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众生无我（7）
西庆和普次
在西藏高级法院的司机中，除了罗布以外和我一起下乡最多的就是西庆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年龄最小，没有家庭的拖累，也可能因为他的资历最浅而容易调遣罢了。
西庆属于人们称之为“团结族”的汉藏联姻的后代，他的父亲是汉族而母亲是藏族。只是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看不出汉族的痕迹，他的生活习惯已完全藏族化了，在节假日他甚至比纯粹的藏族还喜欢穿着藏族的服饰，并且还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沾沾自喜。
西庆十几岁时在中共的军队中服役，做过炊事兵，后来又成为驾驶兵，服役期满后分配到法院。因为长着一副胖呼呼的模样，再加上随时的笑逐颜开，西庆看上去总是快乐的。不过由于他那楞头楞脑的性格常弄得人涕笑皆非，所以他的那份快乐给人的印象总有那么一点没心没肺。一次，西庆驾车从格尔木返回拉萨，在已然过了堆龙德庆看到布达拉宫之时，忽然路边的田间小路斜刺里冲出一辆拖拉机，西庆在猝不及防中紧急避让，车子一头冲进田里的麦草堆中并倾翻，好在车上只有一人轻伤而其他人都无恙。事发后子成院长闻讯大怒，来到法院大门口准备见到西庆后加以训斥。但当他看到西庆一头未及扯掉的乱草和脸上尴尬僵硬的笑容时，满腔怒火早已不知如何发作，只有无奈地摇头，西庆也就因他和善的笑容而逃过了一顿臭骂。
不过西庆的表演不止于此，在我们下乡时也时有发生。我们到林芝去的路上，前面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在缓慢行驶，不知是因为路窄弯多还是前面的司机有意为之，西庆超车他却总是不让，跟在后面则黄尘漫天难以忍受。几次之后西庆失去耐心，拔枪对天开了一枪，只见前面的车子马上靠路边停下。西庆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听到什么响了吗？对方答曰：不知道，大概是我们的车胎爆了。西庆挥动手中的枪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车胎爆了，是这个响。接着把对方骂了一顿，对方车上只有两人，见势不好急忙道歉。当我弄清这是与我们法院相邻的西藏邮车总站的车子，就劝西庆不要小题大做。于是我们在西庆的骂骂咧咧中上车扬长而去，而那辆车似乎惊魂未定，停在路边许久不敢开动。
西庆除了有这些莫名其妙的特权优越感外，还有就是喜欢炫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特别是有女孩在场的时候，不过这也是那个年代青年男孩们的天性，与现在大都市里那些性别暧昧的男孩相比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西庆在女孩们面前最多鼓吹的是他对狩猎的热爱和精准的枪法，每当别人对他的吹嘘表示些许怀疑时，他最常用的就是信誓旦旦地“向毛主席保证”。但在面对猎物时我看他并不是一个冷静狡黠的猎手，而更像是一个战场上鲁莽的士兵。一次在去日喀则的路上，西庆发现路边山坡上跑出一只黄羊，他为在同车的小王和小赵两位女孩面前表现一下，停车提起冲锋枪不待仔细瞄准就一通扫射，直打得山坡上黄尘飞扬，而那黄羊早已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西庆悻悻地对两个女孩解释并不是他的枪法不好而是这黄羊跑得太快了。一片哄堂大笑中他的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是骂着那只不知趣的黄羊上路。
当然这还不算是他最难堪的一次，记得我们在林芝时有一天在暮色苍茫中赶路，他突然把车停下，然后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他看到了前面路边有一只狗熊在缓缓行走，让我们不要出声拿上枪跟他下车。林芝这地方时有狗熊出没我们倒是早有耳闻，但是否这么容易遇见大家还是将信将疑。在西庆“向毛主席保证”的发誓声中，大家只有提枪下车，子弹上膛后弯腰蹑手蹑脚地成战斗队形顺着路沟摸索包抄过去。快到近旁我发现有些不对，只见那黑黑的一团发着哼哼声摇头晃脑的在慢慢移动。我直身仔细观察，发现是一头肥硕的黑猪在拱着路边的草根，因为这一带的人们养猪不是圈养，而是放到野外让它自由觅食，看来这猪正在收工回家途中，却被西庆子虚乌有的认作狗熊，差点冤枉挨了黑枪。虚惊一场后，西庆制造的这次闹剧自然也就逃脱不了大家的猛烈嘲笑。
西庆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太喝酒，也不太能喝，我想他独自一人是不太可能喝酒的。不过既然喝酒是西藏男人们引为自豪的举止，但凡在公众场合他就会义无反顾豪气万丈地狂饮，只是他并不能如罗布那样在大醉之后还能把车子驾驭自如，所以每当这种时候你在他身边的话总不免要提心吊胆。有年寒冬在那曲，几位朋友宴请我们，到深夜时西庆已喝了两瓶沱牌大曲，在回宾馆的路上只见他的车子也如他一般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东歪西扭，一次转弯时车子直向一根电线杆子撞了过去，在车上小王和小赵两个女孩的尖叫声中我把他的方向盘猛拉一把才未酿成大祸。回到宾馆院里停好车，西庆踉跄着爬到车底的雪地里去放水箱的水，我们都庆幸他还能记得这件重要的事情。然而睡到半夜，他突然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嘴里大叫着问我车子水箱的水放了没有，我惊醒后告诉他水已放了，他便直挺挺倒在床上，顿时鼾声四起。
