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的破灭和几个破碎的理想
2025年9月16日
八十岁了，虽然度过的是庸碌的一生，但回味从幼时起有过的理想，不管是认真的，还是那些破碎的，仍然是件幸福美好的事情。
早年（50年代初）
“长大了，想做什么呀？”自从会说话又懂点事后，大人们总爱问我。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锁匠！”
那是我幼年时的理想。40年代末50年代初，南京的小街小巷里，走家串户的经常有各种工匠；有木匠，锁匠，修瓷碗、搪瓷碗的，箍桶的，修席子和藤椅的，磨剪子铲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匠各怀绝技，还有一套得心应手的工具。家里或邻居有活让他们做时，我就能站在一边，从头看到尾。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锁匠了。他们挑一个担子，两头是一个个小格子的小柜子，每个格子里放着各种小零件和小工具，家中甚至商店里玩具柜台中的任何玩具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我一心想着当名锁匠。
回想起来，我从来不太喜欢玩玩具。家中经济不宽裕，买不起什么好玩的玩具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玩“假的”东西而喜欢玩“真的”东西。长大了以后这个偏好也没改变，比如，我一生都不爱看电影，认为电影是“假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才是“真的”；再比如，我不喜欢参加旅游团，认为让人领着玩是“假的”，只有自己有目的的旅行才是“真的”。这些话扯远了，回来说我小时候的事情。
大约是四、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玩火。一直玩到了现在八十岁，烧烤的火，院子里烧垃圾的篝火，朋友来聚会时的篝火，每年冬天乐不释手壁炉里的火等，均为我之所爱。四、五岁时，父母住在不久前撤走的金陵大学美国人住的一栋洋楼里，主楼和下房是分开的。一排下房中，有厨房和储藏室，还有佣人住的房间。记得有一天，我一个人走进厨房，把厨房的房门从里面插上关了起来。那时的厨房里有一个两口锅的烧茅草的灶台和一个烧煤球的炉子，以及碗橱，厨具，和一口大水缸。烧煤球的炉子的火是24小时全天保持的，不是烧饭的时候，下面把风门关上，上面用泥巴和煤粉搅拌成的湿煤封起来。烧饭时把风门打开，上面戳戳下面掏掏，中间还有一个像肚脐眼的洞也可以通通。我从茅草堆里抽出一根茅草，塞进煤球炉的肚脐眼里，茅草就被点着了。然后把点着的茅草放到灶台的灶膛里，灶膛里剩余的茅草就被引燃了，非常好玩。我来来回回玩了几次，一不小心，火星掉到了茅草堆里，引燃了整个茅草堆。我立刻打开水缸盖子，用舀水的竹舀子舀了水往茅草堆上浇，真正是杯水车薪，我自知力不能及，打开了厨房的房门叫来了大人。事后母亲批评了我，也表扬了我。她说，我要是不及时打开厨房的门，我就会被烧死在厨房里了。第二天，母亲领着我去新街口的保险公司为我和家里买了保险。后来，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因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保险之类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家里才没有了这个保险。
再过一两年，我又长大了一点，学会了用螺丝起子。有一天，我把一张椅子搬到二楼的一个房门边，站在椅子上，开始把连接门和门框的铰链上的螺丝钉卸掉。当我用螺丝起子让螺丝转动起来时，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我专心致志地把螺丝一个个卸掉，到了第一个铰链一边的所有螺丝都被卸掉后，那个铰链就脱落下来了，门也歪斜着倒在了我的身上。我转过身来，用背顶住了歪斜的门，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正在这个骨节眼上，我听到母亲在楼下的饭厅里叫我去吃午饭。我没有回答，只是用背顶着门，心里想不出脱身的办法。母亲屡叫我无反应，就到楼上来找，把我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从那以后，我终生难忘的是拆卸东西时，必须考虑如何卸螺丝特别是按何顺序卸下螺丝钉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再往后，就是拆锁了。一般的锁不好拆，但门上的弹簧锁是可以从门向内的一边卸下来拆开的。五十年代，这种大门上常用的锁是从英文Spring lock或Spring Latch音译过来的，叫斯普林锁或斯泊林锁。回想加推算，我玩弹簧锁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时的事情。
说到喜欢玩拆卸东西这件事，就把后来拆卸钟表的事一并说说吧。文革之中，到了1968年秋冬，我已经是铁定的反动学生了，被关押在西安交大东二楼的走道里。走道的一头由一些堆积的杂物封死，走道的另一头由15人分三班倒每班5人看守着我。走道中间有一张大实验桌子，铺上褥子，加上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供我睡觉。我的全部“财产”是四样东西：一个上大学时父母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四册人人必须有的圣人著作选，一根写交代材料的笔，以及一些写交代材料的纸。
那块上海牌手表就成了我唯一的玩具了。那时女孩子嫁人，要求的嫁妆叫“三转一响”，手表是其中的“一转“。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在120元，比一名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光有钱还买不到它，还要“工业卷”凭票供应。可见其地位！父母为了我能有效地使用时间，努力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给我买了这块表。这表原本承载着多少父母的期望！现在这块表正好用来记录我是如何一天一天地浪费时间消耗生命的。
我把表反过来，用指甲把表后的盖子顺反时针抠转开来。打开这个后面的盖子，就可以看到表里运转着的大小齿轮。我细心地琢磨了它的结构，画出草图来，终于基本上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多年后，我在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当技术员时，一时兴起，竟对厂里的工人们自称会修理钟表。顿时，人们送来了很多坏掉的钟表。我竟然修好了一两个。不过，绝大多数都没有修好，甚至把走的不准的修理成了走不了的了。由此我还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专门把“病马医治成死马”的大夫称号；包括当时我的那匹“好马”，那块正常运行的上海牌手表，最后也“没病”而被玩成了“死马”，不走了。
回来说小学时的事情。父母有时会提到某家的小孩真能干，小学就会装收音机。我羡慕死了，但我那时年龄虽小，却深知我们家钱上并不富裕，是绝对供不起我去玩无线电收音机的。只是父母每每夸奖那些小孩聪明能干时，我内心深处就十分地不平衡。
少年（1958年至1961年）
小学五年级下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我所在的南师附小在多才多艺的杨鸿仪老师的带领下，又是种无籽番茄，又是用榆树皮粉做木偶的头，又是用废纸造再生纸，这一切都正合了我的口味，玩得高兴极了。
1959年春，六年级上时，真正树立严肃理想的机会来了。南师附小决定成立航模小组。帮助南师附小成立航模小组的是两名附小的毕业生罗家昌和王嘉祥，他们两当时都是南师附中航模队的。罗家昌是罗尔纲的儿子，听说他小学时因病休学了一段时间，休学后就摇身一变，成了制作航模的高手了。到了南师附中，他很快就成了南京地区中学生中无可争议的航模第一把手了，每逢比赛，必为冠军。我进了附小的航模小组，立刻就成了小组中最投入的一名成员，罗家昌因而也格外地器重我。当时因为临近小学毕业，毕业班人心已经换撒了，附小的航模小组大概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罗家昌算是我的大师傅，王家祥是二师傅。罗家昌教会了我很多有关航模的知识和技术。他毫无疑问是我的启蒙人。在两个师傅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弹射式滑翔机，最后成功地做成了一架一级牵引滑翔机。
1959年夏天，我刚刚从南师附小毕业，但仍然代表南师附小参加了南京小学生（第一次？）航模比赛中的一级牵引的项目。罗家昌因为他在南京中学航模界的名声，不能想象他的徒弟不是第一名。为了确保我得第一名，他让我用了他做的一架一级牵引滑翔机去参加比赛。比赛是在南京大教场机场举行的。我早早就起床，母亲给我吃了一碗耐饥的蛋烧饭。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大教场机场在我的想象中是远在天边。到了机场，比赛开始时，已经接近中午。那天的天气好得很，雨过天晴，没什么风，上升气流旺盛，正适合滑翔机的飞行。轮到我飞的时候，我拉着牵引线就向前跑，飞机跟着开始攀升。就在那个关键时刻，眼前出现了雨后留下的一滩水。我本该匀速地继续向前跑的，但瞬间想到我穿的是布鞋，犹豫了半秒钟，滑翔机因而脱钩了。那时我的一级牵引滑翔机的高度才达到它本该达到的一半。我因而没有得到第一名，只得了个第二名。罗家昌很失望，但也没有过多地责怪我。
50年代，南京知识分子家的小孩，主要来自于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一些研究所的子弟，也就是此前的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家的小孩，都是小学上南师附小，中学上南师附中。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家在南秀村，附小在大石桥的进香河边，属于小孩子步行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乘坐三轮车。三年级时我们家搬到小粉桥的小陶园，离附小近多了，人也大了点，小陶园教授们的子女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附小的学生，大家呼朋唤友地一起走着去上学，放学也常结伴走回来。
到了1959年附小毕业，我本该理所当然地上南师附中。可是那时的南师附中在察哈尔路，一般认为太远了，走读属于不可能，要住宿。而我小学时一直是体弱多病，到小学毕业时，有了特别严重的过敏性哮喘。所以父母没有让我去附中，而是去了离家很近，走路只要五至十分钟的南京十中（即今天的金陵中学）。
有天我在街上碰到罗家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将上南师附中，就和我谈起了我进校加入航模小组后应该做什么飞机。我告诉他，我是去十中，不是南师附中。他听后非常生气。立刻扭脸离去。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理我。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永远感谢他把我带进了人生的第一个认真的理想：飞机设计。
1959年秋天入学十中上初一，我参加了校航模小组。航模小组组长是一名高中生，他很快发现了我对航模的热爱和执着，不但懂得很多相关的知识，而且也很有制作航模的手艺。再说还有师从罗家昌的声誉呢。我成了校航模队的主力之一。航模小组的组长虽然比我大了不少岁，但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遗憾的是，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学校体育馆北端二楼的航模小组待在一起。我做一级牵引，他做二级牵引（比一级牵引大一倍）。弹射式小滑翔机就由一般成员去做。周末我们也常常待在一起，我们一起去过几次地处中山东路的市航模队玩，在那里开开眼界，学点东西，讨点器材什么的。
那时他和我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架线操纵航模。这个航模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航模用的小发动机。可是学校拨给我们的经费买不起这个小发动机。后来这位航模组组长终于从市航模队要到了一个。然而，启动这个小发动机要三样东西：汽油，乙醚和蓖麻油。汽油容易得到，乙醚我们家正好有一点40年代剩下来的，所以只缺蓖麻油了。他说他有办法，他到校医室，对医生说他严重便秘，必须喝点蓖麻油。医生就给了他一小杯蓖麻油让他当场喝掉。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喝掉了。他拉了一阵肚子，心想这回亏大了，他不死心，又去校医室要蓖麻油，说他必须在要大便时喝才行。我们终于把三样东西凑全了，但始终没能把发动机启动起来，可能是乙醚过期失效了，也可能发动机本来就是个坏了的，所以人家才给他的。
