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日之际 回想和父亲一起生活的轶事

父亲生日之际 回想和父亲一起生活的轶事


2020年8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是阴历七月初四,是父亲的生日。我和父亲差33岁，今年是父亲83岁的生日。前年去世的伯父，给母亲很大的压力，有一次在电话里担忧的对我讲，“你不能再想靠着我和你爸了，73,84，你要有心理准备。”，母亲的意思是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很多事情还要父母操心。话虽如此，我倒是对父亲的健康很有信心。父亲引以为傲的手纹有一条明显的双生命线，按照看手相的大家的看法，长命百岁，轻而易举。
这50年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真是不那么多，所以在2009年，女儿两岁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乌干达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将近10年，弥足珍贵。
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晓得这点是一次整理他的文字日记的缘故。那是他1970年12月31日的日记，算起来，父亲那年也才是32岁半的年轻人。我记得他的日记写到，“次子即将出生，希望他能成长为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我读到这里，停下来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会是儿子，却不是女儿呢。”他大言不惭的说，“直觉。”在乌干达的时候，他经常会提起，我出生前他做的一个异梦，“那时你妈出差刚刚回来，肚子就疼了，楼下的茉莉的妈妈汤大夫当时也怀着茉莉，就说不要去医院了，她就在家里接生吧。当时姥姥也在长春，1月1日，暖气也不足，你妈流了很多的血。当时家就9平方米，我就在外面找个椅子坐下等你。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梦见南天门一开，二郎神带着哮天犬下来，对着我就要咬，我这么一慌，情急之下摸到了一把斧子，一下子就把哮天犬的脑门劈开了。人也醒了，你姥姥推我一把，告诉我生了，是儿子。这就是你名字钺的来历。钺者，就是大斧子。”听他这么讲，我打趣他，怪不得我这辈子总是磕磕碰碰的，我就是属狗的，脑门上插着一把斧子，命运总是阴差阳错的。也怪的是，我额头上有一条英雄气，直到5岁才渐渐褪去。
我出生不久，因为母亲身体极度虚弱，实在无法同时照顾我和哥哥。于是决定把哥哥送到在西安的爷爷奶奶家。一切都已经按照计划，只等父亲去华山打靶出差的机会，顺路把哥哥送去。临近的日子快到了，哥哥却发生了意外，家里的一个亲戚帮助照顾他的时候，喂给他饼干吃，引发了急性肠梗堵，所幸发现及时，抢救及时，但送他去爷爷奶奶家已经不可能，于是可能才九个月的我，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成为一个军工系统的留守儿童。这点上，我至始至终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当时的选择。那个时代，我们承担的不幸，比其他同龄人不知少多少。有时和母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她总是很内疚的说，小时候没有能够照顾好我，那时他们不得不工作，工作，只有很少的间隙时间，跑到幼儿园，给我热一下牛奶，然后把奶嘴插到我嘴里，还夸奖我不闹人，吃完就睡。她那时身体很糟糕，没有奶水，还经常生病，有次居然昏倒在家里，我躺在她身上不停的大哭，父亲出差加班没有在家，直到邻居的郝德杰叔叔听到我嘶哑的哭声，才把母亲送医院，把我抱到他家。国家很疲弱，他们那代人确实很不容易，付出的太多。
到西安以后，最早几年的记忆真的一点想不起来了。母亲说，几个月以后，她身体恢复了一些，在西安出差的时候，想把我接回来，我却躲在爷爷后面，不认识她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实在的差，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很好，我印象里，甚至到了我7,8岁回到长春时，她还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白求恩医科大学看病。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长春特有的伪满时期修建的坦克石头路，咯得我现在还难以忘怀。
