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歌西行（1）
我们总是通过别人的描述来开始对一个未知的地方的想象和了解。对于西藏，即便是在20年前的中国，对它的描述和报道也是极其少见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几乎是空白。在我未到达那里之前，我对它的全部了解仅限于我童年时看过的一部名叫《农奴》的黑白电影。那部由中共拍摄于上个世纪60活的经历。整部影片描述着那种生活的肮脏、压抑与痛苦。但通过影片，我也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寺庙和举世闻名的扎什伦布寺强巴大佛，看到了在阳光下闪光的巍峨雪山和广袤的荒漠。在这以后的20年中，这唯一的了解在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淡漠，只剩下那些气势磅礴的荒凉，始终顽强地纠缠着我的灵魂。
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当我从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10年后改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决定前往西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中国也有许多如我一样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也同样决定前往那个在人们想象中荒凉、遥远并神秘不可知的地方。在那两年中，这样的青年男女约有数千人。这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教育部（该部在当时负责全中国几十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发布了一项内地的大学毕业生自愿到西藏工作8年后，可无条件调回内地安排工作的政策。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进入西藏后历时 30年，原有进藏的官员不论年龄或者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均已老化。而西藏本身的高等教育机构少，水平低（全西藏只有3所大学，即位于拉萨的西藏大学、位于陕西省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和位于西藏林芝的西藏农牧学院）。因此急需一批年青的技术官员前往西藏工作；第二个原因是这些自愿进藏的青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基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进入大学的，他们历经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那个时期，封闭了30年之久的思想领域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其标志是大量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卢梭、尼采、萨特到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都成为这些年青人争相接受和谈论的话题。
这是中国历史上自1919年五四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这些青年，从而使他们对统治中国社会几十年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并且开始对过去和现实进行反省和批判。他们中有些人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政治的效忠不能高于对真理的服从，他们不愿意在“革命的集体”中丧失自我，而是梦想着去追求平等、自由、浪漫并充满情趣的更为个人化的生活。但不幸的是，中共很快发现了这种思想开放将会危及其思想统治的根基，于是在1983年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重点在大学校园的“清除资产阶级 精神污染”的思想整肃运动。这次运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活跃了数年之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嘎然中止，并为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埋下了伏笔。不过，对于那些校园里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当他们毕业走入社会时，却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了无生气的官僚主义体制和党的专制文化传统。那是一个不能选择的时代，于是，到西藏去便成为了许多人逃避被革命选择的唯一选择。毕竟，与他们曾经熟悉的所有文化环境相比，在一个人们认为是如此遥远，如此充满着另一种神秘文化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
其实，在西藏的历史上，也有几次中国内地汉族有组织有规模的进入西藏的活动。至今这些活动是属于对西藏的入侵抑或是一种领土内的统治行为还是邻国之间的交往，仍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最早在公元641年的中国唐朝帝国时期，皇室的文成公主在嫁给西藏部落首领松赞干布时，据说约有1500余名从事建筑、纺织、造纸及绘画方面的技术工匠随行进入西藏。17至19世纪的明，清帝国时期，虽有少量朝廷官员和军队进入西藏，但对西藏社会影响不大。而在上世纪初叶，这些人员已大部离去。除了少数他们留下的后代和数百长期在西藏经商的汉族商人和国民党政府百余名派驻人员外，几乎没有再留在西藏的汉族。而后者也在1949年中共取得中国政权前夕因西藏噶厦政府发动的“驱汉运动”而被迫离开西藏。紧接着有规模的汉族进入西藏的活动是在 1951年，约有几万中共军队及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西藏。但这次进入西藏的人员中绝大多数为军人，由于受服役期和其任务性质所限，这部份人员主要是对政治统治提供武力支持，而极少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对西藏的传统社会生活影响极小。而在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进入西藏的汉人并不多，仅限于党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及一些工人。当时由于西藏落后的经济状况，过多的迁徙和驻扎人员将给中央政府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另外在中共统治下，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自由迁徙是被禁止的。因此直到1980年之前，能够进入西藏工作的中国内地汉人（包括大量短期轮换的人员）只有约20万人次，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能称之为移民的汉人则是非常少的。西藏的大部分仍然维持着一种传统的生存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西藏的青年学生们与此前进入西藏的汉人不同。