升州路上有家专卖航模器材的小店，全南京市大概仅此一家，估计是航模组组长带我去认识的。从小粉桥走到珠江路口，沿中山路走到新街口，绕过新街口的圆圈后向南，过了中央商场后，右手边走进与中山南路略显平行但向西歪的明瓦廊，一直向南，走到与升州路的交口，转弯走上升州路。那家小店就在升州路上。从我们家走到那里单程要走一个小时的样子。店铺很小，只有三四米宽的样子；店里没有橱窗，也没有什么灯光，黑呼呼的，进了店，就被一个柜台挡住，所有的航模材料都放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顾客只能隔着柜台远远地看看。它也卖一点制作航模的工具。初一时，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通常，十中航模小组做的航模飞机之外，我自己看书后设计出的航模飞机就希望能做出来，这就需要买材料。我列出所需材料的清单，走到升州路的小店，问清价钱，回到家里，作出预算，然后向父母要钱。我知道家中并不宽裕，所以处处精打细算。父母也总是尽量满足我。我拿到钱，再走到升州路的那家店把材料买回来。
小小的弹射式滑翔机和比较大的一级牵引滑翔机都比较好做也花钱较少就可以做出来。我很快学会了看它们的三视图，然后按三视图把它们做出来。接着就有了自己来设计的冲动，我买来了几本入门的书，开始自己来画三视图，自己来确定总体设计上的各种比例，同时也意识到翼型设计的重要性等等。在我那时看来，航模飞机的重心点（Center of Gravity，简称CG）非常重要，决定了飞行是能否能稳定持续飞行一段时间，是个不难解决的问题。原则上通常要求重心落在主机翼前缘后25%至33%的翼弦位置上，用拇指和食指撑起飞机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经过试飞去不断调整达到最佳点。
这段时间里，我还发过一次“大财”。和我们家一起住在小陶园的化学系有机和高分子专家李景晟教授的第二个儿子叫李黄，他比我大几岁，他的弟弟李维民比我小几岁。他南师附中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后并入北京大学）后，就把他做航模的所有工具和剩余的材料都赠送给我了。这个意外的“发财”使我感动不已。他因为比我大四岁，我们并没有多少往来，倒是他弟弟经常和我一起玩。李黄的聪明才智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南师附小时是全校六个年级所有的学生里最优秀的。后来在中国气象局任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兼副局长。21世纪初，我在北大找到当年小陶园另一个玩伴，罗根泽的儿子罗芃后，正盘算着再次去中国时，一定要去气象局找到李黄，当面谢谢他当年慷慨的馈赠。不料他竟于2014年8月不幸病逝了。
回到1960年春我初一下时，南京航校给南京十中和南师附提供了图纸和材料，让两个学校比赛，看谁能先做出来一架可载一人的弹射式滑翔机来。胜利者将获得他们赠送的一架同款的滑翔机。十中校方于是决定把体育馆变成制造滑翔机的大会战场所，由航模小组的成员分头负责，全校学生轮番义务劳动。我们花了约一个星期就把那架弹射式滑翔机做出来了。其中的尾翼是我领头做的，我一个星期基本上没睡觉，实在累了就在体育馆里的运动垫子上眯一会儿。学校食堂送给我们免费的饭吃。
首飞那天下午，航校派来了几个人，包括一名有经验的女飞行员。按我的记忆，当时对我们做的那架滑翔机驾驶员体重的要求是90斤。该弹射式滑翔机的飞行高度为一到两米。机头有个钩子，勾住左右两根牵引橡皮筋，每根牵引橡皮筋有直径两公分分的样子，由几十根细橡皮筋拧成。每根牵引橡皮筋由三四个人拉着。驾驶员坐好，系上安全带，两脚放在垂直翼脚踏板上，右手握住操纵杆；最后举起左手，示意指挥员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了。飞机的尾部有一个扳机机关，拴住飞机。扳机机关由发射指挥员控制。指挥员一声令下，左右拉牵引橡皮筋的人开始随指挥员的口令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多少步完全由指挥员根据风力等决定。指挥员一旦认为牵引橡皮筋拉得足够长了，就把扳机一扣，飞机就被弹射出去了。
当时的一位叫史纪南的同学回忆说：“当年滑翔机在大操场试飞，还拆去一个球门。好像是在下午，万人空巷，上课铃声响了，大家都不回教室。老师也善解人意，干脆放假半节课。但是试飞不顺利，飞行三四十米就往下栽，航校来的女飞行员无法操纵飞机不往下栽，只好解开腰上的安全带，一个前滚翻跃到了草地上。”
按我现在对事情的认识，滑翔机结构和原理虽然都很简单，但做好后必须测出重心位置是否合适。让我吃惊的是，那天试飞前，这个最关键的一步被省略掉了。航校来的指挥员想在全校领导和师生们面前炫耀一下，让拉牵引橡皮筋的人多走了几步，致使滑翔机的飞行高度远远超过了所要求的一到两米之下。我的估计是，那天滑翔机在足球场上，从西边的球门向东面的球门方向发射，被弹射到了三、四米的高度。东面的球门的后面不远处就是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飞机为什么往下栽，事后也并没有把原因弄清楚。我认为是飞机的重心太靠前了；当然也可能是滑翔机被射到三、四米高后，前方的飞行空间距离就不够了，驾驶员本能地推了操纵杆也是可能的。总之，现在80岁了回想起来，那些航校来的人也都是些当时二十多岁最多三十上下的毛毛糙糙的年轻人。
好在当时航校还带来了他们答应送我们的他们做的一架同款滑翔机。这次驾驶员是从我们学生中选出来的一名绰号叫雷公的学生，他并没有飞行经验，只是体重符合要求。飞机被弹射出去后，他没敢多拉杆，接着就赶快使劲推杆，致使飞机头定在操场上，机身与地面垂直立地扬起，雷公来不及脱离座椅，双脚站立在地上，上身还系在座椅上。于是观众们都大喊：“雷公背飞机！”
试飞失败了，表演也失败了。我接着就大病了一场，以至于航模小组合影留念时我也没能参加。
我们做的那架滑翔机试飞失败后，机头栽坏了，修好后就没有再飞过。它最后的用途是参加了1960年秋天那年的十一游行。
航校送我们的飞机很好，能飞一两米高，我们玩了好几个星期，都是星期天到学校来飞的。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航模组做飞机的人，虽然我们体重都超过了要求，但每人也都驾驶了一次，过把瘾。所以我也算开过飞机的人，我估计我飞离地面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在空中的时间约有两秒钟，从飞机被弹射出去到飞机停下来全程大约有10秒钟。我估计我在发射时本能地闭上了眼睛，等到飞机停下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前方不是正前方的大礼堂，而是左前方的钟楼，想来是我紧张之中蹬了一下左脚踏板的结果。
那时我的过敏性哮喘日趋严重，特别是不能闻做航模必用的橡胶水的味道。载人弹射式滑翔机做完之后，我大病了一场，其后就退出了航模小组。到了1962年秋高一时，原校航模组组长已高中毕业，到部队里的八一队做航模去了。他向学校极力推荐我做航模小组组长，学校找我谈了话，我因而去了几次航模小组。那时校航模小组已经从体育馆北端二楼搬到东课堂四楼了。航模组里都是些初中生，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我发现那里已经是个不属于我的地方了。
第一次学习高潮（1961年至1965年）
我虽然不再做航模了，但将来要设计真正的飞机已牢牢地成了我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其实不需要再做航模这些玩具了。我需要的是学习有关的知识，打好数学和物理的基础，学好英文。由此为契机，1961年秋至1962年春，即我初三那年，出现了我的第一次学习的高潮。
那时在小陶园的家中，三个姐姐都上大学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家里。家中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三楼主要是储藏东西的，但也有一扇向南的大窗子。我就要求一个人住在三楼，把三楼彻底变成我的天地。我每晚七点到八点就睡觉，早上四点起床，做我想做的事情，主要是学我想学的五花八门的东西。那时整个小陶园尚未醒来，我有拥有全世界的感觉。有时还打开纱窗，用一根竹竿把纱窗撑起来，让清晨凉爽的空气入侵到房间里来。到了七点一天开始时，我已经高效率地学习了三个小时了。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退休，到现在一般晚上九点上床早上五点起来。我在小陶园三楼的楼角里一直待到1965年离家赴西安上大学。
我从航模入门的书看起，大体弄懂了伯努利定律是如何解释翼型产生升力的道理：机翼前端的空气无论走机翼上面还是走机翼下面，都必须同时到达机翼的后端，否则就会出现一段“真空”的地方。按机翼翼型的设计，机翼的上面是弧形的比较长，而下面则比较直、也就是比较短。因此，空气必须在机翼的上面流动得比在机翼的下面流动得要快。按伯努利定律，流得快对机翼上面的压力就小，流得慢就对机翼下面的压力大。这个压力差就是升力。当然气流的影响和飞行速度也都会有作用。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理解。
我当然不可能了解到伯努利定律虽然是一个重要解释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要全面理解机翼如何产生升力，需要结合牛顿力学、流线偏转、循环流等更全面的理论。我当时更不可能知道实验上发现上表面气流实际上会更早到达机翼后缘，说明它加速了。
我很快意识到，真要想设计出飞机来，就要懂空气动力学，要懂流体力学，要懂力学，要懂物理学，等等，等等。中山东路的外文书店里有一个内部书店，专门卖非法影印的各种国外理工科的专业书籍，父亲经常带我去。后来我用自己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一本英文的《流体动力学》，还买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数学词汇》和《英汉物理学词汇》，抱着一本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易里的《英汉字典》一行一行地生吞活剥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喜欢上了学校正在教授的几何和代数，自己又找出了许多额外的难题，觉得解题非常好玩，把一个难题解出来后的成就感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后来在高中又学了解析几何，也可能那之前我就自学了一些解析几何。这样，我在学校的成绩一下进步了很多。父母当然非常高兴。家中这些数学方面的书多得很，中文的，英文的都有。父亲说，有了足够的几何代数，再有了解析几何，就可以学微积分了。他给我找了一本英文的高等数学，我生吞活剥了一点，留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无穷小非常重要。
制作航模的一大副产品是，我早早就学会了制图，不但能看懂三视图，而且能画出自己想表达的三视图来。为了画出标准的三视图来与他人交流，我看了一些制图的书，买了鸭嘴笔，知道了直线、虚线、粗线、细线，点画线和剖面线各表达什么，尺寸如何标记，角度如何标记，字体大小，比例标注等等。在西安交大上一年级时上的画法几何课其实就是教我们如何制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番折腾后，我从牢房里走出来劳改之后，1972年夏天被分配到了西安光明抵押开关厂，任务是设计冲床的模具。我少年时学会的那点制图的本事，还货真价实地用上了，只是冲床模具的三视图比起我60年代初中时接触的航模的三视图要简单多了。
中学时，真正的飞机我没有看到过，更没有坐过。只记得有一次参观过南京航空学院的风洞实验室。可是在我的心中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将来一定会设计出真正的飞机的。有次我大概是在初中同班同学沈天健家看到他们家的一本旧的英文杂志上印着一张简易家用直升飞机的相片，机身像一个篮子，供夫妻二人坐，有一个操纵杆；然后头顶上是大螺旋桨和一根伸出去的小平衡螺旋桨。我看后觉得，我当时就可以设计出这种直升机来；我要能有个发动机就能把它造出来。
直到1979年8月我出国时，我才有幸第一次乘坐了飞机。当看到那架波音707起飞时机翼伸出的襟翼和降落时翘起的扰流板时，我心中激动万分，总算亲眼看到了那些我当年在初中就明白的道理、但无从想象是如何在实际上运用到真正的飞机上的。
到了高一在学校的成绩就大幅度地提高了之后，我就有点自命不凡了，高中时期就再也没有认真学习过了。我爱好上了小说、文学、语言和音乐。
