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
去年总统大选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我1979年来美后经历的十二次总统大选。【见“我在美国经历的十二次总统大选”一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410/8205.html】写完之后，意犹未尽。仔细品味，对我的命运影响更大的，其实是在我来到美国之前的那些美国总统。掐指算来，从罗斯福总统开始，计有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最后是卡特总统，共八位。容我在此一一道来。
1.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罗斯福是美国第32任总统，任期从1933年到1945年。他是美国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一般认为他的名声仅次于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他本应与我无关，因为我出生时，他已经不幸去世了。但是有两件事，必须在此提到他。
首先，谈到罗斯福总统，就不能不提到他推行“新政”（New Deal）时于1935年8月14日签署的著名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虽然其初衷是应对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全国性的贫困和失业问题，但它却成了美国福利国家体系的基石之一，标志着美国联邦层面社会福利制度的正式建立，也是后来各国先后效仿的楷模。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社会保障税（Payroll Tax），构成基本资金池，然后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
我1979年8月来到美国，入学后没几天，政治科学系的爱德华·弗里徳曼（Edward Friedman）教授就雇了我做他的助手，为此我拿到社保卡。但因收入太微薄而免了所有税。1983年秋季給经济系奎尔姆巴赫（Quermbach）教授做教学助理，算是有了正式的收入，因而开始纳税，包括社保和医保税。其后每年按时按要求老实纳税，直到2017年。其中的最后一年，我虽已经退休，但因还有一点遗留下来的零星收入，故仍然缴纳了一点点社保和医保税。
2012年3月，我66岁，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老婆则于2020年2月开始拿社保。我和老婆都是省油的灯，老婆不爱诸如首饰那些贵重的玩意。我们穿着上不追求时尚，只要求实用效果。我们出行也很少住昂贵的旅馆。我们每月的社保收入基本上就可以对付每月的日常开销了。退休金只用于其它大宗开销。饮水思源，我和所有美国公民一样，如今老年生活的保障，和罗斯福总统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是，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因高血压和心脏病而死于脑溢血，他的死因恰恰是我祖传的心血管疾病 —— 爷爷、父亲、大伯、堂哥、堂姐等人大都死于脑梗。2005年我被确诊有房颤，2017年经历了一次中风。我之所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追根溯源，应该归功于罗斯福总统。下面引述一位网名“南山无言”的心脏科医生在文学城上讲述的故事（稍稍修改了几个字）。【见“医路心语（9）“说说弗雷明翰的那些事”一文，网址是：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046/202503/24827.html】
1932年时罗斯福40岁，血压是140/100mmHg，没有引起注意，他当时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头痛是鼻窦炎所致。在1935年至1941年间，罗斯福总统的血压逐渐升高，136/78到188/105mmHg，他的私人医生依然认为总统很健康，他的血压符合他的年龄。看来，总统的医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医生。有点讽刺的是，在1940年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问题。罗斯福总统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却被其他人注意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3年访问白宫时问到他自己的私人医生，是否看到罗斯福总统很憔悴啊？在1944年3月，盟军在准备诺曼底登陆，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实在看不下她老爸的病态，明显腹部肿胀和活动性气急，就把罗斯福总统送到了就在NIH总部的街对门的美国海军医院，要求第二诊疗意见。海军医院的心脏科医生写道，罗斯福总统的血压为186/108mmHg，胸片心脏扩大，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衰。”鉴于当时有限的医学知识，我们已经很佩服这位医生的诊断了。然而当时并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给了他洋地黄和低盐饮食，罗斯福总统的症状有所缓解，一个月后，罗斯福总统的血压记录是240/130mmHg。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总统显然是病入膏肓了，他有血管硬化的所有症象”，“我判断他活不了几个月了。”这个医生真牛，是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逊（Charles McMoran Wilson）男爵，1966年发表了“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而轰动世界。几周之后，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死于脑溢血，当时血压是300/190mmHg。
上世纪40年代，心血管疾病已经被认识到是美国的头号致死性疾病。但是，40年代时医生和科学家们对心血管疾病的认识还是知之甚少。血压升高以及动脉粥样硬化都被看成是人类年龄增长和衰老的一个自然现象，不需要重视和治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血压病史和最终死于脑溢血的事实，加快了美国在心血管疾病上的研究。
1948年6月1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美国心脏法案”，成立了美国心脏研究所，日后更名为美国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拨款50万美元进行一项为期20年的心脏流行病学研究。
来自麻省总院的怀特（White）医生和哈佛大学的鲁特斯坦（Rutstein）医生负责选取这项流行病学研究的地点。这两位医生都在麻萨诸塞州，他们选定了麻萨诸塞州的离哈佛大学不远的弗雷明翰市（Framingham）。
成立于1948年的弗雷明翰心脏研究所（Framingham Heart Study），至今已有超过70年的历史，是美国有史以来时间最长参与样本最大的医学研究单位。它的研究成果惊人，相关医学论文发表近4000篇，它让我们对心血管疾病有了全新的认识。目前很多关于心血管疾病的常识，如运动，饮食，戒烟以及阿司匹林的作用，都源于这一研究所。它的第一个重大研究发现发表在研究所成立后的近10年的1957年，研究人员发现高血压患者比正常人群有高出4倍的风险发生冠心病。一年后发表了中风是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并发症。由此，对高血压病的认知和相应治疗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当时研究的结果把高血压定义为大于160/95mmHg，与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的定义还有一定的距离。
弗雷明翰心脏研究项目在设计初时计划进行20年，到1966年，该项目因出现资金短缺而开始向私人及公司召集募捐。在1969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签署计划决定退出该研究，致使弗雷明翰心脏研究危在旦夕。研究人员联系到了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最后由尼克松总统直接干预命令继续进行这项研究。1971年国家心脏研究所和波士顿大学达成协议，继续由联邦出资助，从而结束个人募捐。
受益于美国在这方面的先进医疗科学和技术，我得以健康地活到现在。2017年9月虽然无端来了一次祖传的中风脑梗，但由于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见其后写了“丁酉秋小中风记”和“丁酉秋中风记(续)”两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2/33342.html和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2/34750.html两文】现在每日早晚两次各服用5毫克的艾利奎斯（Eliquis）以“稀释”血液，实则是降低血小板的作用；一天各一次服80毫克的替米沙坦（Telmisartan）和2.5毫克的氨氯地平（Amlodipine）以降低血压；每天睡前服40毫克的阿托伐他汀（Atovastatin）以降低胆固醇。其次是各种营养药。冬天服用西洋参，每天服用辅酶Q10（CoQ10）、鱼油、降胆固醇补充剂（CholestrOff）、和各种维他命等。
同时我按研究结果的要求，改变了诸多生活习惯。退休后不久，老婆就取消了我们的晚餐。晚上我们只吃一小碗生菜。其后，老婆又取消了我们一辈子吃惯了的白米饭。其它饮食我们也十分注意，所以血糖上没有问题。1997年女儿出生后我戒了吸烟，三四年前老婆和我戒了酒，几年前我把咖啡也戒了。我虽是个好吃之徒，但体重死守在170磅（即77公斤或154斤）。我每日上午在瑜伽垫子上做拉伸锻炼一小时，下午在家中健身房锻炼一小时。
心血管专科医生保尔·奥布莱恩（Paul O’Brien）大夫每半年诊视我一次，验血并作各种项目的心血管检查诸如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简称EKG）、超声心动图（Echocardiography，简称ECCO）和心脏核素扫描（Nuclear Stress test）等，我十分秤心满意。
