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
记录人生
公元2007 年底，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回国探亲扫墓，在家庭聚会上，小弟递给我一张三寸见方的纸片，说是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纸片上写着我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他们的工作单位等。捧着这张卡片，我泪眼模糊。这可是我当年的出生证啊。性格大咧咧的母亲精心保留了这小小的卡片整整六十多年，这里面包含了她老人家对我的多少爱啊！
1953年5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的家庭里。
母亲曾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白白胖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乖巧女孩，不到五岁，整本的苏联儿童诗歌选，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那时，我们家住在市府机关大院，大院里的叔叔阿姨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把我从保姆手里接过去，同事间传着逗我，半天也回不到保姆身边。我的保姆常因此闲坐打瞌睡。后来，母亲又生了大妹。大妹的保姆也像我的保姆一样清闲，不过她会做鞋，她做了许多小花鞋，大妹穿不了，被她一串串地带回了农村老家。再后来，我们姊妹俩大了些，双双被送进了市委机关的托儿所。
“机关托儿所”是全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必须自己铺床叠被穿衣服，只有在周六的下午回家，周日晚送回去。我在托儿所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大妹洗脸梳小辫，有时还误了吃早饭。长大后，我把在托儿所的这些事讲给母亲听，母亲听的直掉泪。据母亲回忆：那时，她和父亲工作极度的忙，根本没时间管我们，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也顾不上接我们回家。有一次，我在托儿所生病住院，在医院得了“优秀小病员”奖，周六带了小红花回家，她才知道我病过。
1958年1月，父亲因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妹出生刚两个月，家里也没有保姆，母亲只好把大妹丢给父亲，小妹送到江北农村给人喂养，带着四岁多点的我到芜湖近郊的农村下放劳动。
跟着母亲在农村的那段日子，是我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日子。母亲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开会、搞运动，像在城里一样忙，根本管不了我。我和农家的孩子一样，村里、田里、地里的疯玩，开心的很。记得有次，我不小心跌在水田里，害怕挨妈妈骂，偷偷地溜进屋里，把满身泥水的脏衣服，塞进她的皮箱。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妈妈到底发现了没有。那时，只有天黑后，全生产队的人一起在食堂吃大锅饭，我才能见着妈妈，表现的像个小姑娘一样，乖乖的坐着吃饭。粮食困难时期，母亲把她结婚时的一块瑞士表卖了，来这里买了一麻袋苦野菜回家，掺和在杂粮里吃了好些日子，已是后话。
1959年初，父亲的问题缓和下来，母亲才带着我从农村返回城里。
回到城里后，母亲不愿回原机关工作，当了名小学教师。我也随着母亲在学校附近的“青山幼儿园”上大班。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还荣获“优秀儿童奖”，戴上平生第一枚毛主席的金黄色像章呢！
秋天到了，六岁多点的我，幼儿园毕业，跟班来到母亲的学校读一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