先来说看小说的事。估计是发育到15岁左右，有了一定的思唯能力和阅读能力了，学校功课花费不了什么时间，所以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各式各样的小说顿时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也正是那个时间，我们家前面的一排联栋房屋中搬进来了外文系法语教师郑永康一家。郑永康的夫人叫洪铜。洪铜的父亲是中国的著名话剧剧作家和最早的电影导演洪深。推算起来，洪铜1963年时大概是33岁。我很快和洪铜成了忘年交。洪铜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她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是能得到一般人见都见不到的书，诸如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笑面人（The Man Who Laughs）》，梅恩·里德（Mayne Reid）的《无头骑士（The Headless Horseman）》等。这些书对当时正值青少年的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再说，洪铜有惊人的阅读能力和记忆力。她阅读速度极快，一目十行，几百页厚的书她一转眼就读完了，而且过目不忘，还能把故事转述给人听。他们搬来后不久，我就经常在晚饭后到他们家的前院里玩。洪铜有空时，就给大家讲述她新近读完的小说。或者，我就给她的三个孩子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玩。
那时借书不但要凭借书证，而且限量，每次只能借两三本。我手头有父亲、母亲和二姐的三个南大图书馆借书证，心中的野心是把南大图书馆的小说看完。记得同班同学王玮家有全套的莎士比亚写的剧本，我借来后生吞活剥地把所有集子都看完了，结论是没有一篇我喜欢的。那时看书，只知道看情节，看懂情节，看完了能把故事讲出来就算达到目的了。至于构思、文笔等都不在关心之列。这种阅读方式特别实用于侦探小说。
班上爱看书的同学之间，但凡弄到一本好的小说，都要大家传阅。因为借来的书都有严格的还书日期，我们每人轮到的时间就非常有限。看书的时间主要是靠上课时看。下课了要玩，回家了父母管得较严怕我看坏了眼睛。在课堂上，或者把书放在打开的抽屉里或者把书放在一本教科书下，自欺欺人，以为这样就能瞒过老师。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发现课堂上学生在做什么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只是并不想去过问而已。
再来说古典文学。语文课上的文言文和唐诗宋词等是我所喜爱的内容，至今仍能残缺背出其中的不少，如“曹刿论战”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唐诗宋词就更不用说了，特别喜欢的是李白和苏轼的。因为喜爱，课堂学的就不能满足，课外又抄录自学了很多。“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镜花缘”等家中就有。父亲说，看了“水浒”要学会认人，看了“三国”想事情要复杂一点。想来我只看了情节，离开家独立生活后，一不会认人，二思想太单纯。
周末父亲常带我去逛书店，我自己一个人也爱去。中山东路上，路南有新华书店，那是南京最大的书店，斜对面的路北有外文书店，外文书店里面还有一个内部书店，卖影印版的外文书籍。不远处在太平路一带（杨公井？）有个买卖旧书的书店，那也是父亲和我喜爱和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我们在那里买了线装木刻版的“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父亲还买了一本线装木刻版的佛经。这些线装本的书到了文革抄家时就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后来退还抄家物品时也没有退还我们，想来是被人拿走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有次我和父亲去这家旧书店，因为是老顾客，店里的一个老店员把父亲拉到一边，说，他们收到了一套手抄本的“红楼梦”，卖60元人民币。父亲虽然月薪有近300元，但那时我们家经济上并不宽裕，父亲心动了一下，但终究没买，失之交臂矣。逛书店成了我终生的爱好，不论是后来文革时串联和步行长征，还是到美国后，我每到一个城市，书店是必须光顾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也喜欢上了写作。这首先要归功于初三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庄尚典老师，其次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冯世森老师。他们喜欢我写的作文，经常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甚至年级里读给全班听。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庄尚典老师，他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刻。我现在写的一手破字，完全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实，我和所有同龄小孩一样，从小就练过毛笔字，我要认真写，也能写出相当不错的毛笔字。可是当我一接触到庄尚典在黑板上写的那些龙飞凤舞的破字时，立刻就认同了这种风格，觉得太符合我的性格了。庄老师也特别喜欢我，30多年后，在一次聚会上我对冯世森老师提起我对庄老师的怀念，冯老师把我带到庄老师家，庄老师竟然一眼就认出我来，叫出了我的名字。庄老师使我建立了自信，确认自己这辈子会有所作为。
我没有成为作家，但写作成了我一辈子的伴侣。1968年至1969年两次在西交大“校办监狱”被看管起来以及后来的1969至1971年两年牢狱之灾中，我主要靠写一些自娱自乐的诗词和文章来打发时光和保持精神上的健康和坚定。退休之后做的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写一些自娱的东西。虽然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回忆往事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把人生走过的路整理清楚总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特别欣慰的是，女儿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去年2024年还获得了英国作家协会的短篇小说一等奖。她的作品在很多家杂志上发表了。
高中的第三个爱好是外语。从那时开始，我对外文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英文之外，没有我不感兴趣的外文，只要能接触到的外语我都感兴趣。。现在回顾起来，我学过日文，文革时还买了日文的《赤旗报》读过，后来在开关厂工作时，为南大数学系翻译过日文《情报检索》一书中的一章。1964年小姐姐北大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十二室工作，她想学德文以便看德文的文献资料，我陪她一起学过德文，我们还规定了每月用德文通信一次。1965年大姐夫在上海学法语时，我向他学了点法语发音入门，1971年从监狱返回空空荡荡的西交大校园后，我每天清晨抱着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编的《法语课本》在操场上大声朗读地自学了一段时间。1966年12月至1967年元月和西交大的同班同学郑清生一起步行长征时，我向他学了点俄文，后来1998年在乌克兰教了八个星期书时竟然还用上了一点点。到美国后，周围的很多好友都说西班牙话，那时我才认识到，英语之外，西班牙语是最常用的语言。我三番五次地学西班牙语，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两次去上课，企图“拿”下这个外语，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在我看来，没有一门外语是没有用的。而这一切的发祥地，就是1961年到1965年小陶园的那个三楼的楼角。
高中的爱好之四是音乐。这主要受二姐的影响。她一向喜爱西方古典音乐。由此我也爱上了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每个星期日早上，二姐和我都要收听电台的“星期音乐会”介绍西方古典音乐的名曲，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凑的感受。二姐买了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她大学毕业后买了一把小提琴，学了一会儿，放弃了。小提琴就归我所有了。我从二姐那里听到了一星半点二手货的小提琴入门知识，又自学了阅读五线谱，深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开始拉起小提琴来了。原来小提琴这个乐器学起来十分困难。我耳朵的分辨能力并不好，手指的能力也很有限。音位拉不准，更谈不上悦耳。
然而，我认为我阅谱的能力和对音乐的理解力是很强的。记得我去地处大行宮的高中同班同学谢树伟家玩的时候，发现他家有很多老的五线谱的钢琴曲子，他母亲民國時在上海國立音專鋼琴專業上過兩年。我向他借了一本莫扎特凑鸣曲集，拿回家，认真抄写了不少。那时买不到五线谱的纸张，我得自己把白纸画成五线谱。最忘不了的是莫扎特的D大调钢琴凑鸣曲，我不但抄了，还在心里默唱了。后来到美国来后，终于听到了这首钢琴凑鸣曲，当我听到和当年想象的完全一样声音时真是欣喜若狂。那时也尝试了用简谱记谱和自己用简谱作些曲子。
理想的破灭（1965年）
到了1965年春，也就是高三下时，面临的就是高中毕业和报考大学的事情了。
从1964年夏秋之际起，全国兴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运动，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十中的团委书记潘宜成就成了这个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极力鼓动学生们去新疆支边。想来他的忠诚使他九十年代当了秦淮区的区委书记。到了1965年我们高中毕业时，记得新疆还来了两个人给我们做报告，谈新疆的哈密瓜和无籽葡萄，还有扎着很多小辫子、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其后按当时的同班同学史纪南的回忆：那时除学习文件外，学校组织我们在“新光”电影院免费观看了有关边疆建设的电影：《北大荒人》、《草原雄鹰》、《生命的火花》；还在“和平”电影院看了三部新疆片：《战胜塔里木》、《阳光照耀着新疆》、《瓜果之乡》。
离我个人比较近的一个实例是南京大学数学系黄正中教授前妻生的女儿黄桂玉的故事。她比我高一届，是南师附中1964年高中毕业的。她后母生的弟弟黄孝锡比我小一两岁，是我们家住在南秀村7号院子时我的唯一玩伴。黄桂玉生母去世后，她由奶奶一手含辛茹苦拉扯大。不幸的是，无比疼爱她的奶奶是地主出生。被当时的阶级斗争彻底洗脑后的黄桂玉，坚决和地主婆划清界限，走上了党给她指出的光明大道。她狠狠地批判了她奶奶剥削农民的罪恶的一生，改名方玉，放弃了报考大学，去了江苏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务农，其后和一农民结婚，在农村安家了。她很快被树立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模范”典型，在当时的报刊如《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等处被广泛宣传，成了先进青年的模范。在北京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圣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并和她“亲切”握手。那张相片后来成了《中国青年》杂志某期的封面。她奶奶见后乐开了花。邻居们对她说：“你高兴什么？她骂你是地主婆，双手沾满了剥削农民的血汗！”奶奶反驳说：“她不骂我，怎么能见到大圣人呢？”
方玉的事迹，我因为知道其中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难免嗤之以鼻。然而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哪里是我们那些尚未走出校门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生可以抵挡的？我们班集中了许多的高干子弟和高知子弟，一辈子生活在优越的坏境里，个个都自命不凡，有点狂妄自大。在宣传的鼓动下，我们几个人都认为按步就班地考大学太俗气了，想象着立刻就去干一番“大事业”，表示不去走报考大学的寻常路。我们这几个不愿考大学的急坏了学校。学校说，党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呀！”学校说，重点要放在“两”字上面，不是让你们“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呀！”
很多年以后，事情才清晰起来，那些被要求有两种准备中的另一种准备的同学，也就是后来去了新疆的人，都是家庭出身对于党的事业来说其背景有问题的人。
当时很多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可是母亲却记得清清楚楚。她对我说，“你不愿意报考大学，急死我们了！所以后来你愿意填写报考大学志愿表时，我们一切只好随着你。填了申请表后不肯准备高考，也只好随着你了。”