即使是与在他们之前十余年或数年前进入西藏的那些内地学生相比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被称为“8年大学生”。这批青年并不像那些前辈们那样是抱着解放西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坚定信念踏上那片遥远的深藏于喜马拉雅众山之中的神奇土地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更多地在于解放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在毕业分配时无法选择自己理想的城市或地区就业或无法选择自己理想职业的人们，他们想通过到西藏工作作为一种过渡，以期望在8年后回到自己理想中的城市。这些人大约占那时进藏学生的半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基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他们当时怀着利己的目的，但西藏几年的生活确实改变了他们，在离去之后，他们仍在不同的地方注视和关爱着西藏。在西藏的岁月成为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因而挥之不去的记忆。另一类也约占进藏学生的半数，主要是那些对充斥社会的伪理想进行反叛和追求真正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学校园之外的中国内地社会无法接受和容纳他们的精神追求，因此他们选择了西藏。这是在中国变形的极权政治环境下一批具有浪漫主义和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自我放逐。他们不愿驯服地进入官僚或资本的机器，于是期望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的自由知识分子精神成长模式。西藏那种充满形象思维和梦幻意识的文化深深地吸引并改变着他们。西藏之于他们，不是一种作为移民去谋求就业或发展的现实，而是一种精神与心灵的大拷问、大反省、大理解以至大醒悟的过程和境界，这会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并使他们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当然，不管属于那一类，他们来西藏的初衷如何，这里对他们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历程，只不过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不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我选择西藏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当时对于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并不出于虔诚的信仰，而是对其神秘的东方哲学体系中的智慧的向往和思维的启迪。大约在大学三年级时，我主要的课外阅读便集中于各种介绍佛教的书籍，因此体会到宗教对于普通人们的生存状态起着一种科技及物质发展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时至今日，当初那些和我一样选择了西藏的青年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离去。有的到了国外，有的在中国内地，也有的已离开人世。甚至极少数在现在的中国已身居高位（如现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春华就是北京大学1983年毕业后进藏工作了多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已成为历史。而在这历史产生的当时，却并无太多的辉煌，甚至没有发出太多的声响。现代交通的便利使这些年青人无需再像古代的使臣或商旅那样，或徒步，或骑马跋山涉水地历时数月，走过数千里。他们也不会像30年前中共军队那样红旗猎猎，队伍浩荡地前往西藏（唯一的例外是两个学生汪青春和李雅平分别骑自行车自北京和成都至拉萨，但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此自然缺少了那种惊心动魄的悲壮和对过程的讴歌。
这些青年学生在西藏历史上所起的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才会显现。这种作用在于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启蒙。在经过了长期的封闭，误导和观念的冲突和对立之后，这些年青人开始用一种具有新的时代感的、理性的观察方法去审视经过千年发展的西藏文化及其生存状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价值。在他们中，除了如田文，龚巧明等人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向全世界介绍了西藏及其文化真实的一面，另外还有许多人用文字，用自己的言行传播并影响着中国内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对西藏的观念与看法。这种良好的开始使得对于西藏的观察和理解可以在一种人类共有的美好、善良的价值体系上逐渐形成。尽管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由于政治的原因不愿正视或提及这一现象。但这些青年人在几年中对西藏所带来的影响，正在潜移默化中为人们所认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 M · C ·戈德斯坦先生在1986—1988年到西 藏实地考察后，在其著作《龙与雪狮：20世纪的西藏问题》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的影响和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一批被称为“8年大学生”的汉人青年在西藏的短暂历程已经成为在那个特定年代所产生的后来不可重复的历史绝响。20多年过去，现在已无人知道他们，更无人想知道他们。这些学生进入西藏10多年之后，随着西藏本地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不再需要从中国内地大量选派大学生进藏工作。至2001年的统计，西藏每年所需大学毕业生的 70%已经由西藏的4所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藏医学院）自主培养，除了专科和本科生外，并且有了自己培养的硕士生。另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个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充斥着浮躁与焦虑的商业社会。急功近利的时尚使得中国的青年们陷入追求被纵容的虚幻名利漩涡之中，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商业的或技术的问题，大多数人已经变成尼采所说的文化上的“有教养的市侩”。即使是2003年中共政府开始启动的“西部大学生志愿者计划”也因历史背景的不同和权力的操纵而没有了当年那种诗一般从容感人的色彩。丧失了真正的、难以化解的终极价值冲动的人们不会为了愤怒和梦想再去西藏。因此，这些“8年大学生”不仅后来无人仿效，且很快被遗忘就不是一种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不过在当时，要去西藏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念头。