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追过1930年代美国女作家Margaret Mitchell的长篇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那时是读1940年傅东华翻译的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几十年过去,我连作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了,还是上网现查的,但却对译者笔下那些汉化的人名地名记忆犹新,如:郝思嘉、白瑞德、卫希礼等,还有“饿狼坨”( Atlanta)。这种方法现被称为“归化翻译”,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反之则为“异化翻译”。
熟知的例子还有:胡适将美国小城Ithaca译成“绮色佳”,徐志摩将意大利历史名城Florence译成“翡冷翠”,金耀基将美国Massachusetts州译成“麦穗秋色”等,不过“孟修斯”“常凯申”一类的奇葩翻译又另当别论。想起来多年前读博时认识的几位有意思的洋人,他们的中文名字或洋名汉译 (包括绰号) 也很有趣,当然没有前人译的那么文艺。
乌城邻居炒三丁
我刚到瑞典乌城留学时住了半年多学生宿舍,与一帮年轻的大学生为邻。学生宿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共有12间单人房间,大家共用厨房。有一位邻居小伙是学历史的Per Sandin,这个姓氏简单好记,而且正好是汉语“三丁”的谐音,所以背地里我们就称他为“炒三丁”或“三丁”。而其他邻居大学生,我只记住了他们的名,姓都忘记了。那时初出国门的我对于瑞典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很多事都是听“三丁”说的。比如他告诉我瑞典语Apelsin (橙子) 的意思是“Apple from China (中国来的苹果)”,还讲了4月30日五朔节前夜Valborgsmässoafton燃放迎春篝火的习俗等。我们送给“三丁”一盘二胡演奏的广东音乐盒式磁带,他对这种两根弦的中国violin很好奇。
搬离学生宿舍后,与这些小邻居们再无交集。几年前偶然看到一个关于瑞典国王Karl XII的电视片,其中一位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竟是这位“三丁”,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模样,但脸上也布满了沧桑。网查十年前“三丁”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那时的王室:1810-1860年间贝尔纳多特王朝与公民社会的相遇》。以前就听说文科生的博士论文是一本书,果然如此,他的这一本就是有325页的厚书。“三丁”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又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瑞典和罗马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图像》及《卡尔十二在奥斯曼帝国》。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维基条目,如今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近年来我对瑞典王国历史突发兴趣,闲时可把这些书找来看看。
台湾女婿费多福
Christopher 是一位美国青年数学家,我初到瑞典时,每周和导师去位于斯京东北郊的数学研究所 (如图) 听学术报告。Chris携太太在那里访问,他太太是一位文静的台湾女子,也是数学家。美国人天生外向话痨,Chris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是“费多福”。其英文姓氏的第一个音近似“费”,肯定是他太太取的名,颇有傅东华遗风。Chris还一笔一划写下他的中文名字,当然是繁体字。费太太的名字里有一个“XIANG”字,我原以为是“香”,但Chris说是“祥”。他还认真地把第二声念了出来,中文发音很准,太太真是教导得好。
费多福夫妇回美国后,每年圣诞节前我都会收到他的手写来信,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费多福的来信每次都是洋洋洒洒的几大页,讲述过去一年中的经历流水账,十分美国风。比如他买了四驱的新车周游全美;得到终身教职,从东部搬家到西部;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太太又生了一个女儿;丈母娘从台湾赴美,帮他们带娃——这又是中国 (台湾) 特色了,等等。我十分好奇他哪来的时间写那么长的信,仔细研究了这些信件后,发现抬头结尾与正文的颜色深浅不同,原来他将同一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填好收信人名字后分别寄出。当然也有几句个性化的内容,比如他们来瑞典那年十分干旱,草地全变黄了,费多福在信中问道第二年的雨水多不多,所以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些信件的奥秘。
不管怎样,写信封、贴邮票,再千山万水地寄来,比用电子邮件一键群发有人情味得多。如今有微信更便捷了,但人情味也更淡了。我毕业后搬家,辗转了几个城市,也与费多福失联了。找到了他在美国的大学官网,得知他事业有成,已经带出好几个博士,几年前还两次到华师大讲学。他的两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还保持给朋友们复印邮寄手写信的好习惯。
日本教授猪狩惺
读博期间我去美国Princeton参加一个调和分析会议,遇到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Satoru Igari教授,他还带去几个学生。参会的华人很多,是中国留美博士生们借机寻找博后位置和教职的好机会,午饭时间大家喜欢扎堆,以几位来自港台的美国华人数学家为中心。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这位日本老先生非常有名。日本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不大和别人交往,不知为何对中国人更是敬而远之。但他对我十分客气,还送我一张名片,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汉字——赫然印着“猪狩惺”三个大字。其实我根本记不住他的英文名字,但对这三个汉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当然这算不上是“洋名汉译”,根本就是日文汉字,“Satoru Igari”才是日文英译,只是在中文语境里发音和意思完全不同。
那几位华人数学家也不知道Satoru Igari的汉语名字,我说给他们听时完全不相信,当我秀出猪狩惺的名片时,他们的错愕表情至今难忘。故事到此尚未结束,近年我因写一篇文章查阅史料,得知猪狩教授出席了1993年在杭州举办的函数论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是为纪念分析数学的一代宗师、我们的老前辈陈建功先生诞辰100周年举办的,而猪狩惺是陈先生1920年代在东北帝大留学时的博士导师藤原松三郎的再传弟子。按照数学家谱算起来,陈先生应是猪狩惺的师伯,我在复旦的导师比他年长,所以我应称猪狩教授一声“堂师叔”。从前并不知道这一层,世界有时真地很小!
算盘和老干妈
广义地说,不仅仅限于人名,许多名词的翻译也很有趣。记得我刚来瑞典时,系里一位研究数学史的老师跑来问我:“中国是不是有一种计算工具叫‘思玩吧’? ”听得我一头雾水,心想“您不是在说蘑菇吧”。在瑞典语中,“蘑菇”一词svampar的发音相近。见我一脸懵圈,他马上在纸上写下拼音suanpan,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在说“算盘”。后来我一看到蘑菇,就会想起这个段子。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老干妈”的翻译,前些日子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将其译成瑞典语Laga mat,笑了半天。因为不但发音近似,而且Laga mat就是“做饭”的意思,laga意为 (手工) 制作。多年前学瑞典语时,老师告诉我一个俚语:Laga hemma,字面意思是“在家里制作”,其实是指“酿私酒”。瑞典对于酒精制品的管理非常严格,私人用粮食酿酒是非法的,但是北方有些农民却会在自己家里Laga hemma。
“猪尾巴尖”好,猪在高兴时候尾巴尖儿会绕成一个小圈圈 :)
我遇到的外国人名字都颇为正式传统,类似英人男生几乎都是John/David女生是Mary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