2. 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
杜鲁门是美国第33任总统，任期是从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直至1953年元月。
说起来，虽然杜鲁门当总统时，我十分年幼，是从出生到上小学之前那段时间。然而，他和我一生的命运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45年杜鲁门接任总统后，美国即将战胜日本已成定局。这年的6月间，从南京随金陵大学迁徙到成都避难的母亲怀上了我。8月6日和9日，杜鲁门总统下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15日，日本投降。1946年我在南京出生了，算是典型的婴儿潮那一代的人。1948年8月中旬父亲乘船赴美留学，但两个多月后于11月份就倾囊买了一张机票飞回中国了。越年，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1949年10月，中国政权更迭，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杜鲁门总统支持的国民党，从此沦为共产极权国家。1950年6月韩战爆发。1951年7月不满16岁的大姐受“抗美援朝”的欺骗宣传而参军。外祖母认为我们这样书香门第的女儿参军，实属奇耻大辱，她以跳长江自杀威胁无效，最后大姐还是在军队里当了三年多的兵。到杜鲁门总统1953年元月下台时，我于该年秋季就上小学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中，杜鲁门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杜鲁门总统给我一生带来了两大印记。
一是他于1946年8月1日正式签署了由美国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提出的“富布赖特计划”。这是一项教育交流的法案，坚信“相互了解是避免冲突的最佳方式。”富布赖特计划的宗旨是：通过学术、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其项目包括：美国学生出国学习和研究，外国学生来美攻读学位，教授、学者、艺术家等学术与文化人员互访，专业发展、讲学、研究资助等。
该项目的资金最初来自“战争剩余资产”（Surplus War Property）。美国在二战后海外拥有大量多余物资和基地设施，富布赖特计划法案允许这些资产出售所得资金用于资助国际教育交流，从而开创性地将战争的“余烬”转化为了和平的“火种”。
五十五年后的2001年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启动了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它是富布莱特计划（通常为6-12个月）的一项扩展，专门为更灵活、更短期的交流形式（通常为2-6周）设置，以满足国外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文化组织快速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吸引那些无法参与传统长期项目的美国资深专家。
美国专家需通过竞争性程序申请才能够入选项目的专家名册（Rosters）。对美国资深专家的具体需求由接收国家或机构提出申请，入选后，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会通过一定程序匹配专家名册中合适的专家。富布莱特计划覆盖往返交通费用、生活津贴和其他相关支出。国际接收机构通常负责提供项目执行所需的支持，例如办公条件或住宿安排。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的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转移，协助国际机构提升学术与专业能力；促进跨文化理解，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加强美国与他国的文化联系；以及搭建长期合作桥梁，为未来的学术和专业合作奠定基础。
2002年3月7日，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多年的我从网上下载了大量有关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的信息，在与老婆和当时的经济系系主任唐纳德·斯泰比尔（Donald Stabile，简称Don，唐）讨论后，决定申请该项目。我于3月9日开始填写申请表和准备相关申请材料。唐和我的好友大卫·罗森鲍姆（David Rosenbaum，简称Dave）教授为我写了推荐信，我当时雇佣的女学生助理阿妮娅·派克（Anya Parker）为我在英文上把了把关。半个月后，3月26日，我收到富布莱特发来的邮件，告知我的申请已被接受。不到一个半月后，5月7日，收到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简称CIES）的一封信告诉我已被正式列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的名册。【见我写的“难忘的南非六星期”：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412/14719.html】
九个月后，2003年2月13日，收到富布莱特的一个邮件，告我现有一个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机会，问是否有兴趣。我立即回复说，很感兴趣。第二天，14日，我起草了关于自己资质合格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总结稿，征求了老婆的意见，15日把总结稿发给大卫征求意见并作进一步修改。17日我收到大卫给我的回复后，18日，我把总结定稿和个人简历发给了富布莱特的资深专家项目协调员艾米·鲁斯蒂克（Amy Rustic）女士。
十天后，2003年2月28日，艾米来邮件告我被选定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时间从2003年5月19日至6月27日。她问我是否同意。我兴奋至极，立刻表示同意。几天后，3月3日执行董事帕蒂·麦吉尔·彼得森（Patti McGill Peterson）代表富布莱特学者董事会、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和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三个单位给我来涵，正式通知我将作为富布莱特资深专家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工作六星期。3月21日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克里斯汀·约翰逊（Kristen Johnson）就此发布了新闻稿。同日，富布莱特的协调员艾米也通知了我们学校公共关系负责人马克·阿普特（Marc Apter）。我把这一好消息通知了学校的拉里·沃特（Larry Vote）院长，系主任唐等人，以及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的亲人们。院长对我表示祝贺，并嘱学校公共关系负责人马克·阿普特（Marc Apter）向学校的职业圈和相关媒体就此发布新闻。
就这样，从2003年5月中旬至6月底，我有幸携妻女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的名誉赴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工作，在南非度过了六个星期。那年是我和老婆结婚了整整七年，女儿六岁了。1995年我和老婆相识后生活和业务工作都走上了正轨，稳步发展着。对我这个胸无大志、能力一般、只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人来说，这趟南非之行算是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回顾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三口去过的四十几个国家，南非的六个星期是最为难忘的。我们去过数不清的海岸和海滩，但没有一个能接近我们在南非伊丽莎白港到开普敦一线所见到的惊人的美景和壮观。
杜鲁门总统给我一生带来了另一大印记是，2022年10月下旬，老婆和我专程去诺福克（Norfolk）参观了1998年建造的现在仍在服役的第八艘尼米兹级别的航母杜鲁门号。由此我们对杜鲁门总统有了较全面较真实的了解。【见我写的“参观航母记实”：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11/20355.html】由于杜鲁门总统和韩战被历史捆绑在了一起，我们趁此也摆脱了以前单方面韩战的欺骗宣传而有了更准确的认知。
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一战期间曾参军并赴法国参与战斗。回国后，自营过服装行业。1922年，在家乡密苏里州担任县法官，进入政界；1935年，成为该州联邦参议员。二战初期，杜鲁门曾在参议院领导一个调查军方纪律的委员会。他没有大学学位。
1944年初罗斯福总统竞选第三任总统时，由于民主党内各种派系的斗争和权衡，并不想当副总统的杜鲁门被推举为罗斯福的竞选伙伴。罗斯福和杜鲁门性格相搏，虽然根本处不到一块去，但凭借罗斯福总统的声望，顺利胜选。不料上任后不到三个月，到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脑溢血逝世，不想做副总统更不想做总统的杜鲁门成了美国的第33任总统。1948年11月2日，杜鲁门又出乎众人预料之外，在大选中战胜共和党对手，顺利继任到1953年元月。
杜鲁门总统任内发生了很多世界大事。首先是盟军战胜纳粹德国、杜鲁门总统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的日本广岛与长崎投放了原子弹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接著是联合国的成立；推行了以重建欧洲为旨的“马歇尔计划”的落实；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以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功阻止了希腊和土耳其沦为共产党政权；冷战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取得了大陆政权；北约的成立；以及最后韩战爆发。
