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浦东民生路散粮散糖装卸专业码头是老上海的百年工业遗存之一，那里的八万吨筒仓曾经是亚洲最大容量的散粮筒仓，现在已改造成艺术秀场。几年前我曾和大学同班学姐一起，参观了在那里举办的一个“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展览。最大的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展品是由1000个太阳能自发声的音箱和1000个不同的瓷盘组成的《仓声·品》，拼成一个"饱"字，但也有人看成"泡饭"的"泡"字。“吃饱饭”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很多年的诉求之一，而对于出生在1950和6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两岁的时候，我和外婆住在北京舅舅家，对19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当年因为没有汽油，北京街头到处都是顶着大煤气包的公交车，那时的进口食品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还有就是后来听家中大人说起，我会把在幼儿园发的饼干带回家里，留给外婆吃。我弟弟留在父母身边，但老爸说看到幼儿园里只有稀粥喝，小朋友们喝完粥后，还围着锅边用手指刮,看着心痛。我不太清楚父母是怎样度过那几年困难时期的，弟弟因年幼也全无印象。后来回到唐山上小学，听到过一首歌谣：“洪湖水呀浪打浪，唐山是个好地方。白薯面，窝窝头，还有菜孃孃”，第一句来自当年流行的革命歌剧《洪湖赤卫队》，唐山人称红薯为“白薯”。
三年饥荒末期，父母把我送到南汇老家住了八个月。那时浦东乡下还很闭塞，交通不便，爸妈事先也没告诉我会把我留下来。清楚记得当载着他们的木船远去时，我在河边哭了很久。辛亥革命那年祖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大学毕业后走南闯北，老家有几间曾祖父留下的祖屋，因此祖父母不时会回乡小住。祖父一生乐善好施，对相邻出手大方，人缘很好。我在老家那年，乡亲们常常会送新鲜蔬菜过来。有时候家里祭祖，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饭菜，上面插着筷子，说是给祖宗吃的，因此我们小时候不允许将筷子插在饭碗里。祭祖时祖母先跪下磕三个头，然后家中老少每人三鞠躬，最后大家一起把饭菜吃掉。祖父母的家里有一个老鼠笼，如果抓住老鼠，就有老乡拿回家去杀了吃肉。后来回到父母身边，老妈在日记中说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大姑娘”。
关于饥荒年代，我还有如下间接记忆：家中一位女性长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某重工业基地，困难时期吃树叶充饥，导致闭经。在我父母工作的交大唐院，有好几位教职工的孩子，出生在1960年代初，患小儿麻痹后留下终生残疾。文革前唐院调来一位桂姓副院长，是七级高干，比正院长还高两级。那时就传说他曾是安徽省副省长，因其辖区饿死人被贬。还有一件事，1970年代我随父母内迁蜀地，读高中时在当地“访贫问苦”。有几位同学访问的农家大倒苦水，听了半天方知他们是在控诉1960年。后来下乡时，生产队长们一讲话就说：“抗战时老蒋躲到峨眉山，峨眉县是GMD的模范县。”对此我们都大惑不解，觉得老乡太“反动”了，多年之后才明白究竟。
我回到父母身边上小学时，饥荒年代已经结束。唐山虽然是在北方，但靠近渤海湾，水产丰富。当年唐山还用十几个公社的土地，建了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果园，所以那几年的生活还算不错。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对民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食品紧张，一切都凭票证供应，还不一定能买到。那几年祖父母和外婆都住在我家，粮食是够吃的。最大的问题是，三位老人都是南方人，吃不惯粗粮，而且每人每月定量只有几斤大米。为此老妈费劲了心思，比如和郊区农民用一斤二两粗粮换一斤大米，或者下班后骑车到饭馆买米饭，价格贵一些，但只要有钱和粮票就能买到。好在渤海边的柏各庄军垦农场有几万亩稻田，总能换到大米，上初中时我们年级还曾连夜步行40公里到柏各庄学军。