不过法院里凡是年轻人都喜欢和西庆一起下乡，除了因为他的年青能和大家极和谐地相处外，他还在各地有着他那些军队的战友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因此到很多地方都会有欢乐的聚会。当然我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那诚实开朗的性格和随时随地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夸张而又没头没脑的快乐。
普次全名叫普布次仁，也是我们院里的司机。由于他大多是为院里的副院长们开车，所以下乡的机会很少，但他住在院里又是单身汉，年青人又常在一起玩耍，因此大家也就成为朋友。与西庆、罗布相比，普次显得不善言谈，另外在外表上看去整洁文静，虽沉默寡言但很幽默，即使是碰到不公平或不愉快的事也从不发火。这样的脾气使他和各种性格的人都能相处得很好。
我和他唯一的一次下乡是到杜佳里，因他很少下乡，所以对藏北戈壁的路不太熟悉，好在有罗布的车同行，也就无太大碍。一路上他总是冷静从容，吃的丰盛不喜笑颜开，吃的很差也不愁眉苦脸。在戈壁滩上打猎，他不像有的人弯腰抬头，时而小跑时而卧倒，他是挺直腰板悠闲漫步，看到目标再小心翼翼地仔细一枪枪打去，那架势不像在打猎倒像是在宽阔的大街上散步。那天打猎我开着他的车陷进沼泽地里，他既不抱怨也不急躁，而是悠然自得地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晒着太阳等待救援。深夜在暴风雪中获救回到宿营地后大家仍心有余惧，议论纷纷，只有他仍然不吭不哈，倒头就睡，就像这事从来未发生过似的。第三天雪停后出发，普次的眼睛得了雪盲，原来是他出来时未带上墨镜。这也显出他对于藏北戈壁多变的气候没有经验，他的车只能由我来开，到了那曲后他的眼睛才慢慢恢复。
我离开西藏的时候，大约有十几天的时间都是普次开车拉我去出席各种朋友们举办的各种欢送聚会。不过当我再次回到西藏时，又见到了西庆，十几年过去他还没有多大变化，仍是那么地开朗快乐，只是比原来胖了许多。他开车陪我到那木措去了两天，我惊讶地发现他现在酒量大增并且朋友比原来更多。但遗憾的是没有再见到普次。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也许有人会认为西庆和普次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我们早已习惯了仰望精英和模仿商业创造之偶像的生存模式中，我们的话语讲述的“伟大人物”太多。而我认为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才使得大地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充满了阳光，与此相比那些学院化和商业化的历史就已然是黯然无色了。
朋友索平
初次见到索平的人大多都不会相信他是藏族，因为他的个子并不高大，而是长得十分清瘦。他喜欢穿着很西化的服装，能说一口流利的不带本地口音的汉语标准普通话，加上架在尖尖的鼻子上的近视眼镜，给人以儒雅的形象。在大多数中国内地人们的印象中，藏族总是有着一种彪悍的气质，但实际上生活于卫藏一带的藏族却不尽如此。藏谚所称卫藏为法域，除指卫藏是全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外，还有卫藏人多从事政治、文化和商业服务等行业之意，因此卫藏的藏族大多都显得温文尔雅。
其实索平的全名为索朗平措。当时他还不到30岁，他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中国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作记者，主要从事摄影记者工作。后来不知他怎么想的要调到高级法院，来到法院他是分到技术室，也是负责摄影。但那时的法院技术室没有什么业务，人员也只有他和一名法医，再加上他在学校学的不是法律专业，于是院长就决定让他到业务庭临时帮忙，也算是一个熟悉法律业务的过程。来到我们庭里后，索平很快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但业余时间我们很少在一起，因为他没有住在院里。他的夫人工作较忙，两个年幼但顽皮得令他头大的儿子使他每天一下班就得赶回去照应。
说起来索平的儿子们的确是少见的调皮，两个小子就像有着永远不会疲倦的精力，索平面对他们则永远是一种筋疲力尽和无可奈何的神情。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开演不一会索平的小儿子就不见了，当时他和我们都不在意，不久在黑暗中我发现那小子身穿一身华丽的藏袍在座位之间的过道上从前到后地操着正步，“咚咚”的脚步声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回响。索平见状大急，弯腰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小声喝斥，但他的儿子显然是置之不理。也许是这样的运动既有趣又耗费体力，那小子满头大汗并开始一边走一边脱身上的衣服，几个来回下来，已经是光着膀子赤膊上阵，索平见势不妙，只有采取武力强行把大喊大叫的儿子抱出影院，周围的人们随之发出一片压低的笑声。当然这样的胡闹不仅只是在公共场所，在家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两个儿子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趁索平不在家时，把他收藏的好酒拿出来到卫生间里倒掉，然后再装上一些味道调得稀奇古怪的水，看到他们的父亲打开酒瓶时就开始躲在门后哑笑，一旦索平苦着脸冲出来时，两个始作俑者早已跑得远远的，只留下一串笑声伴随着哭笑不得的年青父亲。