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韩。那时的南韩军队不堪一击，三天后，北朝鲜于28日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今首尔）；到9月初，北朝鲜基本上占领了整个南韩。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故可简称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设计的仁川登陆成功，于同月27日收复南韩首都汉城（首尔）。傲慢的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他战胜了顽强而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眼下的北朝鲜的军队实在不在话下。美军于10月1日越过3-8线，10月19日占领平壤，其后一直打到了中国和北朝鲜的边境鸭绿江。
1950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苏联物资支援下大举进入北朝鲜，以人海战术直接与美军交战（仅12月6日的长津湖一战，中国军队8万人丧命）。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美国是在一场和不同敌人作战的战争中了。他认为只要总统和国会支持他，给他足够的兵力和资源，允许他越过鸭绿江直接打击中国军队的补给线，战胜中国军队是件不难的事情。他甚至认为，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是有把握的 —— 这些武装力量怎么可能和被他打败的日本皇军相比呢。据说，他给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个清单，列举了中国内地的26个重要军事目标，要求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去把它们摧毁掉。
然而杜鲁门总统完全不同意麦克阿瑟将军，他严禁美军越过鸭绿江轰炸中国的补给线，也拒绝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诸多要求。理由很简单。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杜鲁门总统认为，朝鲜战争不应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更何况，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都很可能使用原子武器。他认为，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完全可以用冷战的方式战胜东方的敌人。
1950年10月15日（也就是中国正式公开出兵进入朝鲜的前十天）杜鲁门总统飞往太平洋上的一个叫威克岛（Wake Island）的小岛上与麦克阿瑟将军面谈韩战事宜。目空一切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接机时，没有向杜鲁门总统行军礼。事后，杜鲁门总统提醒麦克阿瑟将军：“我是全美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你必须听命于我！”杜鲁门总统希望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结束韩战，让士兵们回家过节去。高大的麦克阿瑟将军根本就没把这个中等身材的杜鲁门总统看在眼里。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罢免了总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将军回国时受到举国上下献给二战英雄的盛大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名声则一落千丈。
1951年6月22日，苏联首先提出要进行停战谈判。同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边谈边打，谈了两年又打了两年。1953年7月22日，停战协议签字，南北双方各自退回到了3-8线两侧。这次的3-8线是按美军的定义确定的而不是中国和北朝鲜希望的。除了两边的百姓无端蒙受战火的灾难、两边的战士蒙受巨大的伤亡之外，侵略者北朝鲜什么便宜也没捞到。那时，杜鲁门已于1953年元月离开白宫，不再是美国总统了。
杜鲁门总统性格谨慎果断，素以友善和谦逊闻名。纵观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他实在不愧为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
为什么会在1998年将新造成的第八艘尼米兹级别的航母命名为杜鲁门号？杜鲁门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一败涂地，最后退出了竞选。1953年1月以达到空前绝后最低的民调数字冷冷清清地灰溜溜地离开华盛顿。回到老家后，作为第一名退休后能拿到退休金的总统，度过了近20年的平民生活，于1972年88岁去世。可是，谁会料到，在他去世不到20年后，貌似无比强大的苏联于1991年12月26日解体了，所有东欧国家也都摆脱了共产党的统治，美国和西方在杜鲁门主义定义的冷战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战，更没有人使用核武器。历史学家们和广泛的舆论都认为，追根溯源，这些都应归功于杜鲁门总统的智慧和远见。回过头去看，他在韩战中坚定地否定了麦克阿瑟将军要直接和共产党中国作战的建议，并果断地罢免了全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麦克阿瑟将军都是对的。杜鲁门总统于是名声大振，并跻身为美国的十名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以他命名新造成的航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参观了杜鲁门号航母后，杜鲁门总统由此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第34任总统，任期从1953年到1961年。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的命运表面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他在任期间，是我1953年上小学一年级，到他两届期满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我的启蒙教育中，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是这个头号敌人的总头目，也就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人。
那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二战时期的杰出军事指挥官，他担任了盟军欧洲战区的最高司令，领导了诺曼底登陆（D-Day）等关键战役，这为最终击败纳粹德国铺平了道路。我那时也不可能了解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上任后，成功推动了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结束了这场持续三年的冲突。更不了解他在1953年至1961年担任总统期间，推动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强调通过“遏制”苏联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主张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反共国家；他领导美国度过了冷战初期的紧张局势，用“核威慑”的政策避免了直接的核战争。
然而，和我的日后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952年竞选总统时选择了时年39岁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为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最终尼克松成为他两届政府的副总统。
27岁的尼克松在1940年代后期因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任职，积极调查共产党渗透问题，如著名的希斯案（Alger Hiss Case），在美国反共氛围高涨时期赢得了反共立场突出的全国声誉。他33岁时于194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37岁时于1950年当选加州参议员，年纪轻轻就展现了政治手腕和演讲能力，符合当时共和党希望吸引青年选民的战略。
1952年总统竞选中的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政治新人，来自东部精英圈；而尼克松来自西海岸的加州，有政治经验，也代表共和党内反共、保守派势力。两人搭档可增强广泛选民基础的吸引力。同时尼克松当时在参议院以反腐倡廉著称，有助于巩固共和党在公众中的道德高地形象，对抗民主党的指责。
这期间，较有趣味的故事是尼克松的“棋盘狗演说”（Checkers Speech）。竞选期间，尼克松被揭发有接受私人政治捐款资助工作开销的丑闻，有可能被迫退出竞选。为了挽回公众信任，他发表了一场著名的电视讲话 —— “棋盘狗演说”。尼克松详细解释了基金用途，强调自己经济清白，其后他坚定而感人地说：然而，他是不会退还捐赠的一只名叫“棋盘”（Checkers）的小狗的，因为他的女儿喜欢它。这场演讲打动了数百万美国观众，赢得支持，最终保住了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成功击败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尼克松正式成为美国副总统。
这为1969年尼克松赢得总统大选铺设了道路，也就是为尼克松总统从根本上翻转我的命运铺设了道路。这些都是后话了。
4. 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肯尼迪总统是美国的第35任总统，任期从1961年1月到1963年11月被刺杀。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总统，上任时年仅44岁。