记得1966年下半年停学，接下去的几年也是每天只上半天学，不读书不考试。大把的时间除了发明各种游戏外，就是学做饭。北方的细粮以面粉为主，我向邻家的刘姥姥学会了蒸馒头、包饺子、烙饼，还会压面条，因此练出一手“童子功”。晚饭则是用各种粗粮熬制稠稠的粥，这样老人们也能吃。其实那些年最恼火的是没有荤腥，每月每人限购半斤食用油，半夜去合作社排队买肉也是常有的事。春天会有郊区农民来卖小鸡，毛茸茸地十分可爱，小母鸡养几个月就会下蛋了。某年买了一只小鸡，常常发疯似地转圈，在一场大雨中呜呼，炒了一盘辣子鸡丁。还有一次负责养鸡的弟弟晚上忘记关鸡窝，第二天发现最会下蛋的一只黑母鸡失踪了，沿着一路鸡毛寻找，原来是被黄鼠狼偷走，在一个废弃仓库里发现了剩下的半只鸡。
高一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天府之国”的商店里竟然空空如也。我家随大学搬到偏僻的峨眉山沟，生活非常不方便，很多食品都要背着竹篓到集市上采买，四川话称为“赶场”。现在峨眉山与乐山一起是举世闻名的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当年却根本无心欣赏美景，朝思暮想的就是早日逃离山沟。我们从小会背的不多几首唐诗中，最熟悉的是李绅的《悯农》。虽然从小学高年级起，我们每年都要“学农”参加麦收，但多少有些郊游的意思。而那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只有当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成为下乡知青后才会感同身受，并且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民以食为天”。
峨眉位于川西坝子的西南边缘，农村土地有水田、也有旱地。不记得有没有双季稻，印象中大多是种一季中稻，收割后种植猪草养田。南方农村最辛苦的劳作就是种水稻，1970年代完全没有机械化操作，也没有化肥。春季插秧既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而最痛苦的则是挠秧，即“耘田”，给秧苗松土、除草、施肥，促使根部发育。顾名思义，挠秧时先将发酵后的农家肥撒入稻田，全靠双手操作将肥料“挠”入田里。至稻谷成熟一共要挠三次，没种过水稻的人，是不会理解“没有大粪臭，哪来稻米香”这句话的含义的。水田里最恐怖的生物是蚂蝗，一不留神就会爬到腿上来吸血。
旱地一般种玉米、红薯 (四川称为红苕)、小麦等。红薯、土豆、芋头、生姜都是直接种植块茎，后两者不用切块，长出新姜和新芋之后，老的还能吃。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并非是说姜放久了丧失水分，根本就是种下去的那块老姜。那年头即使川西农家也有几个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靠红薯和土豆度日。没菜吃的时候，老乡会到红薯地里摘些苕尖回来拌辣椒下饭，现在竟成了时鲜蔬菜。一到夏收或秋收季节，家家户户都把没有去麸的新麦磨面做成全麦饼，新米饭更是不用菜就能吃两大碗，新粮的清香是在国库里的陈年商品粮不能比的，这大概是下乡唯一的好处。来到瑞典后，发现土豆居然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有一次同事问我中国人吃不吃土豆，我说乡下人才把土豆当饭吃。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那些关于食物的记忆早已成为前尘往事。老妈晚年时常常和我感叹：“这么快就八十岁了，真不知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其实在大家境遇都差不多时，可能觉不出来什么，年轻人还常常会苦中作乐。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以及下乡经年的老三届知青来说，我们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只是由于当年种地种伤了，现在对于种花种菜的园艺活动总是兴趣不大。
几年前回国游玩，和朋友一起到蓉城郊区踏青观赏油菜花，川西的大片农田都已改造成花卉景区，川妹子们也摆脱了长辈的劳作之苦。上海朱家角镇课植园中的稻香村，上生新所“饿了么”送餐平台广告，令人顿生隔世之感。读到清代翰林王文治的七绝《安宁道中即事》：“夜来春雨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与下面的图片很搭，然而在多年前，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谢谢问好我妈 ：）
也问你好
我母亲倒是曾经种地一直种地直到现在即使多年在城市生活也从不放弃开荒，我离开中国后她又在地里找到力量一直活在健康里，七十岁左右她在地里的背影看来是三十岁左右现在也远比同龄人康健。
尽管吃饱了，你拍摄的面条还是让我有了食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