除了索平本身就是一个好爸爸，其实西藏的藏族孩子们都是在这种无人管束的环境中成长的。西藏的父母们认为让孩子有一种真正自然的条件是生命天赋的权利，他们并不愿意象现在中国内地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样把社会各种功利的规则装进沉重的书包里来塑造孩子天真的心灵。如此看来，西藏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了，因为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童年。
我到杜佳里的那次是与索平同去的。我想即使是在拉萨长大的他也从未去过那个地方。走出拉萨后我发现他并不像我们那样对这些自小从未看到过的风景感到惊讶和兴奋，也许戈壁荒漠其实就是他们自幼生活其中的文化的组成部份，尽管从没有涉足但对他们却无比熟悉。我开始理解索平的儿子们为什么会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正像罗素所说：“倘若让一个孩子，像一株植物一般在本土上自生自发，其长成的结果一定极其圆满”。而无从领会这一切的现代都市中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经质的大惊小怪和无病呻吟总显得那么可笑。
在杜佳里的戈壁上陷车的那天，索平和罗布赶到我们住的硼砂矿上求援，并带着救援的大车在夜里赶到我们陷车的地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索平和大家借着微弱的车灯一起在冰冻的泥地中挖石头垫车轮。当我们把车弄上来往回走的时候，大家都已有气无力，只有索平仍然兴致勃勃，举着一支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在移动的车灯下搜寻猎物，最终他发现了一只野兔，不过也许是小口径枪的杀伤力不够，那兔子倒地后竟然未死，索平决定把它摔死，于是他攥住兔子短短的尾巴，抡起胳膊用劲一摔，结果是兔子飞的无影无踪，索平的手里只剩下兔子的尾巴。大家见状轰然大笑，他也只好上车走人，只是那幸运的野兔死里逃生拣了一条性命。
从杜佳里返回来到那曲，因我们还有一个二审案件要办就滞留下来。一天工作完后大家商议决定晚上到舞厅去跳舞，同去的还有一个年青漂亮的藏族女孩，名叫央珍，是拉萨人，也是独自一人到那曲来玩，在街上与我们相遇。在西藏素不相识的藏族青年男女相邀游玩是常见而又普通的事，而在中国内地则可能被怀疑为心术不正，搞不好会招来一顿臭骂。那天晚上吃饭喝了不少酒。待到达地区群众艺术馆舞厅时大家都醉得差不多了。我只能斜倚在舞厅的长椅上醉眼惺松地看着那些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舞着的身影。这时顾伟跑了过来告诉我说索平和人打了起来。我急忙赶过去。只见索平手揪住一个藏族年青人的领子正在撕打，索平说那人要偷他的手枪，我看那人的同伙越聚越多，就叫大家都到外面去说。一出舞厅索平就拔出了手枪，嘴里含混不清地骂着，而那帮人一看也惊骇得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站着。这时走上来一个身穿皮衣的人自称是在此执勤的警察，索平要他出示证件，那人把证件交给索平，索平借着灯光看了一眼，随即把那证件往空中一扔，用枪指着那人大叫：今天老子就专打警察！那警察见势不妙一个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我见此事一时难以平息，就招呼大家上车，把女孩央珍送走后我们就回到了住的宾馆。
索平是藏族新的一代中的一员，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于中国内地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并在此后全面进入了社会文化角色。他们不再是藏族老的一代知识分子（不论是跟随达赖喇嘛还是跟随中共的）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索平的一代中的大多数至少在形式和相当程度的实质上都中断了传统的意义语境，西藏传统的大众信仰基础宗教的独尊性与政治感召力在他们来说已经丧失。他们不再或很少去寺院，宗教对于他们不再是群体的而只是多元信仰形式中的一种个体性信仰而已。即使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的话语范式在中国的内地也已经不再能支配一般民众的信仰。而在这一点上西藏也不例外，各种西方舶来的和本土残留的信仰形态以功利或非功利的方式肢解和改变着一代或几代人的价值取向。索平他们这些西藏的新一代也同样面临着西藏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困境，同样在各种“主义”纷呈的现实狭缝里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
藏族的新生一代的这种变化是无论达赖喇嘛或者中共都不愿看到也不愿接受的一种事实，但是现代化的进程要求并必然加强着个体主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任何独尊式的专权信仰体系都不可能占据统治的地位。不管那些徒劳地紧抱着自己小团体的政治利益不放的耄耋老人们怎么想，索平他们这一代是不可能卸下民族承诺的重担，他们在信仰的定位后产生的坚定会转化成社会行动，因此西藏的未来总是属于这些年青人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