1961年春我15岁上初中二下年级，到1963年秋，我上高二上。中国从共产党人造的大饥荒中缓缓地爬出来，正是我度过幸福的青少年的时光。美国总统离我太遥远了，太不相干了。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3月1日启动成立的“和平队”会在半个多世纪后给了我一次去非洲冈比亚教书的机会。
1960年10月14日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期间，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凌晨2点的一场即兴演讲中首次提出他的这一构想。他说：“你们当中将来要成为医生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度过你们的岁月？那些学技术或工程的人——你们有多少人愿意进入外交部门，去世界各地奔走、为他人服务一生？”他的演讲立即引发热烈反响，数千名学生在第二天签名表示支持。
肯尼迪1961年元月上任总统后，于3月1日签署了10924号行政命令，正式成立了“和平队”，并任命他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 Shriver）为首任主任。同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正式为“和平队”提供资金和法律地位。和平队的目的与使命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人力资源服务；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了解美国人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其他国家人民。这三条也被称作“和平队三大目标”。1961年8月，第一批志愿者前往加纳和坦桑尼亚，从事教学和技术服务；后来项目扩展至亚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多个国家。截至今天，已有超过24万人通过和平队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服务。和平队的发展成为了肯尼迪总统最受赞誉的外交“软实力”遗产之一。
我一辈子爱去没去过的地方。说起来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爱旅游的人，对于那些千篇一律格式化的旅游，不是很感兴趣。我喜欢旅行，特别是去自己的未知世界里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一般景观。到了接近70岁时回想起来，我最为称心的莫过于携妻女于1998年在乌克兰教学的八个星期和2003年在南非作为富布莱特专家的六个星期了。几十年来，自认为基本上心满意足地跑遍了全世界。
那时，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去过黑非洲。虽然去过了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以及南非，但这些国家在我的心目中都不是真正的黑非洲。2006年10月上旬，我借机一个人去了一趟加纳的首都阿克拉（Accra），给加纳战略支持计划（GSSP）做了个“短期和长期世界石油市场”的报告。加纳是我心目中的黑非洲，但只在那儿住了三个晚上，而且是我一个人去的，没有带老婆和女儿同往，所以不算。
去黑非洲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的机会其实是有的。我们学校与冈比亚的交往发轫于人类学的比尔·罗伯兹（Bill Roberts）教授。比尔和我几乎是同时于1991年来到学校就职的。那时我住在华府城外北面马州的双溪（Twin Brook），他住在华府城内北面的塔科马公园（Tacoma Park），两地距离学校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两曾一起轮流开车到南马州学校教课。比尔很早就作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志愿者去过冈比亚，1993年以后在他的精心操作下学校和冈比亚建立了“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Promoti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简称PEACE）。2004年，时任冈比亚的总统雅希亚·贾梅（Yahya Jemmeh）应邀来我校访问。几年来该项目不断发展成长，成了学校与国外交流的名牌项目。
我虽然一直有心向往真正的黑非洲，也有心希望能好好支持一下比尔操心的项目，但那些年，我在学校教书之外，手头抓了一大把各种各样的咨询研究项目，一时无法分身，抽不出时间来。没料到，2008年金融危机很快就波及到了我的诸多咨询研究项目的资金来源。到了2010年，我手头的所有咨询研究项目统统丧失干净。不得已，只好安下心来在学校教书。2009年9月出任学校经济系系主任，2013年9月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并和学校签约向2016年退休过度。那时，我已70岁了。
与此同时，女儿已上了高中。自2013年来，她开始明确表示对人类学感兴趣。可能与我们从她一岁多起先后带她去了全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国家有关，包括1998年在乌克兰的六个星期和2003年在南非的八个星期。也可能因为经济系和人类学系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楼里。2013年和2014年夏，女儿分别在圣玛丽市遗址展览博物馆和大西洋遗产基金会作了几个星期的实习义工。人类学系的朱丽亚·金（Julia King）教授和比尔·罗伯兹教授都先后借给她人类学的教科书看。
到了2014年春，女儿开始申请大学，到2015年夏末，她就要离家上大学了，从此远走高飞。而我已定将于2016年退休。我们一家三口想要再像过去那样去别的国家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可能了。这样我们就决定2014年春季学期结束后，一起去冈比亚一个月，作为三人同行的收官之旅。【见我写的“我们的收官之旅 ---- 冈比亚一个月”：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502/19051.html】
追根溯源，那次携妻女去冈比亚教书一个月的机会，毫无疑问来自肯尼迪总统1961年建立的和平队。
5. 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
约翰逊是美国的第36任总统，任期从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到1969年元月。回想起来，约翰逊总统任期内和我有关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比较牵强，一个则十分现实。
先来说那个牵强的。在我的印象里，约翰逊总统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分不开的。他加大了对南越政府的军事支持，逐步将美国军队直接派遣到越南作战。
1963年春到1965年春是我的高中岁月，1963春我上高一下学期，1965年春高中毕业后的秋季，为了摆脱南京父母的羁绊而只身一人远去了西安交通大学。那几年，中国从几年的人造饥荒中慢慢爬了出来，表面上比较平静，其实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1966年，我大学一年级下，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学校停课，直到1972年离开西交大，我再也没有走进过课堂。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升级，武斗取代文斗。1968年初，一场更隐秘、被认为是文革中最严酷的一次政治清洗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启动了；手段是秘密审查、长期关押、刑讯逼供，无须任何法律程序。据后期统计，光这一运动中，全国就有几百万人被审查、被打成“敌我矛盾”对象，许多人非死即残。也正是从1967年开始，我在中国的命运一步一步走到了灾难的无底深渊。【见我写的“在中國的一場惡夢（繁體）”一书：
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crid=1UPHHO37NUGJ6&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aps%2C92&ref=nb_sb_noss
及其英文版“A Nightmare in China”：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crid=3OM22X8YLW1DZ&sprefix=michael+ye,aps,87&ref=nb_sb_noss_2
和https://www.amazon.com/Echoes-Cultural-Revolution-Personal-stories-ebook/dp/B0CPFMQLJ6/ref=sr_1_2?crid=130XNQAFWGH8O&dib=eyJ2IjoiMSJ9.G91_3U9GP8GXsbqqmFSNmAWSFgmznfxIwYSQJSHGK087u7HEbYIrAk59w6dFB-36s468ggoOO6wlQ2C81J9HvpA3XKuR64vd6ix0K4IMpYDwM5hJHWFXazHg6lsErXG6BInADUm8clPPBXArsEDRRV5D0Mg63wyxm1GIcRmNmNAk_kczkPdLRSuFmp7aGT21yyoscc5SNXcio2vGCAUaeV8TN3XCs9eza_lsuMO0_BI.W0pZwIzU29S5DhfzfrXxYzOdcb2H4P0mEu3gzbBTvyE&dib_tag=se&keywords=Echos+of+Cultural+Revolution&qid=1745531246&sprefix=echos+of+cultural+revolution%2Caps%2C756&sr=8-2】1967年底我被宣布为反动学生，私人物品被班上的红卫兵查抄，接着是班上的批斗会，揭发和批判我的反动思想。此后逐步升级至全校批斗大会，游街示众，续以被非法关押，接受各种大小会的批斗。
我于1968年5月我从被关押的“校办”监狱里逃跑出来，为摆脱缠身的噩梦，来到中越边境凭祥，企图由此越境去越南后，再经老挝去缅甸或其它的未知世界。越境失败后于9月被押送回西交大，接受更为严苛的看守。1969年2月在对前途绝望之中，我第二次跳楼潜逃，回到南京老家，不幸失败后，送回西交大，瞬即被关入陕西省第一监狱。
