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为回答我的一名高中同班同学写的。文章是从我写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中挖出来的，保留了原书中的第三人称，添加了第一段开场白。发给他的版本里略去了有关毕业证的那些段落。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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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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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团籍
2025年8月10日
故事就从1972年春讲起吧。那年戴宁生总算于1971年春离开了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回到了西交大，在学校的五七干校劳改了一年后，有了学校的“处理决定”和五七干校的“评语”，可以正式毕业了。他来到新近从“自动控制大队”恢复原名称的“无线电系”的系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几名女办事员显然都知道戴宁生是谁，只是戴宁生并不认识她们。一个办事员递给他一个红色塑料皮的东西，说：“这是你的毕业证。”戴宁生接过来，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
毕业文凭
学生戴宁生系江苏省南京市人，现年24岁，于1970年在本校无线电工程系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文凭编号70字5003号，一九七0年七月 日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上加盖了红色印章。
这页的背面是一张西交大图书馆的相片，算是标志性建筑的相片吧。图书馆的对面，相片的正中央，是圣人的塑像。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四人的巨幅肖像。图书馆正门两边一男一女分别手持书本和火箭象征攀登科学高峰的石雕仍被木头框框遮盖着。
这本毕业证书本该有两张四页，现在戴宁生看到的只有一半，即第二张的两页，也就是第三页和第四页。有心人把第一张插进了红色的塑料壳子里面了。戴宁生把第一张从塑料壳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发现毕业证的第一页半边是圣人的肖像，另半边是副统帅的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彪一九六七十一月廿九日
第一页的背面，即第二页，是圣人语录：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按照当时的惯例，一切有那位葬身外蒙的副统帅题词的东西都应该销毁掉。可是这个毕业证如果撕去第一张的第一和第二页，和第一章相连的第二张的第三第四页就没法独立存在。故而有了个把第一张塞进毕业证塑料壳子来掩盖的办法。
略微琢磨一下这个毕业证，处处都是谎言和笑话。戴宁生尤为好奇的是那个“文凭编号70字5003号”是哪里来的？签注日期“一九七0年七月 日”也十分蹊跷。眼下已是1972年了。1970年7月，他还在红庙坡监狱里呢。难到这毕业证在他在监狱里时就填写好了？不可能。更可能的是，毕业证是最近才填写的；不过善良的填写人写上了1970年7月，省去了具体日期，以期与当年毕业的同班同学一致，工龄也按1970年7月来计算。
再说那句“在本校无线电工程系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真是天大的笑话。戴宁生1965年秋入学后，不足一年，文革风暴来临，学校就停课了。到1967年年底复课时，他又被禁止进入课堂。然后就是隔离、坐牢和劳改。别说五年，说一年也有点牵强。“计算技术与装置”？他摸也没有摸过，看也没有看过，任何书籍资料都没有接触过，甚至连一张有关的相片也未曾见到过。
圣人的那段胡说八道的语录就更不值一提了。
然后，戴宁生被带到了另一个女办事员那里。她看上去30多岁，南方人，端庄的脸上有一双善良安静的眼睛。她打开一本账簿，指着有关的一行，用带有吴语口音的普通话对戴宁生解释说：
“学校要给你补发216.50块钱。”
戴宁生心中一喜，没有去品味这钱他是怎样挣来的。端庄的女办事员接着指着每一栏向戴宁生解释：
“你的工资从1970年10月份算起，到1971年4月你出狱，共有七个月。按留校劳动的学生每月拿50%的工资计算，学校要给你补发7X24.25元共169.75元。1971年5月开始，学校每月给你发了20元的生活费，是按最高助学金算的，直到今年3月，共11个月。你应该每月得到24.25元，所以学校每月要把这个24.25元 - 20元 = 4.25元的差额给你补上，11X4.25元共46.75元。所以学校总共要给你补发169.75元 + 46.75元 = 216.50元。”
戴宁生听了一头雾水，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专心去听。女办事员说的那些日期和数字，戴宁生无从去理解。其中的依据和逻辑更是只有天知道。只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学校要给他补发216.5元。另外，那个毕业证书上说他是1970年7月毕业的似乎也十分相关重要，算是善意的谎言。
“你在这里签个字。”端庄的女办事员指着一栏空白对戴宁生说。
戴宁生顺从地签了字，心想下面就可以拿到216.5元钱了。可是端庄的女办事员没有拿钱给他，而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账本，履行职责地对戴宁生说：