我童年的最初6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给我的爱也是无私和深沉的。5岁那年冬天，我得病发烧，爷爷背着我去医院，大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的。我和爷爷差60岁，整整一轮甲子。爷爷不小心跌倒在雪地里，我还记得自己使劲的拉他起来。我的爷爷18岁就参加过中原大战，爬过雪山，趟过草地，50年后，在雪域西藏工作了16年。只可惜，我1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很多传奇的故事，是从他的徒弟和父亲口中了解的。他对我爱而不溺，掉在桌上的米粒，必须逐一捡起来吃掉，早春会带着我到田野中寻找挖野菜。每次带我上街的时候，有车辆经过，总会把我揽在怀里，生怕我有个闪失。小时候我很淘气，居然和小伙伴一起从顶楼的窗户爬到楼顶玩耍，正巧被路过的爷爷看到，他一边用尽量温和的声音喊我不要动，一边要过去接我。我却早就一溜烟钻回窗户，逃的无影无踪。晚上回去，被爷爷结结实实教训一顿。次日，爷爷拿着锤子和钉子，把那个隐患钉的死死的。直到多年后，我从长春回来，那扇窗户才被打开。
那几年，父亲经常利用去西安出差的机会来看看爷爷奶奶，父亲是独子，也总是许诺争取调动工作，回到西安，方便照顾爷爷奶奶。爷爷年龄渐老，也非常担心父亲的身体，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回到家时，看到家里围了很多人，爷爷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啜泣。后来才知道，父亲来信，告诉他，自己得了很严重的胃出血，大病不起。爷爷怕自己白发送黑发，有点情绪失控。父亲小时候跟着他颠沛流离，吃了不少的苦，他们父子感情也是异乎寻常的深厚。
我不太记得自己怎么回到长春父母身边的。只记得父母在长春的生活也很艰苦，每次父母来西安看望，走的时候，爷爷奶奶都要给父母带很多的东西。因为林业系统工作，爷爷的徒弟，马克哲伯伯经常有机会去东北出差的时候，少不了带些物资。我还记得一个片段，我4,5岁的时候，坐在床上，奶奶给马伯伯准备着要给父母带的东西，我指着要出门的马伯伯，“马克哲，你把我家东西都偷跑了！”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一直没有把户口迁到西安，那个年代也非常不易。在那个凭票证的年代，这点总被乡里乡邻开玩笑，说我是黑户口。也是这个原因，我不太方便在西安上学，所以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我就回到了父母身边。
冬天的东北长春比西安冷了去了。从1978年回到长春，到1984年3月31日离开。这是比较稳定的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那时侯，父亲应该是设计所的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事业趋稳。却被羁绊在中层很久，很多他的部下，已经后来居上，成为他的领导。他的恩师姚永征伯伯以自己40年的党龄郑重推荐父亲接替他的职务，无奈山头派系林立，27岁就身居政治部副主任，设计所所长的父亲，眼看就错过了最后一班车。记得一年级时候，一个冬天的早上，我背着书包出门去上学，听到工厂广播里播放着通知：“全体厂级领导上午8点钟到小会议室开会”云云，我一路小跑的回到家里，向父亲通知。父亲说，“爸爸还不是厂级领导呢！”我却坚定的说，“爸爸一定会的。”那时父亲已经40岁，如果换成军衔的话，已经当了13年的上校了。这段时间，和父亲处的时间真的不太多。他工作很忙，经常出差，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教学楼前玩游戏，发现一个人戴着墨镜坐在不远盯着我们看，过了好一阵，才认出是父亲来看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他借着去湘潭开会的机会，带着我从西安出发，沿途路过武汉，岳阳，长沙，韶山，湘潭。我那年12岁，第一次跨过长江，领略南国风光。至今记忆犹新。也是和父亲关系非常紧密的一段回忆。