2017年2月，我怀揣美国护照，沿着1968年5月从西安逃跑至凭祥的路线，又故地重游了一下，【见我写的“重返凭祥”：https://yemenghua.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和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a21be0420102x8xz.html等；也计划将来在文学城上发布。】拜访了当年被关押了五个月的凭祥监狱，游览了几个中越边境村镇。之前之后的几年里，我也两次拜访了关押了我两年的西安地处红庙坡的陕西省第一监狱。
越战虽然是我和约翰逊总统能牵强附会地联系上的事情，但它的重要性是，它为下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彻底改变我的命运设定了背景。
第二件和约翰逊总统和我相关的事确是实实在在地与我日下退休生活性命攸关。约翰逊总统在任期内，推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改革。1965年7月30日在密苏里州独立市，约翰逊总统在长期倡导全民医保的杜鲁门总统的见证下签署了《1965年社会保障修正案》（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65），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两项制度正式创立，他从此被誉为“全民医保之父”。
医疗保险为65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提供医疗费用补助，不论收入和健康状况。部分A（Part A）是住院保险（Hospital Insurance），涵盖住院、疗养院护理、部分居家护理；部分B（Part B）是医疗保险（Medical Insurance），涵盖门诊服务、医生费用、部分预防服务。此后又增设了部分C（Part C，Medicare Advantage）是私营公司提供的综合医保计划；部分D（Part D）是处方药保险。医保制度的建立改变了美国公共健康服务的结构，使数千万美国人首次获得稳定的医疗保障。
2011年3月，我65岁，免费获得医疗保险部分A，2016年9月我70岁退休后开始购买和享受廉价的医保部分B。老婆是2019年12月65岁时同时取得医保部分A和B的。加上我们购买的私营医保公司的医保，因作为马州政府雇员而得到大幅度补贴，在社会医保和私营医保的双重保险下，我们再无任何担忧了。受益于美国的医疗制度，我们一介平民百姓，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熟人，但各种健康问题都得到了第一流的维护和治疗。
6.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尼克松是美国第37任总统，任期从1969年元月到1974年8月辞职。他因水门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总统最为人知的外交成就之一是他成功推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他于1972年访问了中国，这一历史性访问为后来的中美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对我这个当时梦魇共产党中国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尼克松总统开启的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彻底改变我的噩运的原点。
这期间，中国的局势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苏联称之为达曼斯基（Daman?ski?）岛，爆发冲突。1970年开始中国秘密与美国接触。1971年9月副统帅、法定的中国圣人的接班人林彪乘飞机叛逃途中坠亡于蒙古温都尔汗（Undurkhaan，现在官方改名为Chinggis City，即成吉思汗市）。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发表了《上海公报》。
1969年2月春节前夕，在西安交大行政楼前搭建了一个临时用的台子，召开了全校逮捕我的大会。高台的对面是西安交大的标志性建筑物，西交大图书馆。图书馆门前原本是两尊标志性石像，一边一个男学生手持一个齿轮，一边一个女学生手持一本书，表示在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文革开始时破四旧的高潮中，应该把这两尊典型的“封、资、修”石像砸掉的。不知道谁起了善心，只把他们用木板包了起来然后写上了符合时宜的革命标语。行政楼和图书馆之间是个当时新竖立的圣人的石像。他高举着一只手，号召着，号召着大家都去尽情地做恶吧！
虽然那年的1月18日，中发??5号文件决定大、中学校虽不上课但一律不放寒假，然而因为春节将近，很多人还是离校回家过年去了。加之因为革命风暴而没有及时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也终于分配了工作离开了学校，三年来也没有新生入校，校园里的人比平时少了许多。参加这个全校逮捕大会的应该不足500人的样子。
一个人，按理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但可能只是交大治安保卫组的 —— 就那几年我和他们交往的经验而言，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 上台宣布了逮捕令。逮捕令中除了我的姓名和性别属实之外，其余全属编造，包括我的年龄也被加上了两岁。想来编造罪行是必须的，不然就我那点屁事实在够不上被逮捕的资格。好在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切都无所谓。其中较有娱乐性的是说我是清末卖国贼两广总督“名琛”的后代，所以我出身反动，生来就有卖国的血脉。遗憾的是，我后来仔细研究了我们家从公元前至今的家谱，发现我们家和那个名琛并没有宗亲关系，至少这最近的三四百年内是无法联系上的。
那天上午宣布逮捕我后，旋即押上了囚车，是一辆公安局的专门押解犯人的吉普车。周围围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高呼着各种各样“打倒”的口号，把攥紧了拳头的手臂伸向天空。也夹杂着一些好奇的人，他们追着囚车走着跑着，向囚车里张望着。车上的公安员关上了囚车的后门，囚车从拥挤的人群中徐徐向西挪动，逐渐加速摆脱人群。囚车沿着围绕交大行政楼的林荫道走出了西交大校园，驶向了西安西北方向郊区的一个颇为遥远而未知的地方，一个监狱。后来狱友告诉我，这个监狱是陕西省第一监狱，因地处红庙坡，所以一般人就称其为红庙坡监狱，或者干脆简称“红庙坡或红庙。”
我被带进了一间监狱的办公室，搜身，没收随身带着的几样东西，诸如那块上海牌手表；然后被带出了那间办公室，走进了一扇真正的监狱的大铁门，沿着一个两边都是砖墙的走道，右转，来到了东墙边最后一排平房的最后一间牢房。狱警打开牢房的木门让我进去，再把门一锁，就走了。这间牢房里已经住着三个人。他们立刻围了上来，张罗着让我安顿下来。
“这些人真不是东西！他们就不能等两天过了春节再把人关进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愤愤不平地说。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则安慰我说：“好啦！车子翻到沟底啦！到底啦！再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一个60几岁的老汉附和着说：“是的，到了沟底，事情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活生生的三个人！自从离开凭祥被关进西安交大东二楼后，身边就再也没有过活生生的人了，没有人把我视为人，没有人和我说人话。眼下这三个狱友热情地关心着我，问饥问寒，使我顿时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仿佛感到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没错，西交大、南大和外面的世界是地狱，红庙坡监狱的牢房里是人间。
无独有偶，南京的母亲听说儿子跳楼逃跑时摔瘸了腿又被手铐反拷着押走了，伤心到了极点。她的好友叶广英安慰她说：“好啦好啦，你不要难过！你可以放心啦！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儿子又胆子太大。他现在算是进了红色保险箱啦！”
我当时当然清楚地知道，“沟底”之说也好，“红色保险箱”之说也好，都不过是些安慰之词。中国的黑暗是个无底的深渊。就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说，这个国家没有公正、没有正义、没有道德、没有真也没有假，任何好的东西都没有。我想象着最终将被送到青海什么地方去劳改、种土豆，在那里消磨一生。但我仍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动着，我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青海一望无际种着土豆的田野的尽头是五彩缤纷的晚霞。
当然，我那时再也不会想象得到，在五彩缤纷的晚霞出现的地球的另一端，美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真正将改变我命运的历史事件正在冥冥之中酝酿着铸造着。
最有希望被美国民主党提名为竞争下一届总统的强劲候选人、42岁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于1968年6月5日凌晨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在一片暴乱的困扰下，代表们没有选择在初选中成绩卓越的尤金•麦肯锡（Eugene McCarthy），而是选择了更加传统的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同时，前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退出了民主党，宣布代表第三大党獨立党參加总统竟选，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赢得多個州的选举人票的第三党候选人。他的大胜进一步分散和削弱了民主党竞争下一届总统的势力。
