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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转守为攻-与飞虎队冲突-离开战斗部队 - 航空抗战 (8)
出国作战 - 轰炸河内
大约是抗战四、五年时，我们去轰炸河内附近机场。我当时是队长，带着本队飞机，紧跟着前面飞机。驾驶轰炸机时，很难看到地面情况，由飞机前面的投弹手观察。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作战，记得回来以后，毛邦初带着戏班在晚上来基地慰问演出。
炸过三次河内，没有什么战果，日军地面炮火很猛烈，我们损失了几架轰炸机。其中一次是杨仲安领队去轰炸，同在一个大队，大队长没去，一共9架轰炸机，没有掩护。因当时飞虎队在云南一带布防，日机不敢过来。我们从云南蒙自起飞，飞了一、二个小时，到达河内。我们从日军高射炮火网中穿过去，结果被击落两架。
三次轰炸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三次都去了。第一、二次有十几架飞机，第三次9架，一共损失四、五架飞机。其中一架飞行员是闵学武，飞行员、领航员、投弹手都牺牲了。以后还轰炸过仰光，那次我没去。
轰炸台湾新竹
轰炸台湾新竹是在抗战未期，盟军已占上风。新竹是日军部队集结点，有自杀部队，但最后士气不振。后来撤到台湾，我们去新竹，听当地人讲，自杀部队被送到一个地方尽情享乐，然后再被送上战场。自杀飞机性能不佳，充其量只是一枚飞行炸弹。
轰炸新竹的是中美混合机队，有两队飞机执行任务，均由美方派遣指挥。不记有多少架，去过多次。美方有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机队，我们只是其中一支部队。当时中国空军已经没有自主调度权，指挥权在美方。国内战场如有需求，由我们军方提出要求，美方再派遣飞机。
空军撒传单，是在抗战快胜利之时。中美混合部队，从云南起飞，到台湾新竹、东港、台南投撒传单（也是最后一次）。抗战后期日机已很少，撒传单的飞机相对安全。抗战初期，空军曾冒险去日本南部九州岛空投传单，由徐焕升率领两架飞机。飞的是两架马丁机，飞机性能很好。另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蒋绍禹，现定居美国。
广西作战
广西作战时，我们很少派出飞机，日方也没派出几架飞机。作战过程中，双方都消耗很大。
长沙保卫战
长沙外有一“老道河”，我们在那里投炸弹次数最多。都是应地面部队要求，轰炸日本阵地。中国空军使用短波电台，派遣一位“前进指挥官”到前沿部队，与部队联络。一是协调空军轰炸敌人阵地，二是协调炮兵、观测炮击效果。再报告空军指挥官，调动机队轰炸或侦察，效果很好。
日军在长沙布置高射炮网，射击很猛烈。我们去长沙轰炸时，多从成都起飞，飞到万县下降加油挂弹。每天炸长沙，最多时一天飞四五次。很多时候，地面部队指挥官恳求空军再炸一次，说日本人攻势太猛烈，我们坚持不住了。飞机返回成都时，有时油量不足，便在吉安落地加油。长沙保卫战中，尽管有空军支援，陆军仍牺牲惨重。
轰炸河南日军
有一次去河南轰炸，配备了驱逐机（战斗机)保护。轰炸了多次，还是第一次有驱逐机保护，但双方互相没有联系，合作也不好。以后到中美联队，美方作战经验多，与地面有良好通讯沟通，空中配备有效掩护。轰炸日军机场时，掩护我们的F-51飞机飞得较快，所以就往前转一大圈再飞回来。
后来派驻四川温江机场，机场边有一大块草坪。飞行员出任务时，太太们拿着椅子坐在草坪上等。机队早上出发下午四五点回来，看到飞机归来，她们开始坐在那里数飞机。看到少了，心里忐忑不安，也不知是哪家的。回来的高高兴兴，得知人阵亡的家属立刻晕倒。很凄惨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时飞机飞回来，油也用尽了。没有迫降在外面，已经算是非常幸运。
有一个机务长，非常辛苦的做地勤工作，每天负责加油卸油和挂弹卸弹。飞机早上起飞前，天还没亮就开始加油挂弹。有时任务取消，地勤人员又要卸弹卸油，再将飞机推出跑道，盖上伪装布。两件事都需要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经常念叨着自己编的挂弹歌，“加油卸油加卸油，挂弹卸弹挂卸弹，...... ”
战时机场和机上设备
机场照明设备 - 刚开始时，用弧光灯，这种灯像探照灯一样，光量足够，但是照亮时间很短。飞机来时将它打开，但很快关掉。灯一关，机场陷入一片漆黑。而且这种灯只能照地面，飞机两侧和前后看不见。如果三架飞机一起协同起飞降落，后面飞机看不见前面的，就很容易撞在一起。这都要求飞行员熟悉地形，熟悉机场和跑道情况，而且有良好飞行技术和经验。
