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叶南薰和165计算机
——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的老领导杨世杰
叶梦华
2019年2月
近日读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的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撰的《南京大学大事记》，发现该书在第127页上称：1966年3月12日，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联合试制的165晶体管计算机，获得成功。（晶体管计算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二代计算机）
对照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诸多有关165计算机的“交代材料”，我想不但这个说法不正确，应该纠正一下；更重要的是，这段故事也很值得细细地去回味。
事情的开端是在1965年初春。那时已经是父亲任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第七个年头了。他们已成功地试制了103电子管计算机，即所谓的第一代计算机。他们早在1958年9月就设置了计算数学专业，又于1960年9月设置了计算技术和数理逻辑专业。一时间，南京大学数学系在全国高等学校发展计算机科学研究方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和世界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相比较，也只落后了10年到20年。
1965年2月15日南大党委常委兼科研处处长杨世杰召集父亲、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华文明、还有系科研秘书张元继等人到科研处开会。杨世杰说：“许鸥泳（南大科研处副处长）由北京来电话，谈到高教部对高校研发计算机的打算。北线以清华为主，搞一千次的；南线以南大为主，搞万次晶体管机。明年拿出样机。南京大学负责总体设计、逻辑设计和自动化程序设计，南京工学院负责控制器，西安交通大学负责存储器。”
2月19日，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胡畏从北京来电话说：“高教部指示，南线计算机望立即做出计划，派二、三人去部里讨论。”父亲随即奉命赴京，并在部里表示南京大学有计算技术、数理逻辑、计算数学方面的各种人才，包括103机组装完成后的硬件方面的人才。
3月15日高教部黄辛白副部长来南大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协作会议，南京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科研处处长均参加了，胡畏和副校长高济宇也参加了。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胡畏任组长（事实上以后都是杨世杰管事）。还成立了技术小组，南京大学数学系留苏教师徐家福任组长。任务分配为：南大负责全部软件及控制器等，南京工学院负责运算器及外部设备等，西安交通大学负责存储器等。会议决定1966年10月1日出样机。第一台放在南大，以后再制造六至十台，共有试制经费112万元。据说，高教部已将此项目报国家科委，将165计算机的研制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这个期间，分工出现了变化。控制器从原先由南工负责改成了由南大负责，一方面是因为南工对此项目兴趣不大，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搞万次二代机，后来又表示他们只有一个半的人力参加165机的工作。另一方面，杨世杰表示南大不能做”空军司令”，意思是不能只搞软的不搞硬的，只有虚的没有实的。其实，校际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央内部各部委之间的竞争，对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是件多么理所当然和健康有宜的事情。
那几年，计算机事业在全国高教部之外的科研单位里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教部主管重点学校科研的吴衍庆（他曾在南京大学教学科研处任职）对父亲说：“开起全国计算机会议来，我是敬陪末坐，真是受不了。”1965年11月，吴衍庆对两位去北京的南大的人说：“现在全国都在搞第三代计算机（即所谓集成电路计算机），我们高教部要再不上马，就又要落后了。”他主张不搞165机，立刻大抓第三代机，要南大抓紧准备第三代计算机的资料。他又说，1966年2、3月间要召开高教系统的第三代机会议。
杨世杰听到这番话后说：“这个我倒是不同意吴衍庆的意见。165机一定要拿到手，坚持10月1日弄出来。第三代的事也抓，能做多少是多少，赶快搞完165机，然后对第三代机全力以赴。”他让父亲去北京时向吴衍庆转达他的这个意见。1965年12月，父亲在北京遇到胡畏，同去吴衍庆家。吴衍庆对上次的说法自己转了弯。他说：“165机照样搞下去。”
杨世杰对父亲说：“65年高教成果展览会上，南大地位不错，66年就要看你们的了（指165机）。” 父亲为165机的人员和器材伤透了脑筋，不但要通过国家的正规渠道向738厂和其它单位订货，还要通过私人关系向某军工厂订货。以后把南京大学165机项目的大多数人都派驻到738厂去了。
据当时参加165机项目的年轻教师丁嘉种回忆：为了165机，父亲在数学系系内调动计算技术、计算数学、数理逻辑等三个专业的几乎全部力量，精心组织、分工负责；在校内借用物理系的技术力量，在校外则与西安交大、南工保持经常联系交流，还多次上高教部请示汇报、要经费要设备，可以说忙里又忙外，既出点子又亲自指挥、亲自上阵。丁嘉种举了两个例子：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缺，研发165机的设备器材更是紧俏，成为开展研发工作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难题，65年秋父亲去高教部要批文，带领丁嘉种等人坐镇北京，指挥并亲自去四机部订货会议上争取他们所急需的设备器材。另一个例子是，当时开关晶体管是165晶体管计算机的最关键的器件，锦州半导体厂正在试制中，那年冬天父亲冒着严寒亲临锦州，与厂方协商并鼓励试制工程师精心试制加快进程，以保证165机的研发进度。
