也超级好，定价超级高，统统不收牙医保险的钱。
他的诊所有几间就诊室，在助手的协调下他同时给几个就诊者看牙并做相应的处理。后来我在给美国海军做咨询研究时，了解到这样的操作使一小时的汇总时间（consolidated time）远远超过一小时，从而大幅度提高每小时的收入。我后来发现，所有私人牙医诊所都是这样操作的。
1985年9月16日星期一我给杰夫的诊所打了电话预约日期和时间，9月25日星期三我去他的诊所第一次见了一名美国的牙医，开启了我余生的漫漫看牙的旅程。杰夫扒开我的嘴一看，我想象他一定像看到了一座“金山”，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大概还没有见过一个牙齿病人有这么多和这么严重的问题。可不是吗？那年我已经39岁了，如果当年在南京口腔医院最后一次看牙是9岁时候的事，粗算我这口烂牙30年没见过牙医了！
显然我的牙齿的问题，绝非简单地长歪了和长重叠了和神经衰弱坏死发黑了这些问题。我的第一大问题是多年对口腔卫生的忽视造成的牙龈炎症（gingivitis）早已酿成了严重的牙周炎（periodontitis），这不但使牙龈会不时出血，而且会经常出现口臭。这些问题都不是靠漱口和刷牙能解决的。幸运的是，我那时还算年轻，去看牙医也还算及时，否则炎症发展到牙根，牙齿就会脱落。
杰夫拿出一张他的名片，在名片上加上了他家中的电话号码，对我说：“你的问题太严重啦，你如果出现了严重的急诊（emergency）情况，不要犹豫，立刻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听后很是不以为然，心想，他也太夸张、太耸人听闻了。我已经30年没看过牙医了，何急诊之有！
杰夫对我说，正常情况下，要由牙齿清洁师（dental hygienist）每六个月清理一次。而我的情况则太严重了，必须打了麻药做深度清洗（deep cleaning teeth），医学术语叫龈下洁治和刮治（Scaling and Root Planing，简称 SRP），而且每次只能给我口腔中四分之一的牙龈做，要四次才能做完。具体地说，就是把每颗牙的根部刮干净，同时也去除了牙龈因发炎而变成的腐肉，处理之后，刺激牙龈，牙龈就有望长出新的健康的牙龈肉来。杰夫和他的清洁师简（Jane）和助手们为我足足忙了两个小时。第二天，杰夫的老婆茱莉亚（Julia）专门以杰夫的名义给我来了个电话，询问我感觉如何。
其后，我10月1日星期二再去见杰夫，深度清洗之外又补了几颗牙。10月9日星期三见杰夫，深度清洗和补牙之外，又拔掉了一颗智齿。10月16日星期三去了杰夫的诊所后，我总算完成了全部的深度清洗。从此口臭的问题和牙龈出血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了。自那以后但凡闻到同胞有口臭，每每就会想到，肠胃道有问题之外，大概率是不知道嘴里的牙和牙龈是要定期清理的。
和记忆中在南京鼓楼口腔看牙的经历完全不同，杰夫的技巧精湛娴熟，我几乎没有什么痛苦。他有各种诀窍。特别体现在打麻药这件事上。首先，他把要注射麻药的地方用棉花签涂抹上麻醉药，然后他用手拽着那抹了麻醉药的腮帮又抖又摇的，抖抖抖之中，不觉已被他把一点麻药打进腮帮或牙龈，等到麻药起了效果，再沿着神经的分布继续打麻药时，已毫无感觉了。在处理我的牙齿时，他给我从鼻子里吸入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既能保持清醒并能够与他沟通，又能轻微缓解我的疼痛和使我感到放松。一旦处理完毕，杰夫把开关一拧，一氧化二氮迅间变成氧气，使我的头脑迅速清醒过来。我的那颗智齿是怎么被他拔掉的，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开始呢，他就对我说，已经拔掉了。