填写志愿，我心中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设计飞机。那时中国这方面的学校只有三所，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和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因为在南京，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过于温馨呵护的家，所以南京的任何大学校都不予考虑。大姐和三姐都在北大，1963年秋高二上时我在北大附中借读过一个学期，和大姐三姐生活过。以北大的名声毕业后从事飞机设计应无问题。我因当时的数学极好，而复旦有苏步青等人，以复旦的名声毕业后再去从事飞机设计也应无问题。
1965年的报名表上允许填写十个志愿，我顺次填上了北大，复旦，北航，西工大，西交大，等等，记得我的第十个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那些年头，学医被认为是大多数学习不好的人选择的学科。报考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女生，很少男生。母亲一向对学医情有独钟，我也从来都有做一名外科医生给人开膛破肚做手术的幻想。
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备考的准备。一则是因为受当时宣传的影响，认为上大学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广阔天地有的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二则是因为自己幼稚的傲慢，认为区区高考，何足挂齿，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为任何考试做过任何准备。记得我和同班同学万晓平一起去玄武湖复习功课，躺在草地上，惬意得很，浪漫得很。草地边上有一棵树，我们听到“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的声音，认定是啄木鸟，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只啄木鸟。只要我们一去看书，就又听到“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的声音，我们又在树上再找这只啄木鸟。一直到我们最后离开，也没有找到这只啄木鸟。当然了，我们一天也没有看什么书复习了什么功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的高考成绩也理所当然好不到那里去。
按当时的同班同学史纪南的回忆：“1965年7月10日至12日，高考，在南大考区，没有桌子，在扶手椅上写卷子。周围都是不认识的考生。”
高考我虽然考得不怎么好，北大是进不了了，但父母认为，进复旦大学应该问题不大。结果，复旦大学也没有录取我。父亲问复旦大学来南京招生的人为什么。这个人对父亲说：“你要好好教育你儿子。他的政治表现太差了！学校说他骄傲自大、自由散漫。”想来这些都是当时的班主任吕爱芳老师写的了。1995年我们班毕业30周年庆聚会时，我说起这段故事，在场的几个女生都异口同声地说：“吕爱芳老师说的一点没错，你就是那个样子！”其实，她们是误解我了，我并不是说吕爱芳说的不对。我只是惊讶她竟然那么说了。我在美国做了30多年教授，给学生写了无数的推荐信，事关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所有教授都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当然了，吕爱芳是被彻底洗了脑的党员，党的事业是最重要的，对组织负责任是绝对的要求，一个年轻人的未来是最不重要的。我能苛求她什么呢？好在天下还有塞翁失马的事情。
据说，我的报考档案压根儿就没有提交给北京航空学院和西北工业学院，原因是这些学校是有政治密级要求的，而我的密级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回想起来，这事也颇可细细品味一番。虽然那时家中父母和大姐三人都已经宣誓加入了圣人的党，1959年9月30日的《南大校刊》还刊登一篇题为“一个新型的红色家庭”的专访，其中插进的一张相片中还有我和我设计制造的那架一级牵引滑翔机，但那些都仅仅是党的需要，宣传的需要。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不需要我去设计飞机，因为我的家庭在党的眼里其实并不够可靠。
多年来设计飞机的理想就这样彻底地破灭了。
第二次学习高潮（1965年至1966年）
最后七弄八弄地我总算被第五志愿的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录取了。“也行，”我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学无线电也一样可以做一番事业的!”。
1965年8月下旬我在南京下关火车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车。上车后认识了坐在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名叫周礼诠。周礼诠说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无线电系的。我们两立刻就成了好朋友。两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着窗外看个不够。那趟特快从南京到西安当时要走将近一天一夜的样子，其中上海至徐州这段叫20次，徐州之后就改成了21次通往西安。旅行在当时是件大事，那之前我只去过北京和无锡两个地方，大西北没有去过，黄土高原是个令我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我午后上的车，车子走了几小时就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睁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进入黄土高原了。一块块平坦的塬和塬之间的深壑，我从来没有见过。虽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见多少植被，偶尔能见到几棵树和黄土地上的局部绿地。火车进了潼关后，就是富饶的关中平原、所谓“白菜心”了。但是和刚刚离开的绿葱葱的江南比，还是太荒凉了。农民出身的周礼诠说：“这个地怎么能长得出庄稼？人都吃什么呀？”
我则感到浪漫极了。我终于离开了过份温暖的家和过份呵护我的父母和几个姐姐，现在可以一个人独自出来闯荡了。十九岁的我只身一个人来到了大西北的西安交大。
学校的生活，比起家乡南京小陶园教授院子里的来说，自然要差很多很多。我们一年级学生都安排在学校住宿区西南角的23舍和24舍，我在24舍先在有七、八人的209房间，后搬到了四五人的309房间。整个宿舍楼里充彻着过分拥挤的味道，还有公用厕所冒出来的刺鼻的臭味夹杂着清洁剂的化学药品的味道。早上被高音喇叭叫醒，早饭在二食堂排队买玉米糊糊和馍。晚上回到寝室，十点整就停止照明供电，熄灯。这一切，我很快就适应了。
比较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是饮食。首先，南京人一年365天，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都是米饭。可是在那时的大西北，米饭只偶尔能吃到，算奢侈品。不但顿顿都是面食，而且还有规定必须吃的杂粮。对我来说，改变头脑里的惯性不算太难，但改变肠胃的习惯却不那么容易。我在西安生活了共十三年，到我离开时，我的肠胃大概也没有改变过来。真正抛弃了顿顿米饭的习惯和真心喜欢上米饭之外的食品，大概是到美国很多年后的事情了。其次，我生性好吃，特别是离不开肉类食品。这个毛病似乎至今80岁了仍然如此。只要肚子里没有肉，我就有点心神不定、智力衰退、效率低下。60年代时，肉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四两，学校的食堂里，菜里很少有肉，有的话，量也很少。更为难以启齿的是，在家里，我每天早上有一碗牛奶喝，到了离开南京时，我虽19岁了，仍算尚未“断奶”。那种对喝奶的欲望，只有没断奶的人才能体会到。到了周末，我从地处咸宁路的西交大走到和平门，进了城门不远的大差市一带，就可以找到卖煮熟的牛奶的早餐店。然后去东大街靠钟楼附近的新华书店转一圈，再找一家馆子吃上一顿有真正肉菜的饭。
总的来说，我丝毫也不留念在家里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就像我并不留念故乡南京的气候、风景和文化一样。我发现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喜欢在新的环境中的生活，接触新的人、说着不同方言的同学、新的地方文化、新的景物、不同的气候。一切新的、没有经历过的、没见过的、没听过的，我都喜欢。
最主要的是，我似乎瞬间成熟了很多，算是彻底收了玩心，暗下决心，要学一身知识，在科技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来。学校里的一学期只有不多的几门课：政治，化学，画法几何（即机械制图），数学和英文。政治课是用来洗脑的，它和未来业务上的抱负实在是关系不大。化学是由一名上海的老师教授的，他的上海口音极重，我常常不知所云，再说，我那时对化学也没什兴趣。机械制图课的绝大多数内容，我小学六年级开始做航模时就大体知道了，后来在中学的航模小组里又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了。数学教授的东西很浅进度也很慢，不少东西，我在高中已经自学过了。幸运的是，到了大一春季学期，学校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数学快班，我荣幸地被选入了这个班。这个班非常合乎我的口味。它由水平较高的老师教授，进度飞快，记得我们每个星期的作业题就要用掉一整本作业本。也正是因为这个快班，使我几乎学完了高等数学中的主要内容。英语课上也一样，对我来说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去学。1965年春季学期，我入选了学校组办的所谓英语快班，我们不但学习比较高深的语法结构，大幅度接触新词汇新句型外，还能听到中国的对外英文广播。
然而，数学快班也好，英语快班也好，那几门课还是满足不了我旺盛的精力和求知的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小姐姐在北京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十二室工作，她研究的项目先是合成钟表用的润滑油，后是为支援越战合成抗辐射的润滑油，需要看德文的文献资料，我就陪她一起学过德文，每月用德文通信一次。还有那本我在南京买到的影印本的流体动力学，虽然和我当时所分配在的“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没多大关系，但我发现书中运用了大量我在数学快班里学到的数学方法。
高中时，我从来没有晚上学习的习惯，我习惯于一大清早起床了来学我想学习的东西。现在过集体生活就不可能了。早上要被新闻联播叫醒，做广播体操，按时到食堂吃早饭。这样就必须有晚自习，去做作业和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在哪里晚自习呢？拥挤的宿舍寝室不行，太吵太闹，而且味道不好。图书馆阅览室一般是大家的首选，那里的桌椅的条件最好，气氛也最好，但座位不多，很难抢到一个座位。再说，我从来不喜欢在那么人口密集的地方学习，我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做一些机械的事情，而无法放飞思绪。我喜欢在教室里晚自习。教室里的桌椅是供听课用的，狭小局促，不是很舒服。但是偌大的一个校园，我总能找到一两个偏僻的教室，或者没人，或者人极少。在那里把一天要做的作业做掉，就可以思绪飞扬了，包括走出教室，在附近的校园里一边走走，一边考虑问题，比起图书馆的阅览室要自由千万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入学到1966年春天这一年时间里，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真是有点得意忘形了。理想是什么？没有具体的理想，只是想着积累一身真正有用的知识，将来能在任何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来，也就是当年被批判的“白专道路”。
破灭的理想（1966年至1972年）