1966年2月18日，杨世杰对父亲说：“------ 165机要组织几个战役：第一战役是器材要达到80%，第二战役是总体设计和逻辑设计，第三战役是硬件，包括运算器、内存等，第四战役是调机。------”
据父亲回忆，1965年至1966年一年时间里，南大科研处给数学系下达的科研任务，除165机这个重点项目之外，还有103机鉴定，103机自动化表演，仿生学（科委九局下达），固体组件（科研处开会要数学系带头），讯息加工机（第三代会议准备），中南分校基建，北大某进修项目，还有江苏省科协要求与南大协作搞计算技术研究所，以及一般科研出论文，等等。杨世杰生动形象地对父亲说：抓科研项目，要嘴里吃着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眼睛盯着一个。”父亲补充说：“脑子里再想着一个。”（当时103机是已经吃到的，165机是已经拿到的，眼睛盯着的是第三代集成电路。父亲脑子里想的是仿生学，有点当今AI的味道。）
1966年3月13日在高济宇家招开数学系总支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父亲，华文明（总支书记），潘文华（总支副书记），高济宇，刘元常（南大科研处副处长）等人。会议讨论由父亲起草一份向高教部报告的公文。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台165计算机在738厂加工，要求南工和西交大的人也去738厂。第二台计算机照原定计划进行。
按照上述会议的内容推断，165计算机并没有如《南京大学大事记》所说的，在3月12日试制成功。父亲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提及165计算机最后是否试制成功了。当时的主要参与者徐家福在他写的《萍踪追忆》书中第33页上谈到165机时更明确指出：“此项工作，------ 却因浩劫，致使胎死腹中。”他说：“至1966年6月，分调已基本完成。‘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陷于停顿。惜乎！如能再有半年，便可研制成功。”可见是没有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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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之后出现了节外生枝的事情：一个是四清，一个是筹办中南分校。再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先来说四清。数学系党总支报了徐家福的名去参加四清，杨世杰当着徐家福的面对父亲说：“你们总支莫名其妙，把徐家福也报名去四清了。校常委开会时，我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关于165机项目的人员和当时也参加165项目的逻辑专业三年级学生参加四清的问题，父亲向杨世杰请示。杨世杰说：“急什么，搞完165机再下去。”对于部分165机项目的人要求参加四清的事，杨世杰讽刺地说：“你们要下去四清，就把165机带到农村去好了！” 结果，103机项目三人参加了四清。逻辑专业三年级学生因潘文华坚持还是去四清了，并让逻辑专业二年级学生顶替来参加165机项目。1966年2月18日杨世杰对父亲做了四个战役的指示后，本人也被派往如皋去搞四清了。
再来说建立中南分校。基于备战的考虑，1964年2月2日高教部确定南京大学在湖南省常德市河洑镇建分校。1965年8月底，湖南分校在河洑破土动工，代号“654工程。” 1966年5月16日，高教部确定常德河洑分校的名称为“南京大学中南分校。”
1965年3月，胡畏召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数学系的计算数学、数理逻辑、中型计算机迁去中南分校。1966年2月，时任党委组织部部长的路慧明（曾任数学系总支书记）对父亲说，学校要调父亲去中南分校。1966年4月，南大中层干部在斗鸡闸二楼开会时，匡亚明与胡畏将父亲叫到一楼谈话。匡亚明说，学校决定把父亲调到中南分校去，并说：“屁股要坐在学校一边”，意思是不要再坐在数学系那一边了。匡亚明说完就走了，其后由胡畏和父亲谈中南分校的基建问题，并提到华文明和徐家福也调中南分校，张元继则调回南京。据徐家福《萍踪追忆》第34页提到，文革前学校已内定父亲为南大中南分校副校长兼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徐家福为副系主任。
父亲于1966年6月9日赴湖南常德河洑南京大学中南分校，7月1日即被勒令返回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批斗。徐家福则于1969年10月被派往中南分校，八个月后于1970年5月在该分校移交湖南军区某工厂后返回南京（见《萍踪追忆》第35页）。
1970年4月5日，江苏省革委会决定，南京大学中南分校的所有房屋、仪器、设备全部无偿移交给湖南省。该分校实际基建投资共花去580万元。
令人痛心的是，1971年2月13日，精明干练才华横溢的杨世杰经过文化大革命多年的反复折磨和凌辱，在隔离关押他的房间里，用打破的玻璃眼镜片，割破动脉血管，自杀身亡了。那时，距离林彪的9·13事件只剩下了七个月，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始白于天下。他尚若能再坚持过这七个月，也许就能够看到南京大学于1977年12月决定成立计算机科学系了。（一般认为，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是1978年正式宣告成立的。）
参考书
《南京大学大事记 1902 --- 1988》，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
《萍踪追忆》，徐家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纪念叶南薰先生百年诞辰会上的发言稿，”丁嘉种，2010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