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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万物》观后感——真实与改编之间

(2025-08-27 07:00:40)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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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八台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以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为叙事核心。作品在艺术化的包装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改编之间,如何把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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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至1927年“四一二清党”之前,农会的建立与“减租减息”的口号,确实源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背景。然而剧中却将这一切简化为“农民自发觉悟”,在叙事上削弱了政治组织的主导作用。这样虽然能凸显农民的主体性,却容易让观众误以为当时的农民能仅凭自觉完成复杂的组织动员。剧中费左氏质问弟弟费文典的台词——“中国几千年的农民与地主关系,不就是租佃吗?永不永佃,自然得由土地所有人说了算(大意)”——反倒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真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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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山东大饥荒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救灾与减租背后实质上是政治斗争。剧中宁家姊妹与费文典因“开仓救济”而被讥为“白眼狼”,这种简单化的道德标签,掩盖了当时青年人理想主义与盲目性的复杂纠结。事实上,地主子弟主动减租、散财的例子虽不普遍,却并非没有。广西的富家子弟韦拔群便是典型:他为了理想而散尽家财,但这类行为与共产党的鼓动和教育密切相关,不能孤立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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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的隐痛。土地过度集中,必然引发农民饥困与社会动荡。国共两党都意识到必须推动改革,但路径选择不同:大陆依靠暴力革命推进土改,短期内见效,却伴随惨烈代价;台湾则实行“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通过赎买方式渐进推进,历时数十年完成,避免了大规模社会撕裂。近年来,大陆的宣传叙事逐渐淡化暴力革命的成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对政权合法性基础的重新考量。《生万物》的改编方向,或许正置身于这一政治语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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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生万物》在叙事上突出农民运动的激情,但却模糊了组织动员与国共权力博弈的背景。作为艺术作品,它赢得了戏剧性;作为历史题材,却牺牲了真实感。如何在真实与改编之间找到平衡,不仅是这部作品的挑战,也是所有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面临的永恒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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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生万物》,我感觉这部剧与以往同类题材相比,叙事角度确有不同。它没有彻底颠覆既有认知,却在视觉与情感层面制造了强烈的冲击。历史不仅是记录,更是后人的思考与反省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万物》做出了一种尝试,虽然未臻完善,但至少为观众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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