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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母亲(1)

(2019-12-06 09:08:16) 下一个

公元2007 年底,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回国探亲扫墓,小弟递给我一张三寸见方的纸片,说是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纸片上写着我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他们的工作单位等。捧着这张卡片,我流泪了,这是我的出生证明,当时用来报户口的。母亲精心保留了这小小的卡片,整整半个多世纪啊!

1953年5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的家庭里。

母亲曾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白白胖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乖巧女孩,整本的苏联儿童诗歌选,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市府机关大院,大院里的叔叔阿姨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把我从保姆手里接过去,同事间传着逗我,要我背诗,半天也回不到保姆身边。我的保姆常因此闲坐打瞌睡。后来,母亲又生了大妹。大妹的保姆也像我的保姆一样清闲,不过她会做鞋,她做了许多小花鞋,大妹穿不了,被她一串串地带回了农村老家。再后来,我们姊妹俩大了些,双双被送进了市委机关的托儿所。

“机关托儿所”是全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必须自己铺床叠被穿衣服,只有在周六的下午回家,周日晚送回去。我在托儿所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大妹洗脸梳小辫,有时还误了吃早饭。长大后,我把在托儿所的这些事讲给母亲听,母亲听的直掉泪。据母亲回忆:那时,她和父亲工作极度的忙,根本没时间管我们,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也顾不上接我们回家。有一次,我在托儿所生病住院,在医院得了“优秀小病员”奖,周六带了小红花回家,她才知道我病过。 

1958年1月,父亲因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妹出生刚两个月,家里也没有了保姆,母亲只好把大妹丢给父亲,小妹送到江北农村给人喂养,带着四岁多点的我到芜湖近郊的农村下放劳动。

跟着母亲在农村的那段日子,是我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日子。母亲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开会、搞运动,像在城里一样忙,根本管不了我。我和农家的孩子一样,村里、田里、地里的疯玩,开心的很。记得有次,我不小心跌在水田里,害怕挨妈妈骂,把满身泥水的脏衣服,偷偷地塞进她的衣箱。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妈妈发现了没有。那时,只有天黑后,全队的人一起在食堂吃大锅饭,我才能见着妈妈,表现的像个小姑娘的模样,规规矩矩。粮食困难时期,母亲把她结婚时的一块瑞士表卖了,来这里买了一麻袋野菜回家,掺和在杂粮里吃了好些日子,已是后话。

1959年初,父亲的问题缓和下来,母亲才带着我从农村返回城里。

回到城里后,母亲当了名小学教师。我也随着母亲在学校附近的“青山幼儿园”上大班。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还荣获“优秀儿童奖”,戴上平生第一枚毛主席的金色像章呢!

秋天到了,六岁多点的我,幼儿园毕业,跟班来到母亲的学校读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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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很麻烦 回复 悄悄话 那时五六十年代全托幼儿园的生活很值得回忆,我是文革中后期上全托感觉基本与你一样
快乐红宝石19 回复 悄悄话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story! I was very moved by you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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