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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的故事——又见“红袖章”

(2020-10-27 07:22:09) 下一个

(引言):天花板是我早年的同学。小时候,因为他的个子特别高,男生们给他起绰号“天花板”。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群昵称还是“天花板”。同学们群上群下也还都这么叫他,他答应的蹦吧干脆,看来是很享受的样子。别看天花板个子大,同学们和他在一起都得仰首望着他,可他非常亲民,时不时群上群下的来段小故事,把同学们笑得妈呀妈呀的点赞、叫唤。那天,天花板给我发了一篇准备废了的文章,内容一反常态的严肃。我读完后,觉得不贴出来好可惜。经过他的同意,放在我的园子里。

“自从拉响疫情警报后,每每看到媒体上惊心动魄的报道,老夫我天天生活在惶恐不安当中。好在上级的指示从精神到细则,通过央视和小区大门口层层叠叠的告示和前所未有的管控体现出来,使人有了一些安全感。

感觉不自在的是,突然之间,进进出出要受到红袖章们的严格盘查。这些人昨天还在小区搞卫生、看车棚,今天摇身一变,或兢兢业业或威风凛凛,套着红袖章在小区门口检查各种版本的通行证,让人不知不觉地想到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戴红袖章有浓厚的血统色彩。风魔一时的以北京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用贵重的紫红丝绒布做袖章,突出他们高贵的身份。全国其他地方的红卫兵只能用普通红布,高级一点的用红绸子做。虽然这些人互不隶属,可阶级立场和革命斗志一个比一个叫得响,不服气的就来场“文攻武卫”,甚至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他们都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运动对象和“黑五类”子女一律不得加入他们的组织,也不准戴红袖章,否则,会玷污组织的清白,成为对方攻击的把柄。

那时,父亲被打成“叛徒、走资派、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母亲被打成“走资派、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俩人都是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对象,双双被勒令戴上黑袖章。而当时的我,是个刚上中学才不到一年,从众心理和归属感都很强的半大孩子。由于父母的缘故,不能像“红五类”同学一样戴上红袖章闹革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但如果要提出加入他们的组织,从而戴上红袖章,肯定会招来无尽的嘲弄和羞辱。

而我妹妹,那年只有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也与红袖章无缘!那时候,小学生一般不强调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就像小时候我们戴红领巾一样,按惯例,顺理成章成为‘红小兵’。可是,妹妹一天放学回来向母亲哭诉:全班同学都戴上红袖章当上了‘红小兵’,就她一人不是。

我清楚地记得,性情温和的母亲顿时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不管不顾地带着妹妹到学校找她的班主任,就是想问个明白,哪怕听到“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早退”这样的理由,也觉得宽慰。可是,班主任冷冰冰地撂下一句:‘我们这样决定是有根据的。她的阶级立场不稳,就不能参加红小兵!’天哪,难道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不吃母亲煮的饭,不喝母亲烧的水,才算彻底划清阶级阵线,站稳阶级立场?!

其实‘文革’前,父亲是师范学校的校长,母亲是垄坊路小学校长。妹妹就读的是师范附小。垄坊路小学又和师范附小同属一个辅导区,两校之间交流非常密切,母亲和他们都算是熟人。可为什么他们要对妹妹这样?也许我们家就我和妹妹俩孩子,日子还算过得去,至少一家人其乐融融?也许正因为大家知根知底,反而招致一些日子过得不太如意的人心理失衡,在你落难之时,毫不犹豫底落井下石?

几个月前,被突如其来、暴风雨般的斗争完全拖垮了精神和肉体的父亲,终于撒手人寰。正当一家人深陷在张皇失措和失去至亲的悲痛中,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并没有因为失去了最重要的批斗对象而罢手,反而更加气恼和疯狂。他们挥舞着戴着红袖章的胳膊,再一次冲到我家翻箱倒柜。

最后,他们找到一套父亲的旧中山装,用竹竿和稻草扎了个草人,浩浩荡荡一路游行到市中心。

时至今天,当我又重新看到红袖章,立马想到文革时铺天盖地的红袖章,从心底里涌出无来由的感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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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回复 悄悄话 民族文化基因。
yshen05 回复 悄悄话 To Jiajia28:
会的。唉
Jiajia28 回复 悄悄话 希望悲劇不會在華夏大地重演。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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