接着，杰夫从1985年12月9日星期一开始处理我那颗发黑了的门牙。12月17日星期二第一次做了根管治疗（root canal）。回想起来，那时的根管治疗真便宜，只花了150美元，十几年后，我又回到杰夫的圈子里再做根管治疗时，价钱最后攀升到了2000多美元。12月23日星期一和1986年1月6日星期一杰夫给我做了模子并装上了一个临时的牙冠。杰夫说，等真正的牙冠做好后，这个临时的就扔掉了。那时母亲正来探视我，看到这个临时的牙冠，说：“这个就够好的啦！”为了使真正的牙冠和两边的现有的牙齿颜色匹配，1月9日星期四我驱车去北面的贝塞斯达（Bethesda）一家牙科实验室做了测试。最后，我终于于1月27日星期一去杰夫的诊所装上了那颗真正的门牙牙冠。杰夫扔掉了那颗临时的牙冠时，我说：“我总算有了这颗永久的牙冠了！”杰夫立刻纠正我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他一语成谶，不过那是后话了。
至此，我一辈子第一次有了一口健康的牙龈，也永远告别了那颗发黑了多年的门牙。至于我下颚前面几颗长的不太整齐的牙齿，杰夫说，要是想做成整齐的，当然都可以，不过不是非做不可。7月16日星期三杰夫又把我剩余的三颗智齿全都拔掉了，此后，我与生而来的32颗牙齿，减去四颗拔掉的智齿和早年就拔掉的一颗门牙，就只剩下27颗了。其后，杰夫和他的清洁师简对我的牙齿和牙龈开始了大致是半年一次的正常保养和维护。
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的个人的生活和职场生涯同时经历了七八年的动荡。那时，我自认为我的牙齿牙龈都已经取得了稳定，我也从杰夫那里学会了一套保养牙齿和牙龈健康的手段；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我当时的经济收入并不适合长期在杰夫和他的合作伙伴的诊所就诊，虽然杰夫很照顾我，每次收费都是按亲戚的收费标准减了价的。我转而开始使用我购买的牙科保险的牙医来解决我牙齿和牙龈的维护保养，花费和在杰夫诊所的花费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质量当然也随之一落千丈。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个人生活和职场生涯终于走向了稳定并取得了不断地发展。老婆和我结婚后不久，我们决定找一家接受牙科保险的私人诊所来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时我们住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亚市，一番搜寻之后，锁定了亚美尼亚裔的加里·瓦汉·阿瓦基安（Gary Vahan Avakian）牙医大夫所开的私人诊所。从1996年9月到2002年9月，六年间，我们按牙科保险公司的许可，每六个月去一次他的诊所，由他雇佣的牙齿清洁师黛安（Diane）给我们清牙，然后阿瓦基安大夫把我们的牙齿牙龈看一眼，算是检查。
阿瓦基安大夫为人十分友善，但他的风格与此前的杰夫完全相反。他雇佣的牙齿清洁师黛安（Diane）和杰夫雇佣的牙齿清洁师简（Jane）也相应地完全相反。我们每次去阿瓦基安大夫的诊所，黛安花十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给我们把牙一清，阿瓦基安大夫来把我们的嘴扒开，上面看一眼，下面看一眼，大概要不了一分钟，然后说：“一切均好，没有问题！”相反，每次去杰夫那里，拍X-光片子之外，他拿一个牙医的工具，一颗牙一颗牙的检查，每颗牙的牙龈都要用一个尖尖的工具戳一下，看看牙龈的质量，由助手记录下来。在杰夫看来，我的牙齿永远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也是暂时的，预计将来也要出现问题。我难免觉得他有点吹毛求疵。去阿瓦基安大夫的诊所之初，我挺高兴，觉得我的牙总算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开始感到我口中的牙齿有些不对劲了，特别是那颗上了牙冠的门牙。到了2002年9月23日星期一他突然对我老婆说，老婆有四颗牙都需要装牙冠。我们非常惊讶 ---- 不是说“一切均好没有问题”的吗？
