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天 2020下半场一场疟疾开始

 
早上7点01分起床，神奇吧。更神奇的是我感觉自己得了疟疾。昨晚躺下不久，听见一只蚊子哼哼的声音，也懒得再起来和它较劲，不就是打一针，喝点血吗？到中午我就感觉大不对劲了，不仅是以前的右臂，连左臂关节也开始酸痛，两个膝关节更是如此。没有吃药，决定先休息一下再打算。下午一点半起床，决定投降，双氢青蒿素服用了两粒，到晚上8点再服两粒。感觉好了许多，并中止了断食，叫高德飞给我下了15个饺子，吃完觉得不够，再加了15个。
反思一下，自己快一年没有沾染疟疾了。除了卧室门窗大部分时间紧闭，写字桌上驱蚊液常备也是主要因素。锁国期间，晚间没有客人，进入客厅的玻璃门，基本上随手关闭。不过，我也比较受用这次疟疾的到来，半年来的禁闭，服用一些杀死血液寄生虫的药物，有积极的双重意义。尤其疟疾药也是同时杀死血吸虫的，对算不上经常钓鱼，偶尔在疫水跋涉的我，确实很重要。
上午8点半，我把威廉和eddy叫起来，继续清理院子里的杂草，准备这几天再采购一些花卉。疫情虽然不明朗，但很多人已经皮了，渐渐的客人也开始出来就餐。那个德国人蔓瑞告诉我，很多餐厅都开始营业了，竞争也开始了。我倒是没有太大感觉，就像一个身体不大好的人，周遭健康的人都大病不起时，自己也染了风寒，但相比起来，遭受的打击力度却比其他人小得多。疫情之前，我们的生意就还处于恢复阶段，只是疫情打断了这个恢复节奏。隔壁的印度餐厅，70个员工，现在仅保留了5个岗位。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伤亡最惨重的是富人和中产。穷人嘛，本就一无所有，还会失去什么。
今年的71，有着三重的意义，99，23，和元年。我昨天就梳理了一下沪港的历史，从今天开始，自1843年，历经大清，民国和D国的香港，从此不在具有藏匿掌权者政治异议者的功能。估计那个四季酒店的长短租客，此时间早已逃之夭夭。能在短短的30年（49-79），人口从50万，暴增到250万，再到今天的750万，跻身亚洲和世界经济金融科技中心，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航运中心，除了港英当局的宽松政策（历史上两个殖民大户英国和法国，英国治下的殖民地都要比法国要繁荣富庶安定，撤离结束统治时大多也和平少流血），49年大半个上海的精英涌进香港。大逃港时代，又有百万计的难民加入。如果把满清和民国时代逃到香港的群体计入的话，那么可以大致勾画出香港居民血液中对大陆中央政权的态度。对它的宽容大度，反而可以展示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和姿态。当年的毛周保留这根出气孔在后来的岁月中，无论是对国共还是中美，乃至世界的联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看似圣明NB，实为大M。
疯子和要饭的，玩起命来，谁都会躲避三分。鲁迅也说，见到疯狗要躲开，否则不被咬，也要被溅上一身污泥。这四十年，中国已经从人均收入100多美元穷光蛋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无论肌肉或是脂肪，块头是足够了。但如果不改光蛋的穷横思维，走到路的尽头是指日可待的。在东亚，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方面，日本如果谦虚的说第二，没有其他国家敢说第一。明治维新还是战后改革，主动或者被动，日本人做的都很极致。日本在保留自己传统文化基础上，拥抱世界现代潮流，日本国民幸福指数世界领先。
套用花大姐的专有词汇：“殷鉴不远”：德皇威廉二世把俾斯麦留下的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而今天的DG极像放大版的上世纪初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