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到西安和爷爷奶奶过年。正月15以后，我随同父亲一起南下，参加湘潭江麓机械厂的订货会议。母亲则带着哥哥回长春。正值春运，南下的列车挤满了带着年货的，大包小包的乘客。我们父子根本就没有座号，沿着车厢一节节的寻找，看看有没有好运气。最后，父亲一下坐在一个临窗的空座，笑着对我说，“希望赶快开车，看看咱们父子的运气。”在列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座位居然没有人。我们父子高兴的差一点击掌相庆了。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年人是陕西安康人，那时刚刚经历安康的水漫全城，死伤惨重，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安康的水灾，说当时城中的很多老人认为问题不大，拒绝撤离，大水退了以后，很多大树上还挂着尸体。他还给我们讲了1976年的驻马店水灾的惨状，数以万计的尸体，身无寸缕，衣服都被大水冲走了。那时距离那场号称世界最大科技灾难的事故，不过7年而已。
父亲是武汉测绘学院1957届的学生，他们那届学生出了不少牛人，包括李德仁，陈先林，林宗坚都是当今航测界赫赫有名的院士和专家。后来还在湖北大学进修了一年的马列主义，武汉是一个对他意义极为重要的城市。他也乐见带着我看看他大学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我们住在武昌车站附近的一家客栈，楼梯是木质的，走上去吱吱呀呀的，我记得房费很便宜，两块钱。不过那时父亲的工资也很可怜，才50多块钱，爷爷那么资深的经历，工资那时也不过72元。在龟山蛇山上，我们看了向警予墓，鲁肃墓，并在父亲的指引下，远眺长江与天际合一的美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长江，领略长江的壮美。步行通过长江大桥时，一个算命摆摊的叫住我们父子，说父亲会很长寿，105岁，我大约是80多岁。言之凿凿，至今还历历在目。还记得附近有陈定一烈士就义纪念碑。
黄鹤楼那时还正在修建，没有完工，我们只是远眺一眼。参观了武昌起义纪念馆不久，我们就继续南下，赶往长沙。
上车往长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没有如前一样找到座位。父亲告诉我一个秘籍，在硬座车的100号以后，一般是不卖票的，谁占谁得。不过我个子小，虽然灵巧，却不迅捷，并不能每次都有斩获。我看到硬座车椅下面伸出一个纸箱，用手按按，还硬硬的，于是小心翼翼的坐在上面。临近岳阳的时候，箱子的主人过来，把我拉起来，脸色挺难看，我回头查看，才发现纸箱已经塌下去一角。原来，箱子里是这人从乡下家里带的鸡蛋，岂能经得起我的盈盈一座。父亲急忙帮我道歉，但这家伙不依不饶的没完，我恶狠狠的顶了一句，“谁知道你箱子里放的是鸡蛋呀！”场面异常的尴尬。好在那人也不再追究，大家相安无事。临时起意在岳阳下车，也是在武昌接到通知，说会期有推迟，爸爸决定带我在岳阳下车，抽半天时间看一下岳阳楼。那时的岳阳楼也在维修，几乎没有游客，整个园区就我们父子二人。欣赏了洞庭烟雨，诵读了《岳阳楼记》后，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展览馆，在这里我们父子居然走散了。我找不到他，自己索性上了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和父亲会合。那时的岳阳火车站人也不多，一下车就看到了父亲，他戴着变色镜，阳光照射下已经变成了墨镜，煞是显眼，使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站台的椅子上的他，“我就知道儿子你会自己找来。”他悠悠的说。现在想想，这老先生的心是够大的。那时偸拐孩子的也不多吧。
长沙的火车站那时因为是太祖家乡的缘故，非常壮观。是我当时走过的所有火车站最漂亮的的，站名是毛的亲笔题词。1983年的长沙却不怎么样，我记得火车站旁边孤零零的一座13层的大楼，几乎是最高建筑了。父亲同学的孩子还带着我去坐电梯玩。父亲的同学也姓孔，孔令华叔叔，他和父亲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测绘局，那时叔叔的母亲还在，很热情的接待我们父子的到来。去湘潭之前，父亲还带着我走了一趟橘子洲头，那时毛的雕像还没有竖立起来，又值初春时节，橘子洲头一颗橘子也没。又登上爱晚亭，去了岳麓书院，其中的细节却真的回忆不起来了。晚上和父亲一道去汽车站买票去韶山。第二天上午到达韶山冲，那时的韶山几乎没有任何的开发，毛家祖宅除了简单的拉几道绳子，游客可以伸手把玩他家的农具，水瓢，家具等物件。毛的父母的墓地也没有一丝的修葺。做为纪念，我从韶山冲挖了一株竹子，想当然的想带回长春种。还花了5毛钱，买了一只小乌龟，后来也冻毙于长春。