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把罪犯流放到边远的地方的传统意识还深留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再加上中共对“右派”的流放和大批青年学生被迫离开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令人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向大家宣布我的决定后，有许多的亲友和同学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开始对我进行轮番的劝说，这样的游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就在我开始厌烦并且有点抵挡不住这些游说的时候，1984年4月，我终于接到了同意我前往西藏工作的通知。由于错过了每年大学生毕业统一分配报到的时间，我无法与其它进藏的学生结伴同行，只能孤身走过漫长的路途，去我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对未来仍充满一种幻想和憧憬。在我准备新的旅途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想象在面对着湛蓝的天空下高峙的雪山下面，我会手持书本，坐在夕阳映照成金色的草地上，除了风，四周将静寂无声。所有从我出生至此并给予我精神上极大扭曲和专横压力的文化传统将不复存在。我将在那自由的思维空间中重新获取久已失去的激情和幻想。 基于这种想象，远去西藏，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灵魂。
但实际上，当时要在中国完成这样长达数千公里的旅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在这遥远的路途上交通极为不便。当时虽有4条公路通往拉萨（川（四川）藏公路、滇（云南）藏公路、青（青海）藏公路 和新（新疆）藏公路），但常年较为顺畅通行的只有青藏公路，而这条路上还极少正常载客的班车。另外只有从四川省会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当时的票价约为人民币160多元（约20美元），而我毕业时的月薪仅为56元（约7美元）。中国近30年来一直禁止人口的自由迁徙，也不存在任何身份证或护照之类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外出旅行需具备各种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否则旅途中各种名目的检查将无法应对，甚至连食宿都无法解决。而且即使你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在中国的一次长途旅行仍然可以让你充分感受到庞大的社会主义官僚系统的漫不经心及无处不在的国家行业垄断带来的种种磨难和痛苦。
从地图上来看，从我的家乡云南省会昆明经滇藏公路到拉萨约有2400公里，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但实际情况是，这条公路的运行状况极为糟糕，根本没有运载旅客到拉萨的客车。何况我还必须前往成都，到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办理进入西藏的通行证。于是，我便选定由成都经陕西省、甘肃省直至青海省会西宁，再由此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萨的路线。这条路线长达4400多公里，但其中的大部份可以乘火车旅行，较为便利，费用也就低了许多。
路线确定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160元钱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画的4幅油画作为路费，于5月初踏上前往西藏的旅途。在经历了半个月的辗转之后，我来到青海省会西宁。
西宁在历史上与西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元762年，吐蕃游牧部落占领了这个当时由唐朝统治的地方。公元1015年吐蕃分裂为两支，土蕃赞普后人角厮罗在此建立政权，这是藏人的第一个安多政权。但角厮罗及后人一直向当时的宋朝称臣并接受封赏，至公元 1104年在宋朝军队的攻击下，该政权解体，被迫撤出当时称为青唐的西宁，投奔今宁夏一带的西夏王国，西宁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1387年中国明王朝时代开始将西宁建设为西北重镇。由于西宁位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整个城市沿着湟水河流淌的峡谷而建，所以最先以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站而出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中国内陆前往西藏的门户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的青藏公路以此为起点，绵延近2000多公里直抵拉萨。这里的居民现在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为主。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这座城市仍保留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古老风貌。
到西宁的第二天，当早晨温暖的阳光将那些清真寺的琉璃瓦屋顶映照得金碧辉煌的时候，我已漫步于那古色古香的老城之中。老态龙锺的街道两边刚发出鹅黄嫩芽的树木把阴影投射到青石板铺砌的路面上，满街的店铺斜伸出售卖各种食品的、书写着“清真”字样的蓝色布招子。偶尔有脸上蒙着黑色面纱的穆斯林女郎婀娜地穿梭其下，使人感受着那种古老朦胧美丽中的风情万千。顺着节奏缓慢的小街走去，路边几位白须老人安详静坐，一边品茶，一边打量周围饱经沧桑的一切。偶尔有路人上前，向我这个装束奇怪（牛仔裤、T恤衫并身背旅行背包） 的外来客换取兑换券（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用外国货币兑换的一种特殊代金券），这时总要费一番口舌，向对方说明我不是香港人或日本人，才能继续赶路。
在西宁，我得知才修建好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刚好开始试通车，我随即决定乘火车前往格尔木。西宁火车站看上去非常破旧。列车在夜里发出，因此昏暗的候车大厅中有许多人挤坐在用木条钉成的简陋的条椅上。一群候车的土族男女在大声合唱着他们特有的民歌“花儿”，高吭悠扬的歌声在高大的屋顶下遗留长久的余音，黑暗中感到仿佛是来自天外的声音。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听着这来自遥远地方最纯真自然的歌唱，怀里紧抱着为旅途准备的干粮。由于必须严格节省费用，我买了一个巨大的锅魁（中国西部特有的用小麦面粉烤制的饼），用做我到达格尔木之前30多个小时旅途中的食粮，而此时这个家伙正在我的怀里安静地散发着热气和香味。（待续）
你在美国也不少年了吧，希望有类似的政治评论，我感觉中美的政治制度在互相渗透，美国的政治控制越来越厉害。
而中国的领导人，最后做的事都是在黑自己。
我家一位亲戚是1960年代中期支边，到西藏一个县当县委书记；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调回内地。通过他，我们得知一些西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