1968年8月8日，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前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击败了共和党参加竞选的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等人，从而获得了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艰难地击败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和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后，于196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了美国总统。
一个星期后，尼克松总统在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Kissinger）博士说：他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从此开始，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就一步步展开了。
历史就这样即将来改变我的命运。到了1979年，我已经成了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并考取了国家第一批将公费派往西方国家学习的研究生。那时我住在父母在陶谷新村四号附二号的家里。2月12日星期一晚饭前同批将派往西方国家做访问学者的二姐夫和我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之一沈祖和老师来到家里告诉我，我已被选中将参加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来访的代表团的面试。
两天后，即1979年2月14日星期三，也就是距1969年2月14日我被逮捕入狱的整整十年的那一天下午，我坐在南京大学当年的何应钦公馆、斗鸡闸四号那栋专供招待外宾的小洋楼里了。中国和美国已于1979年元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谢恩（Chancellor Shain）正率团访问南京大学，由团中计算机科学系的品克顿（Pinkerton）教授面试包括我在内的几名准备出国留学或做研究生或做访问学者的候选人。几个月后，我就成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的研究生了。
命运啊，命运！如果1968年6月初罗伯特•肯尼迪没有被刺杀身亡，第37任美国总统可能就不是理查德•尼克松；如果乔治•华莱士没有退出民主党成为一名成功的独立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就可能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甚至于如果那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选择了尤金•麦肯锡而不是休伯特•汉弗莱，选举的结果都有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美冷战没有在60年代末加剧，如果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没有升级，如果两国也无意去签署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等等；就不会有尼克松总统急于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如果中苏关系没有于50年代末彻底破裂而于1969年达到关系最恶劣的谷底，如果没有1968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随后的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如果没有苏联在1969年沿中苏边界屯兵百万，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圣人想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制造一次边界武装冲突，如果不是正统帅和副统帅一致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对中国进行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致命打击，中国的独裁圣人就不会接受美国扔过来的橄榄枝。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九大”之后，圣人和他选定的接班人副统帅的矛盾开始升级，如果不是接班人副统帅有个胆大包天的儿子作了一个刺杀圣人的“5•71”计划；再如果，事情再拖延几年，圣人归天，有谁能把那时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总统邀请到中国来，然后与这个头号敌人建立外交关系呢？
如果，如果，如果！还有很多的如果，很多很多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要有一个“如果”成为现实，我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
这些历史当然都是很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后才慢慢了解和品味到的。1969年至1971年我在红庙坡监狱里，和其他犯人们一样，当然都不会知道，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改变着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世界。
1969年元月20日，尼克松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一天也没有等，就在就任后的第一天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不想八亿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We do not want 800,000,000 living in angry isolation）。”2月1日，尼克松总统在给基辛格的一个条子上写到：“我认为我们应尽力去鼓励此届政府探求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的态度（I think we should give every encouragement to the attitude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of rapprochement with the Chinese）。”2月5日，基辛格通知美国国防部和CIA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美国和中国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
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委托巴基斯坦叶海亚（Yahya）总统向中国的总理传话，表示美国希望调整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9月9日，尼克松总统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Stoessel）寻找机会向中国高级官员表示他对与中国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有严肃的兴趣。遗憾的是，斯托塞尔一直到12月份才找到了机会转达了尼克松的意向。10月16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报告说，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Hilaly）告诉他，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将于1970年初与中国的总理相会。
1970年2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黑格（Haig）向基辛格报告说，华沙对话的中方代表说中国愿意接待美方的部级代表或总统特殊使者进一步探讨两国间关系的基本原则。2月23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个报告中写道，希拉利大使告诉他叶海亚总统说中国方面为美国的倡议所鼓舞。9月12日的一份基辛格写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上写到，美国驻法国使馆的沃尔特斯（Walters）将军在巴黎于6月份对中国驻法一名外交官表明他有要事交流，但没有得到回应。在荷兰的类似努力也没有得到回应。10月25日，在基辛格总结的尼克松总统和叶海亚总统的会谈中，尼克松总统告诉将访华的叶海亚总统他愿意派遣一个代表到某个第三国首都与北京对话。10月31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报告说他和罗马利亚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escu）在华盛顿会谈中他对齐奥塞斯库总统说美国希望与中国打开通话的渠道，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他将把此话传递给中国。12月10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提供了一份试图与共产中国交往的现状的总结，其中提到中国总理告诉叶海亚总统，中国的圣人和他的副统帅支持美国的倡议。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10月1日圣人和美国记者的斯诺（Snow）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相片。12月18日斯诺采访了圣人，圣人对他说，中国欢迎尼克松做为总统或者旅游者来访。遗憾的是，这次采访到了下一年1971年4月才发表。
1971年元月12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他与罗马利亚驻华盛顿大使博格丹（Bogdan）的会晤。大使说，中国的总理给了罗马利亚副总理一个条子表示美国只要放弃占领台湾就欢迎美国总统来北京讨论这个问题。
