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向往日本温吞且平静的生活。从关东地区的浅草寺和镰仓,到关西地区的清水寺和奈良,有人可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反反复复去打卡。经历过“失去的三十年”以及“乡村振兴”的日本,现如今城乡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街道干净整洁,不过分喧嚣,极具文艺气质的咖啡馆和居酒屋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貌周到,同时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边界,这些很容易就能给“游客”留下不错的城市观感。
但实际上,日本暗藏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耻感文化、资源匮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烙印与思想规训。其实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耐心、谦卑,不过都是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规训的结果。比如在日本的职场中,就有一套明确的等级礼仪。遇到同级同事时,要鞠躬15度;遇到上级或者是重要访客时,应双手紧贴裤缝鞠躬30度;如果是向对方表示歉意等特殊场景,则要鞠躬45度。电梯里的站位、行走时的排位、接待时的座位……也都有着明确的长幼尊卑。
加上日本二战后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默认年龄越大,工作经验就越丰富,对企业的贡献也就越大,自然而然地就应该获得更高的劳务报酬。因此一个年轻人想靠能力升职是非常困难的事。
日本还表现在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下级对上级需使用敬语(如对课长需说“課長、報告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行为上需绝对服从指令。上级的决策即使存在瑕疵,下级也极少公开质疑,以免破坏“和”(集体和谐)。上级批评下属无需顾忌,如“读空气”(察言观色)失败者遭公开羞辱;,下级这需要表现出接受与恭顺,表示立刻改,无论是否有道理。
日本这种等级制度,其实主要是受“武士”文化的影响,“武士道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忠诚、服从、集体荣誉这些。从江户时代起,日本的社会阶层就已经严格按照“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在排序了,这里面的“士”就是指“武士”。我们从一些影视剧里也能感受到武士在日本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农民、工匠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依次递减,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待遇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
而且早在飞鸟时代(公元592年到710年),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传入了日本。从江户时代起,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日本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三纲五常”“长幼尊卑”。所以说等级观念,是早就已经深入日本人思想里的,他们只是遵守这种等级制度。
不过日本所引入的儒家其实是一个阉割版的儒家。如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充分体现了孟子孟子主张君臣关系需以“仁义”为前提,否定了无条件忠君。这有违日本的“万世一系”。因此江户时代笔记《雨月物语》记载,僧人西行法师称《孟子》因宣扬“汤武放伐”(即诛杀暴君纣王是诛“独夫”而非弑君),触犯日本皇权神圣性,故“八百万神恼怒,屡起神风,翻覆其船”。此传说实为隐喻:孟子的“革命合法性”理论(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接挑战天皇“万世一系”的不可动摇性。
因此日本的所推崇的儒家,只不过通过曲解“三纲五常”来推行愚忠式的种姓制度。正如江户中期的学者伊藤仁斋所叹:“他国圣人之教,亦有多不适本朝国情。”这句话道破了日本接纳外来思想的根本逻辑——一切学说皆需屈服于“神国”叙事的铁壁之下。更不要说中国有科举制度,促进阶级流动性。严格来说,日本都目前为止还是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制度,而中国在宋朝以后,已经中央官僚集权制度,中央政府在中前期是有能力调和各阶层的利益。
江户幕府将日本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族处于社会顶层,而农民、工匠和商人则依次排列其后。尤其是“士”族,即武士阶层,是幕府政治的支柱和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不仅拥有世袭的特权,还掌控着土地、军权和税收。而在这些表面分明的等级之外,还存在一层更为细致的社会划分,涵盖了幕府官僚、公家和武士大名等统治阶层的不同家格等级。
在他们之下,还有负责辅佐幕府、分管各地事务的武家大名,他们的权力则根据家格高低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武家大名的家格从最高的“藩主大名”到低一级的“旗本”不等,每个家族的家格和出身直接决定了其家族未来能够在幕府体系中达到的地位和职权。幕府的统治模式将武士阶层纳入其中,使得武士的权力与地位极为稳定,但也因此限制了普通百姓的社会流动。对幕府来说,这种固定的阶层结构便于管理,但对平民而言,却几乎剥夺了任何向上发展的可能。
普通百姓终其一生可能只能生活在自己家族世代居住的村庄或城镇,从事着规定的职业,子承父业,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幕府实施的严苛身份制度不仅限制了平民的职业选择和生活空间,还使他们与上层贵族之间隔绝,无法攀登社会阶梯。
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的职业是固定不变、世代相袭的。在四个等级之外,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和屠宰等职业)和"非人"(即艺人、乞丐)等贱民,其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农民是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占全国人口的80%,每年要向封建统治阶级缴纳地租和附加税,仅地租一项就占收成的50-60%。加上日本有四分之三被山体覆盖。由于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地带较多,可用于耕种的平原面积相对较小。同时土壤贫瘠,多为火山灰、泥炭土,仅冲积土水田适合耕作,单位产量受限。
同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承担全球10%地震与7%-10%火山活动,台风、暴雨常毁坏农田。2023年高温干旱导致多地水稻绝收,加剧粮食危机。气候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水稻一年一熟。不像泰国热带气候可一年三熟,年产粮食3000万吨(日本仅1100万吨)。日本的人口约1.24亿,而泰国人口约7170万。日本土地面积比泰国小了26%,人口却多了73%!这意味着日本要以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日本气候偏冷,在寒冷地区,人们的食量需求往往更大,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紧张的局面。日本自古就是苦寒之地。此外日本农民还要负担各种劳役,如修桥、补路等,再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农民生活非常困苦。