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的凌晨，在西安交大，文化大革命就像战争一样在这一瞬间爆发了。它持续了十年多，干净、彻底和全面地清除了一个年轻人可能有的任何理想。几亿国人只允许一个理想，也就是当代圣人的理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千秋大业。只不过这个无产阶级是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圣人党的独裁专政。具体地说，在国内要消灭一切杜撰出来的阶级敌人，就像当年在德国必须消灭所有犹太人一样，包括一切不认同或不死心塌地拥护这个独裁专政的人，以便“解放全人类”和“解放全世界。”任何个人的理想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官方的宣传是，每一个人的理想，都必须像雷锋那样，做这部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生来就不可能认同这种“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想。我和我父母及大姐在这场“史无前例”巨大灾难中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不知如何在这里来叙述。好在我已把那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见《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有該書和其附錄等，中文版网址为：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i=stripbooks&crid=2ANLJDKUU1PMD&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stripbooks%2C70&ref=nb_sb_noss；英文版网址为：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i=stripbooks&crid=1SB6S4D2J47LG&sprefix=michael+ye%2Cstripbooks%2C139&ref=nb_sb_noss_2。】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陈述一下，再挑几段比较相关的故事细说一说。
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爆发后，6月3日星期五，陕西省委通过西北局从西北五省抽调了百余名县处级干部组成工作团派驻了西交大。6月4日星期六和5日星期日许多学生特别是学生中的干部包括不少党员团员干部，贴出大字报一方面反对校长和校党委，一方面坚决要赶走工作团。9日工作团开始一边在全校搞“查上当，放包袱”，一边批判西交大校长和校党委。其后，传来了多名激进学生自杀的消息，有未遂的也有身亡的。到了7月下旬，事情变得更加扑簌迷离。随着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西北局也改口说“六六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8月5日星期五，工作团团长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8月13日星期六，全校自发招开大会声讨了工作团、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自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在学校里全面展开了。我理所当然地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大多数造反派的对立面去了，紧接着就成了逍遥派的一员。从八月下旬开始，通过大串联，我去了一趟南京和北京后，二十岁的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长途旅程。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漫游了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十个省，行程有五千余公里，相当于小半个中国。12月开始了步行长征，从西安走到湖南，其后乘火车去了广州，在广州造船厂生活了近一个月的样子。再往后，1967年，我在自贡和重庆生活了一两个月，又分别去了南京和北京各一趟。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知识是封资修的东西，所以学习有用的知识形同犯罪。从我记事起从来没有这么无聊和没有长进过。有一天，我在西安市中心钟楼东北面的邮电大楼里的南端，意外发现了一个柜台，专门出售外国出版的报刊杂志，如日本共产党出版的日文《赤旗报》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英文报纸《Vanguard （先锋报）》，还有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杂志如英文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刊）》，等等。原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分裂后，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成了友好的“兄弟党”。它们出版的报刊杂志因而得以合法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我如获至宝，买了一大摞回来，还あいうえお地学起日文来。其他在校的时间，就是拉二胡，游泳，爬华山，“男焊女织”（指男生装收音机女生织毛衣）。
到了1967年年底，我被控有反动思想和言论，正式被打成反动学生，我的东西被查抄。1968年我去北京告状，回西安后四处告状，无结果。再往后，我被批斗、游街、隔离。我两次从“校办监狱”逃跑后，1969年2月被关进陕西省第一监狱，两年后，1971年4月出狱回到西交大“五七干校”劳改，先造砖，后修防空洞。最后终于于1972年年初，学校给我做了“处理决定”，“五七干校”给我写了评语装进了我的秘密档案袋。
到了1972年春，，也就是我入学近七年后，我总算可以正式毕业了。我来到无线电系的系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几名女办事员显然都知道我是谁，只是我并不认识她们。一个办事员递给我一个红色塑料皮的东西，说：“这是你的毕业证。”我接过来，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
毕业文凭
学生戴宁生系江苏省南京市人，现年24岁，于1970年在本校无线电工程系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文凭编号70字5003号，一九七0年七月 日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上加盖了红色印章。
这页的背面是一张西交大图书馆的相片，算是标志性建筑的相片吧。图书馆的对面，相片的正中央，是圣人的塑像。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四人的巨幅肖像。图书馆正门两边一男一女分别手持书本和火箭象征攀登科学高峰的石雕仍被木头框框遮盖着。
这本毕业证书本该有两张四页，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半，即第二张的两页，也就是第三页和第四页。有心人把第一张插进了红色的塑料壳子里面了。把第一张从塑料壳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发现毕业证的第一页半边是圣人的肖像，另半边是副统帅的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彪一九六七
十一月
廿九日
第一页的背面，即第二页，是圣人语录：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按照当时的惯例，一切有那位葬身外蒙的副统帅题词的东西都应该销毁掉。可是这个毕业证如果撕去第一张的第一和第二页，那么和第一张相连的第二张的第三第四页就没法独立存在。故而有了个把第一张塞进毕业证塑料壳子来掩盖的办法。
略微琢磨一下这个毕业证，处处都是谎言和笑话。我尤为好奇的是那个“文凭编号70字5003号”是哪里来的？签注日期“一九七0年七月 日”也十分蹊跷。眼下已是1972年了。1970年7月，我还在红庙坡监狱里呢。难到这毕业证在他在监狱里时就填写好了？不可能。更可能的是，毕业证是最近才填写的；不过善良的填写人写上了1970年7月，省去了具体日期，以期与当年毕业的同班同学一致，工龄也按1970年7月来计算。然而，那个5003号是什么意思、哪里来的？
再说那句“在本校无线电工程系计算技术与装置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真是天大的笑话。我1965年秋入学后，不足一年，文革风暴来临，学校就停课了。到1967年年底复课时，我又被禁止进入课堂。别说五年，说一年也有点牵强。“计算技术与装置”？我摸也没有摸过，看也没有看过，任何书籍资料都没有接触过，甚至连一张有关的相片也未曾见到过。再说，我在西交大一共被消磨了七年，而不是五年。
圣人的那段胡说八道的语录就更不值一提了。
取得毕业证后，下一步就是去校行政楼毕业分配办公室去办理工作分配手续，然后离校。同班同学1970年毕业分配时，国家在就业安排上有困难，因而提出了“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面向厂矿。在那个方针下，能被分配在大城市就是件稀罕的事情了。我也许是因祸得福。1970年“四个面向”时，我在红庙坡监狱里坐牢。到了1972年春，我面临分配工作时，情况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最亲密的战友”已因其儿子谋杀圣人失败而葬身外蒙了，“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兄弟已经兵戎相见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又来访了。然而这一切变化一时对我的工作分配还不能直接联系起来。或许，直接影响我工作分配的是父亲的处境和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父亲离开了南大的一个食堂，不再在食堂里当火夫或物资保管员了，他回到了他作了八年系主任的数学系，虽然一时尚还不是系里的领导，但那只是迟早的事了。再说我一个好端端单纯的年轻人，平白无辜地被迫害了四、五年，抄家、批斗、隔离、关押、坐牢、劳改。西交大的毕业生办公室里是否也有人对我有怜悯恻隐之情？比如说那位名叫毕镐均的经办人，我无从知晓。只是从毕镐均那里得到了一纸盖了红印的通知单，要求我1972年6月底之前去西安市分配办公室报到。我来到了地处西安市南院门的西安市市委大楼，得到了一个去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报道的介绍信。
我转而来到了地处西一路的新城区工业科，一位叫柳青的人接过毕业证，打开，默默地念到：“‘计算技术与设备’？没听说过。我们科没有这方面的厂子。”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说起“计算技术与设备”，我其实也不比他多知道多少。我在西交大没学到一丝一毫有关“计算技术与设备”的东西。我唯一略比柳青强一点的是我知道这个名词。柳青给了我一个单子，上面有该科管辖的十几个厂子。他说：“你自己去看看，想去哪个厂就去哪个厂！”
我选定一个在西安北郊的名叫“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工厂。从西安市北门出来，越过横穿西安北面的陇海线铁路。沿北关大道向北，东转自强路向东，再向北。走完了柏油铺的路，就是土路，一直走到西安的最北面的边缘。这里已经和农村交界了，有农民沿着田埂种植的一排排的白杨。放眼看去是农田，到处都是茁壮的庄稼，一派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的景象。土路边有一个砖砌的碑牌，上面写着：唐大明宫遗址。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大门向正北开着。不远处就是当年唐朝时的麒麟殿遗址。再远处，几个村庄之外，还依稀点缀着几个土包包，想来都是当年大明宫中宫殿的残骸以及太液池等废墟和遗迹，东南面是当年的含元殿遗址。
1972年6月底，终于到了我和与之瓜葛纠缠了七年之久的西安交通大学告别的日子了。那里没有多少值得我怀念的东西。我没有学到什么知识。除了朱文章、肖展祥、郑清生和高玉书，没有交到什么朋友，甚至没有遇到几位值得记住的老师。那里我虽然也遇到了不少正直的善良的好人，但总的来说，无儿歹鬼的人太多了，魑魅魍魉！我日后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各个阶层的人，相比之下，我不能不对在西交大遇到的无数猥琐的小人、恶人、坏人、无耻之人、特别是那些治保组不是人的畜生嗤之以鼻。那些本该是我人生最宝贵和美好的青春年华，却成了一场最荒诞绝伦的噩梦。