3月4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记者会上说，“我们很想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关系正常化。然而，到现在还没有共产中国的反应（We would like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all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re has, however, been no receptivity on the part of Communist China）。”
4月14日，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的一次电话中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基辛格说：“这事非得发生在蒋走向他生命终结前真是一场悲剧，但我们不得不冷淡对此（It's a tragedy that it has to happen to Chiang at the end of his life but we have to be cold about it）。”尼克松总统回应说：“我们不得不做对我们最有利的事情（We have to do what's best for us）。”
4月16日，尼克松总统在一次会议后回答问题时谈到他的中国政策时说：“第一，一个正常化了的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关系，第二，结束大陆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孤立（One, a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wo, the ending of the iso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world community）。” “现在就看他们了，…… 但是，这事当然要两相情愿。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件事了，他们才做了一件事（邀请乒乓球队到中国去）（Now it's up to them. …… but it takes two, of course. We have taken several steps. They have taken one (inviting the ping pong team to China)）。”
4月27日，基辛格收到4月21日叶海亚总统传递的中国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回应。中国的总理说中国政府公开欢迎尼克松总统或尼克松总统的使者就两国政府进行高级商谈。【以上八段摘录自南加州大学中文学院网页（http://china.usc.edu/getting-beijing-henry-kissingers- 121secret-1971-trip）】
这一切，别说关在牢房里的我当时不知道，全中国几亿人中也只有那么几个当事人有所了解。1971年4月24日，就在基辛格4月27日收到4月21日叶海亚总统传递的中国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回应之间，我走出了红庙坡监狱。在西交大“劳动改造”一年后，1972年初夏，我总算离开了当年的那个猥琐荒诞恶浊的西安交大，被分配到西安一个大集体制的小工厂。
7. 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福特是美国的第38任总统，任期从1974年8月到1977年1月。福特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一位没有通过选举成为总统的人。他于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继任总统，赦免了尼克松。福特在外交政策上继承了尼克松的战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关系逐步推进：派代表团互访，他本人也于1975年12月访华；民间往来增加。尽管他的总统任期不长，但他是美国历史上较为平稳过渡的领导人之一。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关键的一年，被称为“多事之秋”。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表达了人民对圣人的妖婆及她的死党的不满和对“文革”的否定，象征了民众的觉醒，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遭到镇压。圣人于1976年9月9日凌晨终于死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圣人死后，由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迅速掌控局势，10月6日逮捕了圣人的妖婆及她的死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我在大集体所有制的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做技术员，从1972年夏算起，到1976年秋，四年多了。
8.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卡特是美国的第39任总统，任期从1977年1月到1981年1月。正是在此期间，我的命运实现了彻底地翻转。
在中国，1977年是由“文革”动荡走向稳定和变革的关键转折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初，邓小平支持恢复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即高考；12月10日，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这是文革中断10年后的首次考试；成为一代中国青年“改变命运”的关键机会。1978年高校在停止了12年后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约10万人报考，录取约1万人。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中美两国的外交新篇章。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达成协议，并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卡特开始任美国总统时，是我在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的第五个年头。此前，1976年10月6日圣人的妖婆及她的死党被逮捕后，1977年7月11日工业科李冬至率工作组进厂，到了9月2日李冬至工作组因能力太差被撤走，9月7日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宋科长率工作组进厂。按当时的惯例，所谓工作组，实质上就是到所派往的单位去整肃不适时宜的人。
我理所当然地被列在被整肃的名单之中。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工作组约我在政工组谈话，厂书记吴彦武参加，孟庆兰记录，由上午8:30谈到中午11:45。这个大集体的小厂，因级别太低，无权阅读我的秘密档案，所以厂里只知道我有问题，但并不知道我有何具体问题。我向与会者讲述我的问题，结论非常简单 —— 我当初是因为“四人帮”和陈伯达、林彪而被整的，如今他们都已经先后成了反革命，负负得正，我不该再挨整了。下午，工作组重要成员之一、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找我简谈，代表工作组表示对我支持。
与此同时，1977年8月1日大姐专程从北京来西安看望我，我们当晚谈到近11:00点。她和南京的父母都听到了关于大学将招收研究生的传闻，决定派大姐来说服我准备考研。8月8日送走大姐后不久开始看数学书备考。至10月，报考研究生一事已成定局，开始全面地分秒必争地看书备考。其间不幸罹患十二指肠溃疡，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必须把当年在西交大被整为反动学生的案子翻过来。1978年1月17日星期二上午6:00时许起床，7:00出发，7:45到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找到张宏强谈话。中途，总支副书记王松林来，与之谈话后，9:00离西交大。就此正式开启了为我自己翻案。凭借父母无微不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护，姐姐们堪称天下少有的呵护和耐心，交大的徐桂芳先生、南大的王嘉松老师，沈祖和老师和顾道生师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无数的人从各方面向我伸出救援的手或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如交大的老同学朱文章、肖展祥，开关厂工作组的丁维新和他报社的朋友们，开关厂的工人朋友们，以及交大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老师、职员、工人、和其他班的同学们，1978年4月24日成功取得新结论彻底推翻了迫害我的那段历史。
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和16日星期二两天在南京大学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初试。6月12日星期一取得“复试通知书“。7月17日星期一和7月18日星期二参加了考研复试。
