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早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追过1930年代美国女作家Margaret Mitchell的长篇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那时是读1940年傅东华翻译的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几十年过去，我连作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了，还是上网现查的，但却对译者笔下那些汉化的人名地名记忆犹新，如：郝思嘉、白瑞德、卫希礼等，还有“饿狼坨”( Atlanta)。这种方法现被称为“归化翻译”，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反之则为“异化翻译”。
熟知的例子还有：胡适将美国小城Ithaca译成“绮色佳”，徐志摩将意大利历史名城Florence译成“翡冷翠”，金耀基将美国Massachusetts州译成“麦穗秋色”等，不过“孟修斯”“常凯申”一类的奇葩翻译又另当别论。想起来多年前读博时认识的几位有意思的洋人，他们的中文名字或洋名汉译 (包括绰号) 也很有趣，当然没有前人译的那么文艺。
乌城邻居炒三丁
我刚到瑞典乌城留学时住了半年多学生宿舍，与一帮年轻的大学生为邻。学生宿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共有12间单人房间，大家共用厨房。有一位邻居小伙是学历史的Per Sandin，这个姓氏简单好记，而且正好是汉语“三丁”的谐音，所以背地里我们就称他为“炒三丁”或“三丁”。而其他邻居大学生，我只记住了他们的名，姓都忘记了。那时初出国门的我对于瑞典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很多事都是听“三丁”说的。比如他告诉我瑞典语Apelsin (橙子) 的意思是“Apple from China (中国来的苹果)”，还讲了4月30日五朔节前夜Valborgsmässoafton燃放迎春篝火的习俗等。我们送给“三丁”一盘二胡演奏的广东音乐盒式磁带，他对这种两根弦的中国violin很好奇。
搬离学生宿舍后，与这些小邻居们再无交集。几年前偶然看到一个关于瑞典国王Karl XII的电视片，其中一位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竟是这位“三丁”，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模样，但脸上也布满了沧桑。网查十年前“三丁”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那时的王室：1810-1860年间贝尔纳多特王朝与公民社会的相遇》。以前就听说文科生的博士论文是一本书，果然如此，他的这一本就是有325页的厚书。“三丁”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又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瑞典和罗马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图像》及《卡尔十二在奥斯曼帝国》。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维基条目，如今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近年来我对瑞典王国历史突发兴趣，闲时可把这些书找来看看。
台湾女婿费多福
Christopher 是一位美国青年数学家，我初到瑞典时，每周和导师去位于斯京东北郊的数学研究所 (如图) 听学术报告。Chris携太太在那里访问，他太太是一位文静的台湾女子，也是数学家。美国人天生外向话痨，Chris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是“费多福”。其英文姓氏的第一个音近似“费”，肯定是他太太取的名，颇有傅东华遗风。Chris还一笔一划写下他的中文名字，当然是繁体字。费太太的名字里有一个“XIANG”字，我原以为是“香”，但Chris说是“祥”。他还认真地把第二声念了出来，中文发音很准，太太真是教导得好。
费多福夫妇回美国后，每年圣诞节前我都会收到他的手写来信，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费多福的来信每次都是洋洋洒洒的几大页，讲述过去一年中的经历流水账，十分美国风。比如他买了四驱的新车周游全美；得到终身教职，从东部搬家到西部；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太太又生了一个女儿；丈母娘从台湾赴美，帮他们带娃——这又是中国 (台湾) 特色了，等等。我十分好奇他哪来的时间写那么长的信，仔细研究了这些信件后，发现抬头结尾与正文的颜色深浅不同，原来他将同一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填好收信人名字后分别寄出。当然也有几句个性化的内容，比如他们来瑞典那年十分干旱，草地全变黄了，费多福在信中问道第二年的雨水多不多，所以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些信件的奥秘。
不管怎样，写信封、贴邮票，再千山万水地寄来，比用电子邮件一键群发有人情味得多。如今有微信更便捷了，但人情味也更淡了。我毕业后搬家，辗转了几个城市，也与费多福失联了。找到了他在美国的大学官网，得知他事业有成，已经带出好几个博士，几年前还两次到华师大讲学。他的两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还保持给朋友们复印邮寄手写信的好习惯。
日本教授猪狩惺
读博期间我去美国Princeton参加一个调和分析会议，遇到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Satoru Igari教授，他还带去几个学生。参会的华人很多，是中国留美博士生们借机寻找博后位置和教职的好机会，午饭时间大家喜欢扎堆，以几位来自港台的美国华人数学家为中心。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这位日本老先生非常有名。日本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不大和别人交往，不知为何对中国人更是敬而远之。但他对我十分客气，还送我一张名片，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汉字——赫然印着“猪狩惺”三个大字。其实我根本记不住他的英文名字，但对这三个汉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当然这算不上是“洋名汉译”，根本就是日文汉字，“Satoru Igari”才是日文英译，只是在中文语境里发音和意思完全不同。
那几位华人数学家也不知道Satoru Igari的汉语名字，我说给他们听时完全不相信，当我秀出猪狩惺的名片时，他们的错愕表情至今难忘。故事到此尚未结束，近年我因写一篇文章查阅史料，得知猪狩教授出席了1993年在杭州举办的函数论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是为纪念分析数学的一代宗师、我们的老前辈陈建功先生诞辰100周年举办的，而猪狩惺是陈先生1920年代在东北帝大留学时的博士导师藤原松三郎的再传弟子。按照数学家谱算起来，陈先生应是猪狩惺的师伯，我在复旦的导师比他年长，所以我应称猪狩教授一声“堂师叔”。从前并不知道这一层，世界有时真地很小！
算盘和老干妈
广义地说，不仅仅限于人名，许多名词的翻译也很有趣。记得我刚来瑞典时，系里一位研究数学史的老师跑来问我：“中国是不是有一种计算工具叫‘思玩吧’? ”听得我一头雾水，心想“您不是在说蘑菇吧”。在瑞典语中，“蘑菇”一词svampar的发音相近。见我一脸懵圈，他马上在纸上写下拼音suanpan，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在说“算盘”。后来我一看到蘑菇，就会想起这个段子。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老干妈”的翻译，前些日子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将其译成瑞典语Laga mat，笑了半天。因为不但发音近似，而且Laga mat就是“做饭”的意思，laga意为 (手工) 制作。多年前学瑞典语时，老师告诉我一个俚语：Laga hemma，字面意思是“在家里制作”，其实是指“酿私酒”。瑞典对于酒精制品的管理非常严格，私人用粮食酿酒是非法的，但是北方有些农民却会在自己家里Laga hemma。
“猪尾巴尖”好，猪在高兴时候尾巴尖儿会绕成一个小圈圈 ：）
我遇到的外国人名字都颇为正式传统，类似英人男生几乎都是John／David女生是Mary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