值得一提的是蒋大宗教授。他二战后期在孙立人麾下当过与美军联络的联络官、翻译官、领队和教官。文革中因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68年10月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后，11月声讨国家主席大会上蒋老师和我分别代表国家主席的徒子徒孙反动教师和反动学生陪斗。我能和蒋老师并肩而立接受批斗，实在是太荣幸啦。但和那位与我们两毫无干系的国家主席扯在一起却实在是不伦不类。其后1971年到1972年出狱后在校劳改时，蒋老师也在砖厂劳动改造。1979年我在美国威大读研，蒋老师正好来威大访问，他让威大校方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1995年我去西交大讲学时，又见到了他，难免不百感交集。我并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我和他的师生情谊全世界古往今来绝无仅有！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在这个伟大的永远正确的党的国家里，只有党的意志，哪能容下任何个人的理想。一切都必须去维护和加强党的政权，事实上，我能活下来已是奇迹，还奢谈什么个人理想？想有什么梦想吗？先给个噩梦尝尝！
蹉跎岁月（1972年至1977年）
刚刚走出学校门的我哪里知道，新城区工业科所属的十几个厂子里面有三大类，两个“全民”的，几个“大集体”的，还有几个“小集体”的。在不同类别的工厂里工作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不但标志着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而且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我那时并不知道我选定的这个开关厂是属于“大集体”的。好在，大学毕业生一概是“全民”的，工资是由国家发放的，算是吃“皇粮”的。我以“全民”的身份在一个“大集体”单位工作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集体”单位的领导级别不够高，没有资格看到我的秘密档案。“全民”的我的档案是放在工业科里甚至是更上一级的机关里的。厂里领导只能凭想当然或道听途说地知道一点我的过去。
厂里有个副书记叫范志乾。据他自己说，49年他在市里一个饭馆当小跑腿的。部队进了城，店里的成年人都害怕，就让他去给部队送馍。他就算参加革命啦。我进厂后，他的一个小特长就是给我脸色看、给我小鞋穿。听说我离开开关厂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回想起他来，难免令人怜悯和同情。正书记叫吴彦武，他是典型的共产党的一名忠诚的小官，他上班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喝茶看报纸。每星期要带领所有干部学习党的文件，偶尔要给全厂职工下班后做一个政治报告，以保证党中央的政策能贯彻到每一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里去。厂里的生产则由厂长刘振怀领导安排。他本是带领了几个人在西安市里开了个门市部，修理低压电气开关的。后来业务有所发展，在北关这块地方从铁路家属区租了一块地建起了生产低压开关的工厂。到了70年代初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有近300名员工，一部分来自附近铁路职工的家属，一部分来自那几年分配来的初中毕业生。这些小青工大多是女生，原因是男生都被送到山里去搞“三线建设”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了。
我进到厂里后，按当时流行的安排是先到二车间即低压开关配电箱总装配车间劳动。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厂技术组。分配我设计冲床模具。模具由三车间加工做成后送一车间使用。我的机械和钢材的知识是零，于是去南京工学院机械系进修了半年，又弄到一本模具设计的书。我这才知道冲床模具设计是个很高深的事。好在机械制图是我的拿手好戏，小学六年级就学会了，只不过冲床磨具的三视图比起我做过的滑翔机三视图要简单多了。
然而，会画三视图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记得接到第一个任务时，我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各零部件的尺寸、用料、热处理等等。刘振怀对我说：找个现成的相似的模具，模仿着改改。他一句话使我从只会读书考试和做航模玩具的学生变成了会做实事的人。后来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作教授时读到纳尔逊（Nelson）和温特尔（Winter）反主流个体微观经济学的书，认为经济实体并非如主流学派所说的以带约束的最优化去追求成本最低或利益最大，而是和其它生物体一样，追求的是生存和发展，使用的方法是就是模仿和创新。我还就此做过两个学术报告。
其后，出于厂内人事斗争的需要，我调到一车间（即冲压车间）新成立的一个技术组里做了一段时间。一车间技术组撤销后，我又调到三车间（即模具车间）新成立的一个技术组里做了一段时间。1975年7月到1977年6月，厂里办了7·21大学，我是唯一的老师。我先后给几期学员教授了代数、制图和模具设计。
我和厂里的很多工人成了终生的好朋友，特别是三车间的青工们，副书记范志乾要整我时，他们给我通风报信。那时算是文革末期。上班不干活、少干活、干私活算是常态。三车间技术组设在车间最东面凸出去的一个小房间里。三车间的正门在车间南墙的西头，所以进到技术组要穿过整个车间。由于它非常隐蔽，很多工人都喜欢到这间小房间来聊天，特别是听我给他们讲故事，诸如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难免让这些只读过圣人语录和只看过八个样板戏的小青工们听得如痴如醉。吴彦武书记喝茶看报之余偶尔到车间来视察一圈时，他还没走近技术组，就有人给我们报信了。
我学会了看手相，侧重讲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因说准了多次，很快被誉为高手，小有名气，风靡一时。车间里大多数男女青工的手相我几乎全看过。我也学会了抽烟喝酒划拳，并成了划拳高手，每战必胜。厂休和节假日我们划船游公园。平时也常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回想起来，真是何其乐也！
进厂之初，厂里安排我和刚从部队复员的新来的一个年轻司机古新民住在厂锅炉房上的一个平台上加盖的一间小房间里。小古不久就去了别的单位。我在锅炉房上面的小房间也只住了几个月，就住到的技术组的晒图室去了。然后在南京工学院进修半年回厂后不久，为了自由，搬出了厂，搬进附近的一个农村，名为含元殿村，在农村住了近五年。先住在一位叫沈荣富的农民家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小房间。后来搬进了村子里一家叫贾荣智人家里租的两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10月5日我永久地离开了西安。从厂里出来，穿过农田，走到我租的房子只要三五分钟。工厂里我的那些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有时在厂里无聊至极，就越过农田到我租的农民的房子来吃喝吹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家房东沈荣富家。他们家院子不大，包括我一共住了12个人。沈荣富夫妇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儿子不住在家里，我没见过。正房有一张大炕，由夫妇带二女儿雪利，三女儿小利，小儿子安良和小女儿瑞利睡在那里。正房的前面的东面是一排四间的小房间，大女儿雪雪和一个叫“小马”的侄儿和我各住其中的一间，余下的一间是厨房。正房的对面有一间较大的房间，住着他大侄儿夫妇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正房的后面是鸡窝猪圈和厕所。这一家人，是我在中国33年里接触到的最有教养的农民人家，家里永远是安安静静的，从来没有人大声喊叫，更不要说吵架了。2017年我在西安时，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从1972年夏到1978年10月初，我在开关厂工作了六年，在含元殿村子里住了五年。回想起在含元殿村居住的日子，我后来不无怀念地写了一首“村恋歌”的诗。诗云：
唹噓欷﹐含元殿遺址﹗惜龍鳳之處﹐今風水寶地。
我心念盛世﹐盛世尚依稀﹔我行溟當代﹐當代何混濁。
大道通垃圾﹐厕所路相繼﹔登上大殿墟﹐貧民盡眼底。
金雞麒麟逝﹐犬豕村中馳﹔污水灌田畦﹐且當太液池。
茅屋詩書讀﹐徬徨驅空虛﹔夤夜雞猪宰﹐氤氳來香氣。
雀鳴晨擔水﹐月陰夜窃菜；路滥难拖煤，雨急好偷黍。
乱世旁观晰，拮据天伦趣；虽寄他人篱，闭门得宽慰。
狐朋尽请来，纵饮几番醉；权者拒千里，小鞋觉松弛。
春秋复五载，若斯地者孰几？唯此地而已！
那些年，不要说没有任何奢侈的理想了，我对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了任何想法。难到我能改变我的命运？到了1977年，31岁了，我想的也许只是能过得好一点点。比如，冬天一大早，我从含元殿村骑自行车往南，穿过农田，穿过当时用做倒垃圾的含元殿遗址，穿过灌溉着附近纺织厂排出的彩色的污水的农田，穿过路的两边都是公共厕所的铁路职工家属区，越过陇海线铁路上的一个天桥，到达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羊肉泡馍馆，买一锅羊肉汤带回家时，我最怕的就是店里的那大锅羊骨头汤里刚刚放进了大量的自来水，我最盼望的就是我正好赶上了那大锅汤加水之前，因而买到了一锅漂着一层油的稠稠的羊肉汤。
命运的翻转（1977年至1979年）
1976年10月10日星期日晚上8点多，我在西安含元殿村子贾荣智家租的房间里，正上了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我的窗户，小声喊到：
“戴宁生，戴宁生！”
一听就知道那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和好友郭少陵独一无二的云南话的声音。我大吃一惊，心想他竟然能找到我，本事也太大了！不要说这个村子了，就是我们厂也非常难找到，没有门牌没有街道名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到达。唯一的的办法就是靠两条腿走。从西安火车站下车后，不是向南面的西安市市区方向走，而是向北，绕过火车站，翻过陇海线铁路上的一个天桥，然后弯弯曲曲穿过几个铁路职工的住宅区，来到西安北郊的农村，沿两边都是农田的土路走到最北端，才能找到我们厂。想来郭少陵是根据我给他写信时用的地址找到我们厂的，那时因为供电不足，厂休日是星期二，星期日照常上班。郭少陵找到厂子时，工人早已下班了，门房的老头告诉他我不住在工厂，在附近的一个叫“含元殿”的村子里。那时的农村，村子里都是泥巴土路，更没有街名，每家每户也没有门牌号码。他到了村子里时，天已经黑了，村子里早已空空荡荡，没人在屋子外面了。他竟然最终找到了我。
我打开房门，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的问题解决啦！”
我当年在西交大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原因，主要是对同班同学好友肖展祥说了几句有关江青、陈伯达和林彪的不适时宜的话，上纲上线后，算是反中央文革、反中央、反毛、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1971年陈伯达先倒了台，其后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现在，郭少陵告诉我，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也被抓起来了。郭少陵的父亲郭影秋可能是8日星期五得知的，郭少陵从他父亲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正好要去成都出差，路过西安。他专门在西安下了火车，找到我，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消息，然后回火车站去成都了。
但是，这样的消息，要从秘密，变成众所周知的正式新闻，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我所在的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最后影响到我个人的命运，已经是将近一年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我在厂里的第五个年头。1977年7月11日工业科李冬至率工作组进厂。按当时的惯例，所谓工作组，实质上就是到所派往的单位去整肃不适时宜的人。到了9月2日李冬至工作组因能力太差被撤走，9月7日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宋科长率工作组进厂。
