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小时代”(三)

小时候，我们家属院的大人们，统称院子里八、九、头十岁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为“发物头子”，小点的为“鼻涕虫”。

这些 “发物头子”和“鼻涕虫”们时常在夏日的午后或傍晚，在腰间或屁股后面别着，或手上挥舞着木头的、泥巴的、硬纸壳做的手枪，封自己为“游击队大队长”或“白匪司令官，组织一帮大大小小的“发物头子”、“鼻涕虫”，拖着长棍枪，拿着短棍刀，分出两支队伍，一支扮红军，一支扮白匪，在院子里冲啊，打啊，杀的，常常闹的鸡飞狗跳，大人小孩不安，个把两个小时下来，个个满头大汗、人人满身灰土、有的拖鞋拉袜、有的鼻青眼肿，有的鬼哭狼嚎。最后，以家长们各自领着自家的孩子上别人家门口，或讨伐谩骂，或赔礼道歉收场。

父母的乖乖女、奶奶的大小姐、在学校足“三好学生”，胳膊上挂“三条杠”的我，从没正眼瞧过这帮臭小子，更不要说混在他们一堆玩了。谁知，那年夏天，我不但和他们玩过一回，还有幸当了这帮“发物头子”的指挥官。

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下午，父亲单位的工会干部张叔，召集家属院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几十号正在上“赭小”的学龄孩子们开会，说要去离家不远的小赭山玩“打游击”。孩子们，特别是男孩们别提多高兴了，那可是一次“大人”组织的“学军事”的政治活动，是一次名正言顺的“打游击”，家长们不可能反对，我们女孩子不愿意参加也不行。

出发之前，张叔给全体孩子做了“战斗总动员”，要求大家：从小学解放军，服从命令听指挥。游戏的规则是：全体孩子们分成两队，一队扮红军，一队扮白军。白军的队伍被红军打散，全部逃亡在山上丛林中，红军战士们要把他们全部找到并俘虏。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山上玩“藏猫猫”的游戏。

张叔指定我为“红军大队长”，“白军司令”由另一名平时学习稍好一点的男孩子担当。

小赭山在赭山公园后面，从前山公园的牌坊后面有一条蜿蜒的小土路可以绕过去，平时没有什么游人。我们这些住在山脚下的孩子，前山的公园和动物园早已玩腻，而后山的山坡很陡，要上去的话，不说从前山绕过去，就是从山脚下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爬上去也不容易。而且，山坡上坑坑凹凹，长的尽是高高低低的杂树，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平时女孩子们除了挖野菜，掘红土腌咸鸭蛋，谁也不去。今天，张叔带我们名正言顺地去玩，大家太高兴了！

那天，孩子们玩的都很积极、投入。大家在树林中，你藏我找，不时发出找到白军的欢呼声和白军的逃跑声，根本没发生什么打架吵嘴的事情。我也非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那些“发物头子“都乖乖地听我的“命令”。凡是抓到的“俘虏”，全部送到山下“大队部”，由本人负责派人“看押”，而那个白军司令最后当然也被俘虏了。

太阳下山了，我们这支红、白两派“泥猴”，合并成一支队伍，排着队，大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革命歌曲，开心地回到了家。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和“发物头子”们在一起玩，并做了他们的头子，感觉还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