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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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4年1月能登地震灾害发生至今已将近两年，但当地不仅灾后重建工作尚未启动，就连基础的灾区清理工作也仍未完成。几天前，高市早苗视察能登灾区。既没有解决灾民们的住房恢复问题、也没有给当地灾民发放他们急需的生活物资。当然比较讽刺的是，灾民代表不仅没有向高市早苗索要这些灾区急需的物品，反而是表示“我们的生活苦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重要还是日本不能够输给中国”。
在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彬彬有礼，又是民主富裕社会，政府一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日本因为是资源贫乏的岛国，门阀政治下的农民，一直被横征暴敛。他们虽然一直熟读儒家经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仁政这个概念，包括明治维新工业化的成果也从来没有与人民分享。
前面几篇文章说到，日本通过大力发展造船业，海运。海运对国民经济来说，既是一个独立的产业，也是和其他产业密切相关的，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明治时期日本海运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造船、炼铁等重工业及纺织业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还促进了海运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明治时期，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推动下，日本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下表为日本主要产业产值比较表，分别统计了部分工业部门1914年和1919年的产值数额。
大家可以看出，在重工业中海运和造船两个行业发展最快1919年的产值分别是1914年的10.87倍和12.48倍，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这充分说明海运业和造船业经过明治时期的快速发展，又抓住一战的发展机遇，已经成为引领日本重工业发展的代表，体现了日本工业近代化的速度和水平。
由上表数据制作表7，考察海运、造船、炼铁的产量占重工业产值及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为：
可以看出，海运、造船、炼铁三个产业的产值相加，在1919年接近日本重工业产值50%，堪称日本重工业的重中之重。三者的产值在1914年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12.4%，到1919年扩大到22%，占比超过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重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海运和造船、炼铁三大行业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亩川镇夫所说：“海运的兴废不仅可以左右国民经济的发达，还和国力的消长浮沉、国防的安危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明治时代，日本的工业一直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尤以纺织业占最大的比重，处于核心地位。纺织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日本近代工业的主体，甚至压倒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称霸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海运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93年，日本邮船会社开通了第一条远洋航线神户—孟买线，这不仅是日本迈出向远洋扩张的第一步，也是日本政府以扶植海运业来带动其他产业的重要一步。这条航线打破了日本—孟买间航线被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航运公司垄断的局面，成为日本纺织工厂获得棉花等生产资料、并销售纺织产品的保障。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曾经这样评价这条航线 ：“这条航线的开设，主要着眼于推动国家产业发展的国家利益。”为此，日本政府对这条航线大力维护，每年提供补助金，来保障这条航线在与欧洲强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自1887年后，由中国、印度进口的廉价优质原棉不断增加，改变了日本纺织业以往主要以国产棉花为原料的局面。孟买航路的开通和运行，进一步保障了日本纺织业的原材料进口，1904年，日本进口印度棉花达106.9万担，此后进口印度棉花数量更是迅速增加。原棉的大量进口，促进了日本纺织业的飞速发展。1903年，日本的纺织工厂数从1893年的40家增长到76家，锭数从38万锭增加到138万锭，产量从41万包增加到80万包；1913年，工厂数、锭数和产量更分别增加为152家、242万锭和150万包。20年间生产设备增加了6倍，产量增加了3倍半。20世纪前期，在世界主要棉织品的生产总额中，日本在数量上所占比重（41%）大大超过英国（29.9%），而在价格上所占比重则又低于英国（37%），可见，日本已代替英国跃居世界之首，并拥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可以说，海运业的发展是日本纺织业源源不断地获取廉价原材料的保障，同时又为日本纺织业销往海外提供了便利。
海运业的发展不仅影响造船、制铁、纺织等工业，还和通讯、电力、保险、教育等部门也密切相关。可以说，海运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部门，和明治以来推行的三大改革政策息息相关。海运业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交通部门存在，还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产业，包含诸多相关产业：“概括说来，海运业和国力的消长和产业的兴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任务非常重大，与之关联的事务非常广泛。”作为海运、造船、制铁、煤炭、燃料等工业部门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密不可分。海事行政部门的完善、海员学校及商船学校的建立，海上保险和再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各类协会的组织，又与行政、教育等息息相关，促进了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可以说，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之路，就是一条“海运兴国”之路。
不过，日本百姓并没有从中得益。表面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迎来了新一轮社会变革。维新派为推翻幕府势力，迅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废除旧有的家格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即从法律层面上消除“士农工商”的社会划分。然而，维新政府并没有完全推翻旧贵族体系，而是将原本的家格贵族体系改名为“华族”，并对其进行等级划分，以确保这些贵族势力在新政府中得到安抚。原本的高家格贵族被编入“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成为日本的新贵族阶层。
维新政府在名义上强调平等，却在实际操作中继续维持原有的等级制度，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称谓。这场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改革”，贵族阶层依旧掌控着日本的政权和经济命脉。为了吸引有才能的平民加入政府，明治政府也在少数情况下将某些有功平民提升为华族。例如，出身贫农的伊藤博文由于在推动日本现代化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公爵”称号，被纳入华族。
然而这种个例并不改变整个日本社会的等级本质。伊藤博文虽有着“平民”背景，但他的家族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古代天皇的后裔，显示出日本贵族阶层对出身和血统的重视。即便是维新派中的平民代表，在社会地位和家族背景上也并非真正的平民，这更加强化了贵族在新社会中的影响力。
《华族令》于1884年颁布，将这些旧贵族细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并赋予他们在新社会中更为稳固的社会地位。而在社会的另一端，生活在底层的“部落民”依旧遭受歧视，他们被迫延续从事传统上被视为“不洁”的职业，形成了日本社会中隐蔽而持续的“种姓制度”。
明治政府赋予华族的特权不仅体现在爵位上，还通过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优势地位。随着日本现代化的推进，华族们逐渐渗透到经济和政治领域，许多华族家族的成员在政府担任高官，或通过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
旧贵族们在社会上层之间构建起庞大的关系网，通过内部联姻和子嗣培养，将社会资源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得普通平民难以插足其间。即便普通人拥有一定才干，想要在这样的阶层中立足，依然是难上加难。
江户时代的家格制度在表面上已经随时代变迁而消失，但旧贵族的影响力在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
而在另一端的部落民则因身份的不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部落民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的“秽多”和“非人”阶层。秽多是指从事与“生死”相关职业的人群，包括屠夫、制革工等，由于日本传统观念认为血液和死亡是不洁之物，这些与血液、肉食相关的工作者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在城市边缘聚集，形成了独特的社区，但生活始终受到限制。
尽管明治维新后政府取消了对这些群体的称呼，将其称为“部落民”，但这种改称并未实质性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明治政府在改革中并未采取措施消除对部落民的偏见，反而是采取了一种“名义平等、实际排斥”的政策。维新之后，这些部落民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显著改善，他们依然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在一种隐形的隔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