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红棉袄

二姐的红棉袄

 

 

几十年过去了，二姐的红棉袄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像一团火。

二姐不是俺的亲姐，是三叔家的二姑娘。俺爹是老二，她爹是老三，上面还有一个大伯是他们的大哥。二姐虽然是俺的堂姐，其实跟亲姐一样。在称呼上也是一家人，一起喊“咱叔”，“咱大爷（大伯）”。他比我大不了两岁，又住在一个院子里，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玩。对于我来说，她就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亲姐姐。

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我，从小就瘦瘦小小的。都五六岁了，还是赶不上二姐。她比我高出一头多，胳膊腿都比我粗一号，前街的小霸王们都对她敬畏三分。每次到前街去玩，都是她牵着我的手，硬是拽着我往前走。我自己是不敢去的，那里有好几个愣头青。前天我就让二孬打破了鼻子，现在还在流血。他的脸也让我挠破了，也算没吃亏。事儿是二孬挑起来的，他朝我喊“蒋介石，大坏蛋！”。我当然不是蒋介石，俺爹也不是蒋介石。但是他在老蒋的部队里呆过，这几天村里的一些人天天闹哄哄的批斗他。我亲眼看见他带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跪在地上，有几个小年轻的又打又踢。这不二孬看到我又喊起来了。二孬个头不大，但是好打架，是有名的二半吊子，不知轻重。有一次，他一块砖头把二蛋的腿给砸断了，到现在二蛋还在床上躺着呢。我确实害怕二孬，可是我气得实在不行了，脑子嗡嗡的失去了理智。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甩掉二姐的手，冲过去扑向他，一下把他扑倒了。可能是他没想到我敢出手，没有防备吧，否则我不可能摔倒二孬的。他躺在地上，我在上面压着，两人撕扯一通。可是他还是劲儿大，一翻身把我压在了下面，拳头像雨点砸下来，我闭着眼睛一阵乱抓乱挠，我想这下可玩完了。关键时刻二姐出手了，她并没有打他，只是把二孬从后面轻轻地抱起来，等我从地上爬起来才把他放了。二孬知道打不过二姐，灰溜溜地回家了。二姐赶紧从红棉袄的破袖口抽出一团棉花，塞进了我流血的鼻子。一句话没说，把我拉回了家。

六七十年代的鲁西南是很冷的。一到深秋，二姐就穿上她的红棉袄。但是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二姐确实是天天穿着红棉袄的，不分春夏秋冬。不对，也许那是二姐红扑扑的脸庞，我给搞混了？俺俩一起去前街，她跟一帮女孩玩踢毽子啊什么的，我和一帮男孩打闹嬉戏。但是我不敢离她太远，时不时地寻找二姐。一会儿看不到红棉袄，我心里就不踏实，就开始喊她，找她，直到找到为止。

后来我上学了，二姐也天天下地干农活，就很少去前街玩了。她还是天天穿着红棉袄下地。放学回家，我坐在院子里小板凳上，边做功课边盼着小红袄回家。她扛着沉甸甸的箩筐下班了，箩筐里不是给我带来新鲜的地瓜，就是嫩玉米棒。我最喜欢她烧火做饭时，一起在灶火里烤地瓜，或者烧玉米棒。她有时用炭灰把我画成包公的样子，父亲说你又唱黑脸了，我还高兴得手舞足蹈，真的觉得自己是包公了。炉火暖洋洋的，地瓜香喷喷的。火焰映红了她的脸颊，比她的小红袄还红，还红。

八零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生我养我家乡。二姐在我大二的时候出嫁了，当时我在外上学，都没能参加她的婚礼。从此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各人忙自己的家，也鲜少联系。上一次见到二姐，还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她过来陪我守灵。是啊，关键时候二姐一定会出现。

这一晃又快十年没有见到二姐了。不对，我常常看到那团火红火红的红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