再说，女儿那时5岁多了，我们希望她从小就开始有个健康的口腔，所以也打算开始让她见见牙医。到了那时，老婆和我已经琢磨出了一套在美国找各类医生的门道。我的收入较前也丰厚了许多。我们就决定，我乖乖地回到昂贵的杰夫那里看牙。老婆和女儿则找到了一家由一对年轻的韩国夫妻开的“常青牙医诊所”。这对夫妻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夫妻两人都和杰夫一样，都是马里兰大学牙科学院毕业的。丈夫叫李泰勇（Tae Yong Lee），妻子叫李金南（Kimberly Keomnam Lee），二人均为温文尔雅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雇佣专门的牙齿清洁师，清洁牙齿的事就由他们自己去做，另外雇佣了两三名帮手。老婆和女儿去了几次，感觉甚佳。女儿在他们那儿保养牙齿牙龈一直到成人后远走高飞。老婆则一直由他们夫妇保养牙齿至今。
至于我，本来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这匹马牙口不好，只好乖乖地吃回头草。2003年5月12日星期一我又回到了杰夫的诊所。杰夫详细检查了我的每颗牙后说，“你要是不离开我，这颗上了牙冠的门牙不会坏掉的，现在保不住啦，只好植牙了。其它的几颗牙也要陆续做根管治疗把神经抽干净然后上牙冠。”我俨然一摊俎上肉，唯有任他宰割。
杰夫让我去著名的资深的口腔颌面外科（Oral & Maxillofacial Surgery）专家、拥有牙医学博士（DDS）和医学博士（MD）学位双博士学位的犹太人史蒂文·艾伦·古滕伯格（Steven Alan Guttenberg）大夫那里去植牙。古滕伯格大夫的诊所地处华盛顿最昂贵的地段之一、K街的二层楼。他的诊所大概占了整个二楼的绝大部份，设备齐全新颖现代。他雇了近十名助手，不与任何牙科保险公司来往。那个架势，一看就知道是个烧钱的地方。候诊室里坐着候诊者，一眼看去，都是些永远不缺钱花的人，有的女性大概只是为了一场约会也要来把牙弄弄干净漂亮。果然，轮到我时，古滕伯格大夫说，植我这颗门牙要一万美元之上，而且不包括由杰夫做的那些部分。我问，怎么这么贵呀？古滕伯格大夫回答说，光植进的那根白金的成本就是七千块钱。那时我的个人生活已走上了稳定，职业生涯也在稳步发展，收入相应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面对这样的价格，听了仍然不免两腿发软。
我头头尾尾大约花了一万四千来元，拔掉了那颗牙，清理了牙神经，种上骨粉，植白金棍，再装上一个新的牙冠。古滕伯格大夫骄傲地对我说：“太成功啦！我前两天专门飞到柏林做了一个学术报告，用的就是你这颗门牙的病例！”事实如此，这颗门牙植得除价格之外无可抱怨之处。
从此，我开启了第二阶段由杰夫来保养我的牙齿和牙龈的健康。与他紧密合作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病专科医生专科医生（Endodontist）是迈克尔·帕斯卡尔（Michael Pascal）大夫。80年代中期150美元的根管治疗，已经涨到了800美元，第二次涨到了1200美元，第三次再涨到了2000美元。他的价位之高令我惊讶之外，他涨价的速度，更让我惊掉下巴。最后的那一次，他因他母亲去世，心情不是非常稳定，神经没有抽干净。他表示道歉并愿意为我免费再做一次。那时我已决定要退休了，展望未来，我的收入，绝无可能支付他和杰夫的费用。于此同时，十多年来老婆和女儿由李泰勇和李金南夫妇维护牙齿牙龈健康，非常满意。2016年我退休前第二次告别了杰夫，换到由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照看我的牙齿牙龈至今。
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的诊所以及与他们合作的诊所严格按照牙科保险公司的要求收费和进行各种必要的操作。所以牙科保险公司支付之后，由我们自己支付的就容易接受多了，装一个牙冠的总开销大致在1000美元之内，植一颗牙的总开销大概不超过2000美元的样子。他们的技术虽然可能比起杰夫等要略微逊色一点，但也足够让我们满意了。回想起来，古滕伯格大夫的诊所是根本就不与任何牙科保险公司打交道。杰夫的诊所也不按牙科保险公司的要求开价和行事，但他愿意把账单寄给我的牙科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到账单后，酌情给我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每次从杰夫的诊所走出来，如果只花了500美元左右，就心里暗暗高兴：“今天算是赚了！”一般都要花掉2000美元的样子。我一介教书匠，额外挣些咨询研究的收入，实在当不起杰夫、古滕伯格大夫和帕斯卡尔大夫的顾客。