据说，【以下的故事摘自“新中国首批公派留美人员出国纪实”一文，见https://style.sina.com.cn/news/p/2011-12-08/070888219.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吉米·卡特 是他打開了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大門”一文，见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501/02/AP677679c6e4b079cd3fc2491a.html?utm_source=chatgpt.com；以及“邓小平:能否派5000留学生来美？卡特:可以派10万人！”一文，见https://www.5iusa.com/zh-cn/Home/Item/news/f71922da-d12b-4804-ac32-846e68cb9a58?utm_source=chatgpt.com。】1978年7月10日凌晨3点卡特总统在白宫被一通越洋电话惊醒。来电者是他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博士。普雷斯在电话中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邓小平提出希望派遣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并询问是否可以派学者去美国学习访问。卡特总统听后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以。”当普雷斯进一步传达邓小平希望派遣5,000名学生的请求时，卡特笑着回应：“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这段对话后来被认为是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要起点。
第二天，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提出了派遣3000人的计划。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紧接其后中美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中国公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父亲给我来信，要我抓紧复习英文，为即将到来的留学生考试做准备。我立刻行动起来，中午去三车间主任王耀庭家借得唱机和收音机，下午去前技术组组长任恩生家取得英语唱片并向他哥哥借得英语课本，晚饭后去厂里请厂医务室赵新芳大夫开得病假条一天，从此开始了大干英文。
8月22日星期二，我在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时，收到了出国考试通知书。政工组宋红梅收到关于我出国的政审函。9月15日星期五出國英文考試：上午在文革楼213笔试，下午在十舍二楼口试。据说全国共有14717名人员参加了留学生选拔考试。11月24日我得知我被录取并将派往国外学习。
9月29日星期五下午全厂大会，会上厂里新来的王章书记宣读了西交大给我平反的新结论。他的调子甚低，看来，这人够呛，不是个好东西。晚上去开关厂多年的好友贾韶平家，她和另外几位多年好友熊少华、陈冬梅、郭素芳为我举行欢送会。10月2日星期一新结交的好友、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设家宴与我告别，参加的还有他的弟妹及弟媳妇们。10月5日星期四下午近六点到西安火车站。丁维新和他的同事祝静力与市团委一人来送行。工人好友李富贵和叱媛媛先去我的住处复来车站送行。我从此离开了工作了六年多的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和生活了13年多的西安。其后，11月29日，我收到丁维新来信，告我他写的有关我的长篇报导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此文的摘要不久也在《陕西日报》上转载了。
10月7日星期六在南大研究生报到。11月29日星期三数学系办公室唐腊生老师通知我，明天开始在文革楼209出国的人学英文。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文革楼209上出国留学生英文。
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长欧文·谢恩（Irving Shain）率团访问南京大学。南大决定十人（包括我，大概还有沈、孙、朱、张、陈、胡、刘、单、吴）将派往威大。2月14日下午3点在斗鸡闸4号，威大代表团人员平克顿（Pinkerton）教授和一位美籍广东人与我、沈、孙三人面谈，面谈毕当场照了快照。据说这意味着被录取了。
其后，我们于6月11日和7月24日两次进京准备赴美未果后，终于，彻底改变我的命运的一天到来了。【出国的详细过程见我写的“大小便和叛国投敌 ～ 1979年出国记实”一文：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1/29612.html】
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来帮助我整理最后的行装，我把身上剩下的钱与票证寄给了二姐。我们各自正正经经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装。5点半由语言学院出发，乘一辆大轿车沿着那条通往机场的林荫道驰向机场，6点半到机场。那时的北京机场很小，没有空调。停机场上大概只有我们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07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8点多起飞时机场里黑乎乎，起飞后才见到北京灯火一片。
那时中国通往美国的航路大概只有一条，就是先飞往新疆方向，然后南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往西北方向飞到法国巴黎，在巴黎换机后飞越大西洋到达美国。8月19日星期日午夜12点我们经过新疆时，天气晴朗，机窗外面繁星点点，下面时可见一团灯光。近卡拉奇，上下一片黑，一无所见。近4点到卡拉奇机场，乃当地时间近1点。机场里没有空调，午夜之后仍然闷热不堪。工作人员见到我们就用蹩脚但能听懂的中国话说：“万精油，万精油！”这事我们出国前就听说了，大多数人口袋里都专门为他们带了几盒。这些人得到万精油后就非常高兴。我们停留的时间很短，45分钟的样子，只是为了给飞机加油而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机场虽然比当时小而简陋的北京机场更小更旧，但陈列的巴基斯坦文艺商品却从来没有见过，遗憾的是我把照相机留在飞机上了，没能留下一张照片来。
近5点再起飞，天气晴朗，见卡拉奇灯火，一轮弯月从视平线下冉冉升起。机上每人发一把扇子和一支圆珠笔以作纪念。5点半见东方天际有虹状带，乃日出之前兆，甚美。然而天亮得极慢，约11点方日出。夜来天晴，晨来但见云海。
北京时间下午1点、当地时间下午6点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准备转乘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的航班飞往纽约。该航班因故晚点，致使我们在机场等待了六个半小时。
比较有喜剧性的是，我坐在候机室候机时，从五颜六色的旅客中朝我走过来两位穿西装的中国人。其中一人和蔼地向我问道：“你是……？”见我疑惑不解，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西安交大动力系的教师，这一位也是交大毕业的，我们来这儿开会，现在回国去。我们认识你。”因为我当年在西交大是小有名气的反动学生，想来在我被游街和全校被批斗时他们见过我。如今竟然在戴高乐机场又见到我，真是天翻地覆！他们说回去后一定告诉无线电系的老师们。
北京时间晚7点半（当地时间12点半）我们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03号航班的波音747离开了巴黎。在飞机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美国大学生夫妻（或男女朋友）在法国度假后返回美国。我和他们两交谈甚欢，他们用宝利来（Polaroid）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星期日美东时间下午2点多（北京时间20日凌晨）抵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通过海关进入一个中国之外的国家。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是如何通过美国海关的了。我只清晰地记得，当我闲逛着走出机场好奇地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子时，映入眼帘的是噪杂拥挤的人群和汽车，以及不太清洁的街道。可是，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如同终于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这个如归之感说来奇怪。自我懂事以来，我所被灌输的都是那个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那里广大人民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除此之外，我对美国的真实了解实在是微乎其微、几近于零。然而，冥冥之中，我清楚地知道，这将是我的家、可以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家。在这里，我不会因为说了不适时宜的话而被抄家、游街、批斗、隔离、被强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并挖掘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等等等等，更不会无端坐牢、劳改。这里没有那些一切为了巩固政权的、令我无比厌倦的浪费生命的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报告。这里将是我这个平庸的小人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工作去度过一个正常人生的地方。
那时我已经是33岁了。我感谢卡特总统，他作为民主党人，虽然政见与尼克松总统相驳，两人的个人性格也大相庭径，但他秉承和进一步发展了尼克松总统开创的对华政策，配合了当时争分夺秒地改变中国现状的邓小平及其一班人马。否则，再拖上一两年，我怕是很难有时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结束语
转眼间。我在美国度过了四十七年。明年我就八十岁了。1984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大学校教书，1995年成为美国公民，2016年退休。来美国之前，我没有想到过，我能如此健康和幸福地活着，靠在舒适的懒人躺椅上，抱着心爱的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回味人生，写这些自己娱乐自己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