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当代著名作家和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名闻遐迩。任何对钱氏的议论、褒贬都难免会遭人白眼。但近读他两段颇能显示其性情而又迥然不同的文字,强烈的好奇心让人按耐不住想说上几句。唐突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钱钟书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谈及叶嘉莹,曾这样说:“叶嘉莹女士曾见过两次,并蒙以《迦陵论词集》相赠。又以《评王静安论〈红楼梦〉》抽印本等为媵。颇读书。亦尚有literary sense。终恨'卖花担上看桃李’。只须以其集中 '论 “常州”派’一篇及王论《红楼梦》一篇与《也是集》中七九-八三页。一一七-一二二页相较。便见老朽之学穷根柢。直凑单微。数千言胜于其数万言也。其引西书。则显未读叔本华原著。遑于其他。其于引T.S. Eliot。Empson。皆近乎扯淡。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欧美中青年学人来讲学者。亦似于本国经典未尝读过。只从其教授讲义中道听途说。误谬时出。旧宣统老师Johnston尝云。与胡适之谈。知其实未看过康德。今则此风普遍。亦于中国学者之实未看过杜甫韩愈等而高谈唐代文学也。狂言不足为外人道”(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致宋淇札)。
他先是说叶嘉莹的词学研究华而不实,像“卖花担上看桃李”, 引用西书也显然没看过原著,“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然后批评欧美中青年学人,未读本国经典却敢来讲学,并言及讲哲学史的胡适没看过康德。虽然针砭时弊,正中要害,其恃才傲物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叶氏的批评似乎也过了头。
近日重读钱氏旧文《诗可以怨》,却看到一段与前引段落判然而异的文字: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 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这里钱先生毕恭毕敬,非常谦卑。如果抹去作者名字,恐怕很难相信这和前面的书信出于一人之手。也有人说他这里是在无情地批评、嘲讽自己,就像批评那些不懂西学却试图骗人者一样。但似乎有些牵强。
其实,问题不那么复杂。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只因为他虽精通西文,却不懂日文(据说也不懂俄文和梵文)。于是在注重汉学的日本人面前就显得颇为谦恭。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学问根基是决定因素,是谦恭与傲慢的依据和底气,那么,在明知每人专长、学养各有不同而在所难免,为什么会以己之所长而自傲,而不能客气一点呢?倘若有人拿钱先生不擅长的日本汉学来贬低他,不是有失公道吗?
行文至此,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名言自然浮现于眼前:“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难道此一陋习,连聪慧如钱先生者,亦难以免俗?
思之黯然!
【缀语】
本欲结束小文,似觉意犹未尽。本来钱先生针砭时弊与谦恭待人,都无可厚非,甚至堪称楷模。而将二者放在一起来看,却发现他似乎恃才傲物,批评他人有点过头。这好像也有偏颇。但话说回来,大才子有点自傲,也情有可原,对吧?
(202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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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過於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