实际上,到18世纪后半期,日本封建社会已开始解体,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已深入日本农村,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受到破坏。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把农民抵押过期不能赎取的土地收归己有,并招募农民开垦土地,开始用占用的土地剥削农民,成为新兴地主。工场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江户、大阪、京都等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并出现一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高利贷商人。
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大名、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逐渐资产阶级化,要求社会变革。本来上层贵族是鄙视工商业的,但是日益扩大的消费要求,增加了他们对货币的兴趣和追求。一部分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很想发财,他们或收商人为养子,或给商人作养子,或通过包税、收高利贷,逐渐资产阶级化,士商等级被逐渐突破。日本西南部的萨摩、长州、肥前、土佐四个藩中的下级武士迅速扩充实力,成为当时日本政局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代表着日本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
早在17世纪初,日本的海外贸易就很活跃,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也很迅速。但是进入17世纪30年代以后,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19世纪初,美、英、俄等国就谋求打开日本的大门,与日本通商,遭到幕府的拒绝。1842年,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妥协,首先允许外国船只在某些港口加煤上水。1853年美国以武力扣关,强迫日本开国。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舰队闯入浦贺港,打开了日本大门。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日本幕府被迫于1854年和1858年两次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英、法、俄、荷等国也步美国后尘,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日本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外国的廉价商品潮水般涌进日本市场,使日本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和排挤。1860-1867年间,商品输入增加了13倍,输出增加了2.5倍,日本黄金大量外流,米价暴涨,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就连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义暴动连绵不断,出现了50-60年代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起义的高潮。1852-1859年发生起义50次;1860-1857年增至93次。
1866年由于农业歉收,米价暴涨,幕府又加征巨额临时税,许多城市发生饥民起义。暴动从兵库开始,扩展到大阪,进而席卷了近畿和东海各地。连幕府所在地江户也燃起了反抗怒火,斗争的矛头直指幕府。
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幕府的根据地武藏、上野一带,以贫农和手工业者为主发动了起义,他们要求选举地方官,平分土地和解除封建义务。城乡人民的斗争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推动了倒幕运动的发展。
幕府统治末期,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当时日本各级武士约有40万人,连同家属180多万。武士的生存是依赖于封建制度的,但是幕府日趋减少其禄米供应,武士的生活日渐贫困,中下级武士与上级武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一种"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为了生存,一些下级武士不得不行医、当教师或经商,也有的当上了资本家。反对幕府统治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形成。
而欧美同时也加紧对日本的侵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法两国。法国支持幕府,英国支持维新。但日本几乎没有可开发的资源,除了淡水和鱼,煤、铁、石油、橡胶等工业原材料,在日本几乎都找不到。而且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农业国,但实际的粮食产量,连自己人都养活不起,只有大名贵族和高等级的武士,才能顿顿吃大米。
另外,当时日本虽然有三千多万人口,但大部分都是平民,贵族占比还不到总人口的10%,这种人口比例很难倾销商品。殖民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日本基本就没有销售市场。对于列强而言,打劫日本,本身就是一桩亏本买卖。不过英国人发现日本最大的优点就是地理位置。日本的位置非常关键,让日本牵制沙俄,进入东北最合适不过。而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国内资源极其匮乏,英国正好可以用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资源控制日本。这样日本就会像条狗一样听从英国的指挥。于是,英国和日本的深度合作就此拉开。为了帮助日本尽快建立军工体系对抗沙俄,英国给日本提供了免费的技术支持和大量启动资金。作为回报,日本就像看门狗一样,帮英国盯着沙俄在远东的一举一动。
英国人在1863年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中,意外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那年9月,四名英国人在萨摩藩领地上没有避让藩主的队伍,结果被日本武士当场斩杀。英国海军派出军舰前往鹿儿岛城进行报复,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萨摩藩的军队以精准的炮火,重创了一艘英国战舰,击伤了另外两艘,造成63名英军伤亡。
这场战斗让英国人看到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力,于是迅速与萨摩藩建立了"友好"关系。英国人的态度转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在当年,与萨摩藩关系密切的长州藩就派出了伊藤博文、井山馨等五位年轻人前往英国"游历"。这些年轻人在英国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回国后成为了推动日本变革的重要力量。英国人则在幕后推波助澜,策划了一场日本版的"颜色革命"。
英萨和谈中有一位英国外交官萨道义对日本文化非常感兴趣,他将他在日本的见闻发表在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中,并首次提出了幕府将军并不是日本真正的“国王”,仅仅是诸侯首领,各国与幕府签订的合约实际上缺乏合法性,也造成了各藩都想与英国单独签约的混乱,应是废除所有现行条约,与天皇及诸侯开会共同定立新条约。
1866年萨道义的文章被翻译成日语,命名为《英国策论》。在倒幕派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一时洛阳纸贵,连深居宫廷的公卿们也在传阅此书。萨道义提出的“幕府不能代表日本,应当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的主张被认为是明治维新原型之文,1867年6月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中“大政奉还”主张(日本政权还于朝廷和天皇)便是受到《英国策论》的影响。不得不说萨道义的文章直接推动了倒幕运动的推进,并为明治政府建立了政治提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