我理所当然地被列入被整肃的名单之中。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工作组宋科长和作为工作组成员的《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约我在政工组谈话，厂书记吴彦武参加，政工组孟庆兰记录，从上午8:30谈到中午11:45。这个大集体的小厂，因级别太低，无权阅读我的秘密档案，所以这些人只知道我有问题，但并不知道我有何具体问题。我向与会者讲述我的问题，结论非常简单 —— 我当初是因为“四人帮”和陈伯达、林彪而被整的，如今他们都已经先后成了反革命，负负得正，我不该再挨整了。下午，工作组重要成员之一、《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找我简单聊了聊，代表工作组表示对我支持。丁维新并由此成了我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1977年8月1日星期一晚上，我去西安火车站接到专程从北京来看望我的大姐。她和南京的父母都听到了关于大学将招收研究生的传闻，决定派大姐来说服我准备报考研究生。我们当晚谈到近11:00点。8月8日送走大姐后不久开始看数学书籍并做题备考。
那时我已经31岁了，为了改变命运，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同时做成两件事。一是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必须把当年在西交大被整为反动学生的案子翻过来。二是为了能通过研究生考试，必须学习备考，包括把那些已经遗忘的数学找回来和抓紧学会那些从来没有学过的数学。
先来说翻案的事。从1978年1月17日星期二第一次去西交大无线电系开始，1月20日星期五第二次去，1月23日星期一第三次去，1月26日星期四第四次去，1月28日星期六第五次去，1月31日星期二第六次，同日再第七次去，2月1日星期三第八次去，2月11日星期六第九次去，2月15日星期三第十次去，2月18日星期六第十一次去，2月22日星期二第十二次去，2月23日第十三次去，至2月27日星期日第十四次去时，见到交大于1978年2月24日作出的新“意见”。我不能接受这个新的所谓平反的”意见“。2月28日星期一我写了“对’意见’的意见”，并于当天第十五次去西交大提交给了他们。3月1日星期二第十六次去，3月3日星期四第十七次去后，翻案一事僵持在那里，只好暂时搁置，回家突击备考研究生的事。在西交大的徐桂芳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周旋、以及南京大学的王嘉松老师，沈祖和老师和顾道生师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之下，终于彻底地推翻了迫害我的案情。4月25日星期一，我第十八次去西交大，在彻底平反的意见书上签字，完成了翻案的事情。
这其中的故事和曲折太多，好在我保留了这十八次每次去西交大的详细记录和有关信件，计划另外行文去专写那段故事。简括地说来，凭借着父母无微不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护，姐姐们堪称天下少有的呵护和耐心，西交大的徐桂芳教授、南大的王嘉松老师，沈祖和老师和顾道生师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无数的人从各方面向我伸出的救援之手和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如交大的老同学朱文章、肖展祥，开关厂工作组的丁维新和他报社的朋友们，开关厂的工人朋友们，我才能成功地取得一个新结论彻底推翻了迫害我的那段历史，彻底摆脱了西交大强加于我的枷锁。
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进住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工作组成员之一、《西安晚报》记者丁维新为我翻案一事于1978年2月22日出发至3月30日为止在全国各地就我的案情进行了37天的外调，走访了凭祥公安局、采访了在河南周口店工作的我的老同学肖展祥和南京的父母以及一些“看着我长大”的南京大学父母的同事。
他向我索要了我当时写的一些诗。看来他特别喜欢其中1977年7月29日写的一首，还是在大姐到西安来看望我并劝说我考研究生之前写的。
抒怀
我是过分地看重了生活，心底埋藏的感情也太多。
我那理想之翼上的丰羽，更从不曾随岁月而脱落。
我的心总是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总是不能够平静。
虽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但终究没有献身的途经。
我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也不能屈从他人的摆弄。
我总得去四处探寻，我总得去舍命发奋。
也许是我缺乏骁勇，抑或是我本来低能？
不是搞得走投无路，就是落得一事无成。
索性去贪图其乐趣，乐到那极处反倍生空虚。
死心在空虚中沉溺，往日的壮志又蠕动徐徐。
难道我非得这样消磨衰老？那我何苦来尘世走此一遭！
痛苦在心中郁积，烦恼将思绪缠绕。
可是，缤纷的生活又在向我呼叫，激越的情感从来不肯减消。
这一切怎么办呢？这一切怎么得个了？
1978年9月30日丁维新来到我在含元殿的住处，给了我他写的有关报道我的故事的稿子 —— “飞吧，理想！”1978年11月17日星期五《西安日报》第三版整版刊登了他的文章，标题改成了“理想之翼是怎样舒展的”。再后来1979年1月6日星期六，《陕西日报》第三版摘要转载了他的文章，标题改为了“为了实现宏伟的理想”。
其实，我明白，报纸上说的“理想”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借我来做宣传而已。我诗中的“理想”也只是诗中信手拈来的词汇而已，我那时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可言？我只是要生存，要翻身，要改变命运。
再来说备考研究生的事，我1965高中毕业前，自学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数学，1965年秋季学期在西交大上了一学期的数学，谢天谢地1996春季学期又上了一学期的数学快班，那就是我全部的老底了。别的知识就更提不上桌面了。考数学方面的研究生其实是唯一的选择。考数学系研究生要考两门课：数学分析和线形代数。那时的思想，备考就是看书做题，认为只要功夫下到家，铁杵磨成针。
幸运的是，我手头有一本北大数学系编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其中有上千道题目的样子。听说苏步青当年学微积分时，作了一万道题，我想，我做上一千道题应该能对付这个研究生的考试了。有了这本习题集，下一样不可或缺的就是时间。备考之初，请假是不可能的。幸好厂里医务室年轻的医生赵新芳大夫是我的好友，从她那里得到病假条不是件难事。到后来，我翻案成功后，考研和离开厂子的大局已定后，正大光明地请假备考就不是个问题了。有了习题集，有了时间，最后需要的就是一张解题时用的大书桌了。在我租用的贾荣智家的房间里，我买了一张书桌，但房间大小，书桌不够大，摊不开来大干。我的解决办法是每天起床后，把床上的被褥卷到一边，露出床板来当书桌，再用一张小板凳坐在床板边趴在床板上来解题。
至于“线性代数”，我从来没有学过。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自学。而自学碰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弄不到一本线性代数的课本。文化大革命真是彻底啊，我们家父亲和两个姐姐都在大学教书，有无数当教师的亲戚朋友，我们要是弄不到一本线性代数的教科书，天下还有谁能弄到？最后大姐从父亲世交的女儿、在清华大学教书的钱敏平那里借到了一本“困难”时期他们自己编的用如同手纸的纸张油印的一本《线性代数》讲义。线性代数学起来不算难，作够了题目后，就有了如指掌的感觉。我自学的那点线代数，后来在美国读博士，以及再后来从事的教学、咨询、科研等项目中受益不尽，那是后话了。
我从早到晚地苦干不休，不幸罹患十二指肠溃疡，从此折磨了我二十年，多次出血住医院。
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和16日星期二两天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初试。6月12日星期一取得“复试通知书“。7月17日星期一和7月18日星期二参加了考研复试。9月22日星期五得到入学通知书。
同时，1978年8月9日我收到父亲两封来信，要我准备参加出国留学的英文考试。我立即于8月12日去西安市工业科的7.21大学寻找原光明开关厂技术组组长任恩生，但没有找到；复去尚爱路46号任恩生家找到他。从他那里借得英文文法书一本。再与小任去他哥哥家，借得英语900句和语法书一本。下午再去小任家借灵格风唱片，没借到；相约次日下午去他哥哥家取。8月13日收到父亲一信，告我留学生英文考试可能定于9月5日举行。中午去光明开关厂三车间车间主任王耀庭家取得唱机和收音机。下午去小任家取得唱片四张、书一本。
9月28日上午光明低压开关厂7.21大学和技术组为我开了欢送会，刘振怀主任参加。同事们向我赠送了一个立体画和一只钢笔，我请大家吃糖果吸香烟。9月29日下午全厂大会，会上新调来的王章书记宣读了西交大4月份给我的平反结论，调子甚低，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晚上去龙首村西北区19幢三楼33号贾韶平家，贾韶平和熊少华、陈冬梅、郭素芳为我举行私人欢送会。10月2日下午，丁维新在他家为我设告别宴，见倒了他的弟妹及弟媳妇们。10月5日近六点到火车站。丁维新、朱静力与市团委一人来送行。富贵、媛媛先去家复来车站送行，我告别了生活了13年的西安。
9月15日星期五出國英文考試：上午笔试，下午口试。据说全国共有14717名参加留学生选拔英文考试的人。11月24日我得知我被录取并将派往国外学习。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长欧文·谢恩（Irving Shain）率团访问南京大学，2月14日下午3点代表团成员Pinkerton教授与我面谈后，我被该校录取了。
1979年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来语言学院帮助我整理了最后的行装，把身上剩下的钱与票证寄给了二姐。我们一行四十余人各自正正经经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装。5点半由语言学院出发，乘一辆大轿车沿着那条通往机场的林荫道驰向机场，6点半到机场。那时的北京机场很小，没有空调。停机场上大概只有我们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07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8点10分起飞时停机场上黑乎乎的，起飞后才见到北京灯火一片。我终于离开了中国。这前后的故事和曲折也是太多太多，好在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小便和叛国投敌 ～ 1979年出国记实”，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1/29612.html；及其英文版，“Defecation and Treason ～ Departing China for USA in 1979”，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10/27563.html。该文也收集在我编的一本小集子里，《文化大革命的回音: 五個家庭和個人的小故事》。【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有該書，中文版网址为：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i=stripbooks&crid=2ANLJDKUU1PMD&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stripbooks%2C70&ref=nb_sb_noss；英文版网址为：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i=stripbooks&crid=1SB6S4D2J47LG&sprefix=michael+ye%2Cstripbooks%2C139&ref=nb_sb_noss_2。】
那时我33岁了。理想？我早就没有了。有的话，也就是那个埋藏在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的一个秘密：我但愿永远离这块我出生、成长和有无数亲朋好友的土地。
理想的回光返照（1979年至今）
1979年8月18日晚离开北京后，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机飞往巴黎，再转机飞越大西洋于1979年8月19日美东时间下午2点多到达纽约，我总算从梦魇多年的中国逃了出来。