传码机和传播机(通话机) - 早期飞机上使用传码机，与地面保持通讯联系。飞行员也接受过输码译码训练。后来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近距离也可以对讲，但几乎听不到或听不清楚。抗战时装备传播机，可以进行实时空中通讯，但非一对一。一通话，敌人在地面也可以收听到。所以我们在飞行中，都尽量保持静默。在飞机内只打手势，由长官一人发出命令。直到37年，机内交流还是只能靠打手势进行。
机上通讯设备发展很快，到抗战时，通讯在作战时起着几乎是决定性作用，我们通过它才能获得到地面报告，掌握敌机动向。否则飞行员在空中，就好像盲人一样，根本不晓得敌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去进攻。
所谓飞机定向，也就是用传播机的波长来定向，敌人可以利用我们传播机呼叫来测定我们空中位置和飞行方向。
密封舱 - 抗战前和初期，飞机都是敞篷的，霍克机和凯赛机也是以后才装上驾驶舱罩，用于作战。
航空炸弹 - 炸弹开始时都是国产，后来有了一些进口炸弹，炸弹原理在军械里算是最简单的。主要是靠引信引爆。有各类专用引信，制导炸弹毁坏机场跑道、工事、建筑等，引信短的则一般在地面就爆炸，用于杀伤人马飞机。
飞机性能 - 凯赛机是美国产，性能较好速度快。但是由于机身长，不够灵活。这种飞机攻击地面还可以，不适宜空战。由于机动不方便，作战时不少飞行员就死在上面。凯赛机在美国本来用于表演，但是我们到美国的购机人员对飞机性质不了解，别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相信。另外炸弹是挂在机腹中，投掷炸弹时，要把机腹下面的铁罩打开，因此飞机没法密封。有些飞机很好，但武器配置不好，浪费了有限的资源。
与飞虎队冲突
抗战中后期，我们加入中美混合部队，陈纳德为负责人。成立时有几个大队，中国空军为第一大队，用美军番号。人员则采用双重制式，所有的大队长、中队长及队长都由中、美双方各派一人，飞行员则都是中国人。
空军的崇洋心理，慢慢显露出来。在印度训练时，中美双方飞行员享受着同等待遇。但回到国内后，却受到不同待遇。中国飞行员无论在食、住方面，都受到低一等对待。
美国人本来对中国飞行员相当友善，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但是到了中国后，他们看到中国这么贫穷落后，加上中国人又如此对待自己人，他们也就滋长了几分优越感。那时后勤由励志社黄仁玲负责总务。
开始时，中美飞行员分开就餐。记得有一次去吃饭，远远地看到饭菜怎么是一片黑色的呢？走进些一看，原来上面落的全是苍蝇。看到别的飞行员揣起来若无其事的吃，我实在是食不下咽。中国飞行员待遇这么差，美国人变得不愿和我们一块吃饭。后来虽然都在同一个餐厅，待遇却不一样。
时间久了，中国飞行员怨言与不满越来越多。几经向上反映，没有下文，事情终于爆发。一天，当餐厅值日军官要求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吃过后才能进餐厅时，我忍不住与他顶撞起来。本来就有不满，加上语言沟通障碍，我忍不住推了他一把。这下掀起了悍然大波，事情闹到了陈纳德那里。航空委员长周至柔把我从昆明召到重庆，要我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很生气，说我们出生入死，奋斗了这么多年，和美国人一样作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要低人一等？为什么中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周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不仅要忍辱，而且要负重啊。我们的国势这么弱，一定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现在美国朋友这么大力的帮助我们，让他们先吃一顿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
空军参谋学院
继续任队长，不足以给美国人看到对我的处罚，降职又不能平复中国飞行员的不满。主任为难再三，考虑到我正好需要读书，才可以升迁，于是安排我到长沙空军参谋学院读书。
从云南部队到参谋学院，大概有2个月时间。巧的是，我毕业那一天，正好广岛事件（美国投掷原子弹）爆发。随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无需再作战。于是我转到空军北平基地，做地面工作。先人事科长、后处长。到台湾后，在国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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