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
记录人生
1966年5月中旬，刚过完十三岁生日的我，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我也和同学们一样，每天抄/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在文艺战线上的“流毒”，甚至还把平时在生活、学习中和同学们闹的小矛盾也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拿来批判，积极的很。
不久，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被他的工作单位又揪了出来，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漏划地主”，在单位成天戴着“白袖章”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我自然成了“狗崽女”。
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年代，一些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城市贫民的“红五类”同学，戴着“红卫兵”袖章，校内校外地搞“打、砸、抢”神气的很。而一向性格活泼，积极上进的我，只能低调做人，不敢让同学知道我的父亲也是他们要彻底“打倒、斗臭”的一员，也不敢申请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甚至在填“政审”表时，还天真地想到父亲曾经是建工学校的老师，便自作主张地把家庭成份从“贫农”改为不显眼的灰色——“职工” ，以免招人注意、引祸上身。
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奶奶在家成天提心吊胆，唉声叹气。母亲虽然出身贫寒，但也受父亲的连累，在她的单位里受人欺负、谩骂，日子过的委屈的很。因为害怕被抄家，母亲甚至自己把家里一切可能是“封、资、修”的东西都找出来烧掉、毁掉，连我积存多年的的书画、杂志、小说也不放过。家里唯一，且每天都要用的，绘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双料大脸盆终因是新买的，质量又好，母亲摔了半天也只掉了几片磁，实在破坏不了，且也舍不得再砸，只好里外涂上红漆了事（这只脸盆我从下乡用到出国）。奶奶的祖传陪嫁——八个小巧玲珑、透明雕花的鹅黄色“鸡蛋壳”茶碗，也被她砸了个稀巴烂，且碎片被分散扔的不知东南西北。为此，奶奶心疼了好些年。
为了逃避学校和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烦心事，当年八月，我和十个自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学，自动到近郊一个同学父亲是生产队长的村子里参加双抢——“夏收、夏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谢谢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