我们认为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的牙医诊所不但适合我们的收入，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很合适。杰夫、古滕伯格大夫和帕斯卡尔大夫都先后退休了，离开他们只是早了几年而已，我们迟早是要更换牙医的。我们希望李泰勇和李金南大夫能一直照料我们的牙齿和牙龈，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不再需要寻求新的牙医了。
我的牙齿和牙龈之外，女儿的牙齿也是我极为关心的事，她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和所有美国长大的孩子一样，有一口好牙伴她一生。待她换了一口恒牙后，我带她去了杰夫的诊所，杰夫推荐我们去见牙齿矫正医生或称正畸医生（orthodontist）奥钦（Orchin）大夫。杰夫说：“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请他做的矫形。”没有比这句牙医说的话更有说服力的了。
奥钦矫形诊所地处华府北面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父亲杰罗米·奥钦（Jeromy Orchid）带着刚出道的儿子安德鲁·奥钦（Andrew Orchin）一起在诊所为顾客矫形。我对小奥钦大夫说：“女儿遗传了我，口腔空间太小牙盘太小而牙太大。”小奥钦转而向老奥钦汇报说：“当父亲已经承认是他的罪过啦！”经过几年的矫正，女儿今生再也不会经历我这辈子走过的漫漫牙医之路了。
老婆生就一口好牙，她唯一的问题是自己不够爱惜。
结语
回顾我在美国看牙医的经历，我大概接触了如下几类诊所。第一类是完全不与牙医保险公司有任何关系的诊所。第二类是价格和操作完全不受牙医保险约束的、但账单可送往牙医保险公司以期得到少许报销的诊所。第三类是完全遵从牙医保险的定价和各项具体操作要求的诊所，因而得到牙医保险公司的最大的补贴。第四类是牙医保险或其它包含牙医的医疗保险公司直接开设的诊所，当然也就是最便宜也是最差的了。
杰夫是我学会保护牙齿牙龈的启蒙恩人。首先，他让我认识到了牙齿口腔卫生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从医学、健康学和美学上，而且也是从经济学上，他教我把保持一口好牙放在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更何况，我是个饕餮之徒，怎么能没有一口好牙呢！第二，我学会了一整套保养牙齿和牙龈健康的手段。我养成了拉牙线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让嘴里有残留的食物，每顿饭后都要把牙吃清理干净。清理的手顿包括拉牙线、用水牙线冲洗、用电动牙刷刷牙、以及用漱口水漱口。一切使用的清洁牙齿和口腔的东西必须买最贵最好的。因为无论这些东西有多贵，和去牙医诊所的花费相比，都几乎是零，可以忽略不计。第三是改掉坏多年养成的坏毛病，诸如啃骨头嚼冰块等。这些说起来容易，真正要改掉却很困难。最后，牙齿出现任何问题，应及时处理，不宜拖延。
我对李金南大夫说，我的牙生来不好，又被忽视了三十多年，我现在的保养方针是“极限保养”，一切该做的我都毫不犹豫地去做。李金南大夫一边检查我的牙齿和牙龈，一边对我说：“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每每听到她这么说，我就像听到了音乐，心里舒服极了，心想，我每天每日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牙医的认可。
想当年小时候母亲警告我：“你不把牙弄整齐，将来找不到女朋友！”她真是言轻了。牙齿不好，比找不到女朋友要严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