到湘潭江麓的时候，正月的湘潭，湿冷的厉害，与会的叔叔们打趣问我，东北冷还是湘潭冷，我说湘潭冷。湘潭虽冷，但在长春被冻裂的双手，很奇异的几天就愈合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几个叔叔把他们的军大衣盖在我被子上，压的喘不过气。虽然正月，湘潭的茶花已经开始怒放，香气沁鼻。虽然富贵大气，但价格上和彼时炒上天的长春君子兰不能同日而语。长春君子兰现象确实是中国经济开放初期的疯狂一幕。父亲在这场泡沫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一盆草卖了几乎一年的工资，令人刮目相看。湘江当时涌动着春水，吸引不少青年人在竹筏上玩耍，我们父子居然亲眼目睹了一个青年人溺毙江中的惨剧。
会议结束后，父亲带着我坐2次特快返回北京。在北京甘家口招待所，父亲遇到了一位老朋友，父亲吃惊的问他，你怎么还在这里呀？从他们交谈中，我知道这位叔叔在招待所至少已经住了半年了。他给父亲解释他为什么常驻北京部招待所的原因，是为了申请基建资金的调拨。那时候，资金紧张，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顺便给父亲算了一笔账，我一天连吃带住，费用不过10块钱，半年也就是400块钱顶了天。但我只要要到一笔款，就10万也赚大了。这应该是最早期的“跑部钱进”，那时是1983年。
父亲这次会议结束路过北京原因不简单，后来我才知道，已经通知他准备工作调动。最早是去常德一家三线厂当厂长，后来调令改成了河南南阳。我们一起回长春不久，父亲就立即办理了工作的交接手续，匆匆南下了。我放学回家不见了父亲，问母亲是不是好事？母亲说是。我再见到父亲已经是当年的10月，父亲回来办理后续手续。只见东光的厂级领导陆续来家探望父亲，话别，举止言语都非常的尊重客气。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曾经是父亲的下级和干事，彼时已经成了工厂新一届领导层成员。父亲历尽起伏，终于苦尽甘来。
再见到父亲是1984年4月，西安。爷爷那时已经病危，父亲刚刚履新不久，厂里事情很多，先后派岳春德和毕怀敏叔叔来协助照顾爷爷。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没有在身边，次日清晨才坐着吉普车翻越秦岭赶到家。我在隔壁听到父亲的哭声。早年，父亲和爷爷一起在陇海铁路，爷爷打游击，时不时会失踪，为了生存，九岁的父亲跟着爷爷或者其他工友扛铁仟，当年也是父子相依为命。2019年春，我有幸陪着父亲到甘肃天水的焦家湾，绕过静悄悄的村庄，在一个已经废弃的院落门口，父亲指着后面的一口窑洞说，“七十年前，我和你爷爷就住在那里。”父亲一直很惋惜爷爷去世的太早，几乎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按照父亲的打算，安顿下来后，就打算经常把爷爷奶奶接到南阳。
处理完爷爷的后事，我们全家和姜伯伯，战伯伯等豫西四厂的领导，沿着当年刘邦入咸阳的路线，反向经商洛，西峡，回到南阳。三线厂地处伏牛深山，山清水秀，父亲有很多的时间，周末我们会沿着山脊，一直爬到最高处，然后绕回半山中的办公室。有时，我还会陪着他看一下散落在各处的车间，和周末加班的干部工人聊天。次年，因为父亲的管理有方，工厂的效益和知名度大大提高，父亲入选当年赴联邦德国参观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代表团。他回国后给我讲述的在西德的见闻，大大颠覆令我在教科书上学到的描述。1985年，一个西德欧泊同公司（二战后的位于西德的蔡司公司），员工6000人，全球四个分公司，工业产值比肩180多家工厂的兵总，高达60亿德国马克。他们一行十几个厂长得出的结论，联邦德国就地不前30年，中国未必可以赶超。从今天看来，这个论断不算离谱。父亲工作忙碌，我也少了很多机会和他一起，直到1986年夏，暑假，一天回到家里，告诉我，“今天可以带你出去一趟，去宜昌238办事，顺便看一下何叔叔。怕是在南阳的最后一次了。”我也没有详细问原因，父亲的办公室姜主任随行，司机魏伯伯开车。下午正在新野参观星光机械厂的车间，居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的调令已经到了，需即刻返回工厂，交接工作。错失了这次机会，宜昌的葛洲坝，现在快过去34年了，我也还未曾身临其境。至于何叔叔，再见他时已经是将近10年以后，在北京了。