“学校恢复了你的团籍。可是你的团费从1968年4月起就没交了，到现在，整整四年共48个月。按每月五分钱算，共要补交48X0.05元，即2.4元。你签个字。”
这是个万万没有想到的问题。戴宁生早就把团籍一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事到如今，他还要什么团籍？戴宁生脸上显出不愿顺从的表情。对他来说，这团籍实在是一分钱也不值。
“只有两块四毛钱，”端庄的女办事员平静地说，“交了对你有好处的，你交吧！”
戴宁生无法抗拒端庄女办事员那平静的声音和那双善良的眼睛，他耷拉下头，签了字。
就这样，2.4元从216.5元中被扣除了后，女办事员给了戴宁生214.1元。戴宁生怀揣着这刚刚补发的钱，从东二楼走出来，径直去了一村的邮局给母亲汇去了100元。他心头一酸，一时说不清这些平生第一次给母亲汇去的钱是补发的工资，还是坐班房挣来的或者是劳改挣来的，都是也都不是。
戴宁生后来把女办事员让他交团费的事复述给他父母听，父亲听后不无感激地说：“她真是个好人，叫什么名字？你要好好谢谢她！”
***
说也奇怪，戴宁生从小就对靠近组织这类事情十分反感，更不用说去加入了。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家中或他人的影响。他的父母和大姐姐早早就加入了圣人的党，并不时地要求戴宁生也要靠近组织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
可是戴宁生小小年纪，小学时就不愿意加入少先队。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能加入少先队，就要表现好，要做好人好事，力表要求进步，说符合时宜该说的话，做符合时宜该做的事。戴宁生认为那些争取入队的人表现非常做作，是假的，是专门做给人看的，如果他也那样去做，就太丢脸太丧失他的自尊了。直到他小学五年级下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他所在的南师附小在多才多艺的杨鸿仪老师的带领下，又是种无籽番茄，又是用榆树皮粉做木偶的头，又是用废纸造再生纸，这一切都正合了戴宁生的口味，他玩得高兴极了。班主任金镜容老师说：“行了行了，表现够好了！”他这才入了队。非但如此，金老师还给他封了个弼马温的官，“中队旗手”，佩两道杠袖章，那是戴宁生在中国33年里取得的最高官位了。
到了南京第十中学，他慢慢地又成熟了一点点。他更为理性地不愿意入团了。父母为此非常为他担心。“事关你的政治生命啊！”父母并非耸人听闻，“政治生命”确实是那时人们必须考虑的人生中的一大要素。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戴宁生在中国确实是没有“政治生命”的。
记得1963年秋天，戴宁生去北京北大附中借读高二上时，他父母因为儿子不愿入团而拜托了戴宁生中学时的好朋友郭少陵的父亲郭影秋给戴宁生做思想工作。郭影秋是个大人物。那时他刚刚从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调到了北京的人民大学当校长。17岁的戴宁生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他被叫到郭影秋家中郭影秋的办公室里，忐忑不安地坐在那里听从郭影秋的教导。郭影秋说了些什么，他吓得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转眼间，戴宁生到了高三下了，不久就要中学毕业了。可是他仍然不愿意入团。这着实急坏了戴宁生父母。这一次，他们委托了戴宁生高中时的好朋友胡小平。胡小平是朝鲜战争烈士胡乾秀的长子。他父亲在长津湖战役中不幸罹难。他早早就入了团，到高中，已经是南京第十中学校级团委的委员了。胡小平和戴宁生十分要好，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到戴宁生家来玩。戴宁生父母背着戴宁生对胡小平说：“你和戴宁生是这么要好的朋友，你要解决他的团籍问题！”胡小平在长辈面前唯有一口答应。
到了1965年8月，戴宁生入团的事情已经拖到了最后一刻时间了。那时高中同班同学高考发榜后即将如鸟兽散各奔前程。班上的团支部应胡小平要求，召开了最后一次支部会议，议程就是讨论戴宁生入团的事情。按规定，首先是介绍人介绍申请人的情况。然后是大家讨论申请人的情况，最后再表决一下。谁知这位高高在上的校团委委员什么准备也没做，他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对与会者说：“戴宁生这个人嘛，大家都太了解了。就是这个样！没什么可介绍的。”他话音一落，与会者顿时大为不满，纷纷指责他不负责任。本来该是讨论申请人戴宁生的，什么组织性呀，积极性呀，政治思想呀，道德品行呀，群众关系呀，是否要求进步呀，是否爱国爱党爱人民呀，等等，等等。这些该讨论的都没有讨论。支部会议一时变成了谴责介绍人胡小平了，不一会儿就不了了之了。
几天以后，戴宁生得到了一个通知，让他去一下十中的团委办公室。在团委办公室里，他交纳了5分钱的团费，领到了一个团员证和一枚团徽。他从此算是有了团籍了。他带着这个团籍进了西安交大。现在，在补交了四年团费后，他又带着团籍离开西安交大，走上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直至1974年7月20日他才在光明低压开关厂因超过28岁而申请超龄退团，同年10月8日得以批准而正式退团了。
多年后，完全成熟了的戴宁生更成了一名骄傲自信坚定的没有信仰的人。他深信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信仰什么主义，都是要以信仰为由去罔顾事实。他只相信事实和符合逻辑的推理而得到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