故事写到这里，我有点疲惫了。再说，到美国后的奋斗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故事了，应该留着将来专门去写。现在只能简单地说点关键的故事。
首先是学什么呢？在中国填表时填的是“计算数学”。到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园，就理所当然地进了计算机科学系。可是，那时我已经33岁了，青少年时无知的狂妄早已荡然无存。我自知自己并没有什么天才，就我那点数学底子，能走多远？能在美国站住脚，生存下来吗？再说，为了考研考出国，我已经把我本来就不好的身体用到了极点。
这些父亲心里也是知道的。他和我商量后，决定改学数理经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到西方去学经济是不允许的。196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里，明确定义了“数理经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派，是用数学方法来说明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其实质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服务；它虽然引入了数学工具，但不能改变其阶级性质，是掩盖矛盾的诡辩。更广泛地说，西方经济学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经济学说”、“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劳动人民的诡辩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工具”，“它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歪曲经济现象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
所以，离开中国之前这个计划是一个秘密。到了威斯康辛大学后，我立刻就从计算机科学系转到了经济系。在尊重个人意愿的美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经济系热烈地欢迎了我，尽管我的经济学的背景知识是一个绝对的零。学校把我定义为“特殊学生（special student），1979-1980学年我从经济系大学课学起，1980秋开始上研究生课，1981通过了博士资格考，正式成为经济系的博士生。1982年秋开始在两位导师，迈克尔·罗思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教授和威廉·布罗克（William Brock）教授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1984年5月2日星期三论文答辩，正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些年头里的经历太多，经济系里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我的呵护和关照，不是在这里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唯有将来专门去大写特写一篇文章。
1979年8月底我初到麦迪逊去时，和其他大陆来的中国人集中住在春街（Spring Street）一栋公寓里。12月份我搬出来，住进了当年学校里的一个著名的左派据点 —— 罗兹戴尔合作社（Rochdale Coop）。罗兹戴尔合作社房子里住有近20名成员，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都是些善良、单纯的左派年轻人。我虽然难以苟同他们的很多政治观点，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我终生来往的好友。罗兹戴尔合作社给了我家一般的温暖，使我在麦迪逊度过了我一生最幸福美好的时光。
谁会想到呢？当年我青少年时为了将来能设计飞机而生吞活剥的那些流体动力学上的东西，后来在学习动态经济学模型时都找了影子。作博士论文时又上了一层楼，加进了随机因素。我的博士论文，《布朗运动在最优停止经济模型中的应用（Applications of Brownian Motion to Economic Models of Optimal Stopping）》，其中包括三篇论文。最主要的一篇是“双状态变量随机树问题（Two-State-Variable Stochastic Tree Problems）。”这篇文章运用当时比较前沿的偏微分方程自由边界的数学方法，解决了一个二元的随机变量最优化的问题，得到了我的两位导师和系里很多教授们的赞赏，也为接下来在美国找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导师布罗克教授竭力推荐我去一所顶尖学校。他说：“你的经济学底子太差啦，你到一个顶尖的学校弄上一两年，全世界你要去哪里就去那里啦！”我因而得到了很多顶尖学府约谈的机会。可是，1984年，我已经38岁了。我因胃出血，住院了两次。生活中，除了经济学，我还有其他诸多诉求。最后，我选定了地处首都市中心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布罗克教授知道之后非常失望，他感叹道：“你们这些亚洲人，就知道要去大城市！”
果然，到了华大，不但经济系没人懂偏微分方程自由边界问题，华大数学系好像也没人做这方面的课题。我不幸卷入了系里的派系斗争，最后只好离开。其后我总算在马里兰州的州立圣玛丽学院取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一直做到2016年退休。
那时我什么理想也没有了，挣钱养家糊口、享受生活而已。没有了理想，自然也就没有了理想的破灭。
1995年12月8日我宣誓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虽然我在美国职场上和个人生活上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我无比地热爱美国，我不能想象有人会比我更加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国家，我特别热爱美国尊重个人，尊重个人的选择和给予个人的自由。谢天谢地，在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美国。美国有很多问题，也有诸多不尽善尽美之处，但不文过饰非，敢于正视，不断地在进步。我爱美国，我属于美国，美国是我的家。
其后，1997年至2008年11年间，我一边在大学里教书作研究，一边作各种咨询研究项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和好友罗伯特·特罗斯特（Robert Trost）教授。我在他的引导下，和他合作了无数的咨询研究项目。其中最主要的是为海军分析中心（Central for Naval Analysis，简称CNA）作的项目，而这些研究项目中绝大部份都是有关航空母舰上的飞行队的。那似乎是命运在挑逗我青少年时的梦想，从那时起我就和航母结下了深深的情感。十几年里，我和他及海军分析中心的其他同事们一起做了数不清的项目，现在手头存有的论文就有26篇，见附录一。
罗伯特·特罗斯特教授之外，这期间我认识的Joanne Shore女士在我的咨询研修生涯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她的鼎力支持下，我和她手下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IA）的同事约翰·哉伦（John Zyren）做了很多有关能源价格预报的数学模型，特别是原油价预报的模型。我们前后在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15篇论文，见附录二。
此外，其他做过的咨询研究报告，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共有28篇，见附录三。在各国各种学术会议上主持会议、参加讨论和作学术报告，不胜枚举，平均每年约有两到三次的样子。中国国内请我去讲学的学校有：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常熟市，成都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等等。
这些咨询科研项目不但使我有机会充分发挥我的知识和能力，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也带来了比较丰厚的收入。我常常凌晨3点起来，打开电脑开始作事，仿佛又回到了60年代初，我住在小陶园的那栋联栋屋的三楼里，贪婪地学习的青少年时光。回想起来，我那时生吞活剥学到的一点东西，还有后来在含元殿村子的土屋里准备考研时自学的线代数和统计学，后来都用上了。
还有一个副产品，借着去各国参加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的机会，我携妻女游遍了世界各地。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携妻女的三趟较长的国外生活的经历：1998年在乌克兰基辅的“经济教育与研究联盟（EERC），即当今的“基辅经济学院（Kiev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KSE），给研究生的授课的八个星期；2003年作为富布赖特高级专家（Fulbright Senior Specialist）在南非伊丽莎白港工学院（Port Elizabeth Technikon，即今纳尔逊·曼德拉大学 ---- Nelson Mandela University）工作的六个星期，以及2014年在冈比亚的冈比亚大学教书的四个半星期。老婆就此一共写了37篇游记，涵盖31个国家（没有关于中国的）。所有这些都发表在下述网页上的2022年4、5、6三个月中：https://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79452/。
2008年席卷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波及到我的咨询科研项目的资金来源。到了2010年，我丧失了手头的所有咨询研究项目。我本来并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了那年，我64岁，身体健康和精力已经开始衰退了。我想，这是上天可怜我，专门如此安排了我的命运。这样，就只剩下在学校专心教书了。为了减少教课的负担，2009年至2013年出任了系主任。2013年9月我辞去系主任一职并和学校签订了向退休过度的合同，由每学期教三门课递减到每学期教一门课。与此同时，我也不再从事任何学术活动，不再参加学术会议和做学术报告了。到2016年9月1日，也就是我在马里兰州的公立圣玛丽学院工作了整整25年的那一天，正式退休了。
2022年老婆和我在诺福克（Norfolk）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上午参观了现役的杜鲁门号航母，事先，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航空兵指挥官群众交流士官邦妮·林赛（Bonnie Lindsay）和我们作了多次联系，为我们的访问全程作了详尽的安排。10月24日星期一那天她接到我们之后，把我们带进海军基地后，交给了负责接待我们参观杜勒斯号航母的士官长拉斐尔·马提（Rafael Martie）。拉斐尔再分别把我们分派给航母上各个部门接待我们的专人带领我们参观，比如，飞行甲板是由女军官丽莎·安布尔（Lisa Amble）带领我们参观的。
同日下午参观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第二直升机海上作战飞行队（HSC2）、外号“舰队天使（Fleet Angels）”。直升机的教官卢卡斯·斯坦利（Lucas Stanley）中尉带领我们详细参观了MH - 60S直升机，全称是Sikorsky MH - 60S knight hook（西科斯基MH-60S海鹰），我还试戴了他飞行时戴的头盔和身穿的马甲。
我们得到各个有关部门的男女士官和军官的单独接待，他们热情备至，使我们受宠若惊感激不尽，玩得开心极了。或许我内心的激动更是因为，杜勒斯号航母上散落着无数我的那个破灭了的理想的碎片，包括那些不值一提的、难以启齿的、不宜多说的和不便在此去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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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为海军分析中心所做的研究项目（26篇）
略
附录二 为美国能源部所做的研究项目（15篇）
略
附录三 其它所做的研究项目（28篇）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