于是我又重新经过了一次类似83年的经验，一个人留在南阳镇平一中读书。87年放麦假时候，得知父亲生病在郑州住院，我坐着长途汽车去看他。父亲手术不大，就是恢复时间稍长。那时他自己准备了一个电热杯，在病房里做米饭或者稀饭。我来了还特意在上面插了一根腊肠，病房里香气四溢。因为有护士，厂里没有派人照顾他。时不时有在郑州工作的大学同学，得知消息，来看望父亲。有时，有其他领导到郑州开会，也会拐过来看看住院的父亲。平日里，我陪着他在病房，他督促我把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全部背了下来。
高一结束后，我也转学到焦作一中。以后的三四年，其实和父亲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并不多，他只是指导我看一些书籍，有些书他还特意介绍需要留意的观点和重要史实。比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李敖等港台地区的书籍也有机会看看。有时他秘书起草的会议发言稿，也让我过目，提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有机会参加部中南局的领导会议，大涨了眼界和见识。87年春节，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和离散43年的伯父联系上了，当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去了北京。我那时有幸第一次去参观了还是一片摊贩的中关村。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这里竟然成为中国电子科技的核心区。
91年某日，父亲接到北京的通知，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临行之前，齐老师带父亲见了一位梁先生，说先生，其实当时也不过30六七的样子。这次见面，本来我要参加的，但父亲建议我住在他的办公室沙发上，等他回来。之后我和父亲的谈话，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那是一场令我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180度的扭转。对父亲影响其实也很深远，巨大，对他两三年后的仕途抉择也很重要。
94年夏，我向单位领导请假，陪在北京等待最终出国的父亲办理手续。父亲此前婉拒了一个人事任命，选择执行出国任务。期间父亲带我见了很多非常重量级的人，他在北京朋友们。至少三四个当时和后来的部级的人物。其实内心里，他是很希望我在仕途上有所成，他总是对我说，“我们这一代是要在政治上优秀，你们这一代要向经济方面努力。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不是要得到上级主管的赏识，而是要成为市场中的弄潮兒。”然而，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和父亲的政见开始渐行渐远了。我不打算走他那一条艰辛磨难的路，绝不。在北京期间，我和父亲住在珠市口的一家招待所，招待所所长，是父亲在东北时部下的从叔叔的夫人，他们的儿子丛亮是我的发小。这期间，几乎把北京所有的博物馆看了一个遍。天坛公园也天天去。父亲觉得这样拖下去也不太合适，94年10月，他和母亲带着我，一起去山海关，拜访了当时正在主管筹建规模宏大的正大集团与中粮集团合资的面粉加工厂，安叔叔，李叔叔。也因为这次造访，就阴差阳错的使我从南下深圳发展，转而留在北方工作。现在回首这段，也是命运造化弄人。我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92年春节前后，后来看恒大的许家印也是前后到深圳。这一个南北选择又是我和哥哥又一次的人生轨迹的互换。尽管后来我多次试图修正，还是和计划中的轨道越来越远。
95年5月，父亲飞往乌干达，我去机场送别。以后两年多，我们父子就靠鸿雁传书了。我前后给他写了两三百封信吧，给他在异国他乡带去了极大的安慰。我谈我的生活，工作，感想，委屈，抱负，他介绍非洲的异国风情。97年他和母亲回国，我再从上海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然后陪他们回到我在山海关的家，到公司简单述职，安顿利索后，我才返回上海。在站台上，父亲向我挥手告别。多年来总是我这样挥手送别去工作的父亲，那是人生第一次，父亲送别去工作的儿子。
再之后不久，就是和父亲一起在乌干达的生活了。就此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