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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抗战八年 (10) - 附录集
王钟淦先生2003年10月于台北谢世，得年90岁。空军官方发布生平事略如下:
"王将军钟淦先生祖籍江苏南京市人，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父介卿公、前清举人，母左氏出生书香门第，教子有方，与鄰里和睦相处，皆有贤名于乡梓。将军出生故都南京，自幼耳濡目染，蕴爱国之胸襟，怀凌云之大志，进入南京安徽中学就读，本擬继续深造，惟日本侵华日亟，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全国青年投笔从戎之风大开，将军以凌云报国自许，不顾一切艰困，于民国二十三年投考空军官校第五期飞行科，立志驱逐日寇于中华神州，并于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毕业。"
"毕业未几，将军向十三队报到，继而于四中队服务，投身剿匪抗日战争行列，先后参与多次会战，期间亦曾经历西安事变，惟誓死不向叛逆屈服，忠贞节操深受各级长官器重。并以轰炸边境努力奉令嘉奖数次; 抗日军兴，将军不畏枪林弹雨，予敌迎头痛击，亦于三十年十月七日于危难之际抢救飞机出力甚巨，为军事委员会明令嘉奖。将军于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获致战功无数，发扬中国空军忠勇军风于极致，实为吾辈效法学习之对象。"
"将军于大陆服务阶段即累功卓著，先后历任十四队分队长、第四队副队长、第一队中队长，并于抗战后期加入举世闻名之中美混合联队，投身对日抗战第一线。抗日胜利后、奉令派赴北平市主管第二军区人事业务，综而言之，将军无论空中作战、后勤行政工作，皆兢兢业业，戮力从公，可谓公忠体国之良将。"
"自政府抵台后，将军时刻心悬反攻复国志向，戮力部队训练工作，先后服务于空军总部监察室监察官、防空司令部作战处长，后转任国防部一厅二副食補助费统计表组上校组长、空军总部眷舍管理组组长、作战司令部督察室主任，并于民国五十一年四月一日奉派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少将副联队长，本应大展长材，为国家暨军队效力，惟秉持提携后进之精神，逐于民国五十六年主动志愿退伍。于本军服务期间将军曾驾驶马丁机、福特机、亨克机、可塞机等机种，出入华中、华西、华北、西北、西南及印度等地执行任务，屡次获颁三等复兴勋章、抗日胜利勋章、西安事变纪念章等勋奖，勋业功绩之隆由此可见。"
"将军退休后在家含饴弄孙，乐享天年，多处旅游，保养身心，身体素来康健，且每日均有户外运动习惯，无日稍懈，本可期百岁嵩寿，惟近日身体不适，于九十二年十月十二日谢世，得年九十岁，可谓上寿。"
"将军忠爱国家，谦沖若各，学养俱优，为人亲厚，与部属同僚相处如手足兄弟，同仁均乐从之; 且于各项职务均重服务热诚，向以厉行建军备战为职志，贡献良多。德配娄雪梅女士温婉贤淑，端莊大方，勤俭持家，德功容言兼备，与将军鹣鲽情深，育有一子安华，成长有为，此皆将军与夫人身言教育陶铸之功。"
"尔今将军仙去，昔日长官部属同感哀悼，空军暨旧日长官、袍泽主动协助家属处理治丧事宜，政府亦颁状褒扬，以慰忠魂，对此家属均感念于心，相信将军地下有知，亦可含笑九泉矣。"
抗战中期民间对空军的问责
抗战进行到两年半，在海军全军覆灭陆军节节退却之下，唯有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支援下勉撑门面。民间对空军充满期待，也恨铁不成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40年1月发表《办奸》一文，问责空军当局(看来乱扣帽子之风，早有前例):
"应该大干的，他小小的干。新近美国要训练十万飞机驾驶员，照人口比例起来，中国应该有驾驶员四十万。打个一折也要四万，再打一个折扣也要四千。可是从前意大利的顾问是主张飞机师的训练，宁缺勿滥，贵精不贵多，这是多么好的盾牌呀，连胡xx先生也代这种汉奸理论鼓吹。我这次在海防遇着一位体育家，他说他和一百六十二个体育专科学生去投考航空学校，结果只取两个。飞机师虽精，人少则不够作战，因此只见敌机来华，不见华机去日。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是受了汉奸欺骗以至大事小做了。"
做为空军首脑的周至柔，后来答复陶行知先生的问责，"在中国训练一个飞航员要花三万元以上，四干个该花多少? 在中国飞机大部分是向外洋购买的，一架新式机价值一、二十万到百万不等，四千个人飞的飞机要花多少钱才买得来? (当然有人而无机又非陶先生所希望的)。有了人和机还要有种种设备，像地面人员啦，航空学校啦，航空场站啦，修理厂所啦，枪弹药啦，汽油滑油啦，这些都很费很贵的东西试算算又该多少钱? 依我们约略的估计，训练四千名航员，给以飞机，配属以其他航空从伍人员，和一切合理的设备，保持其作战能力，则一切建设、消耗、维持等费约需一十二万万元。以后每年的经常费也需十万万左右，这数目在中国目前经济状况下，已属近乎无法负担的支出。了然于这种情形，则知我们的没有`大干‘，实在不是不肯`大干‘，而是没法`大干‘。"
中国1937和1938年政府总开支中61-66%为军费，分列为13.7亿及14.6亿。到1940年止十年，中国空军费用，达6亿4千万元。虽无法同日本及列强相比，实已达到本国国防费用极限，仍不及同期英国航空预算的1/16。
抗战末期日军的绝望
抗战末期，中美空军联队的飞机数量和基地，是战时最高机密，驻华日军想尽方法侦探。陈纳德曾形容日本间谍在成都重庆"多如跳蚤"。在终战前夕的1945年7月20日，日军研判中美空军兵力配置为西北地区(西安、南郑、安康、梁山、恩施机场)中机44架，美机255架; 西南地区(芷江、黄平、贵阳、独山、清镇、百色、南宁、柳州机场)中机30架，美机186架; 重庆成都地区(来凤、成都、白市、逐宁机场)中机50架，美机252架; 云南地区(昭通、昆明、陆良、呈贡、露益、羊街、保山、蒙自机场)中机19架，美机260架。合计中国空军一线战机143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战机948架。
至1945年初，日军为保护本土，将部分飞行队撤回日本。3月后，日机在中国出动架次日益减少，对中美空军失去反击能力。在战争结束前五个多月中美空军已对在华日军航空队成碾压优势，封锁了日军地面运输铁路航运和部队调动。即使没有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驻华日军被彻底击败，也已指日可待。
抗战前四年，中国空军在空战中造就王牌飞行员计八人，分别击落五架及五架以上日机。官方承认者为刘粹刚七架、黄新瑞刘宗武陈瑞钿各六架、毛瀛初黄泮扬朱嘉勋乐以琴各五架。到了抗战后期，中国空军飞机性能大大优于日机，因而也造就了更多的王牌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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