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脑的自动筛选,“赭小”的老师,大多数在我的印象中模糊了,但周老师、席老师和吴老师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却始终清晰可见。
周老师那时是市级优秀教师,带我们六(二)班主任兼算术老师。他,瘦瘦高高的,留着二八小分头,三十岁左右,对我们非常严厉。上课时,如果谁打瞌睡或低头做沉思状,他的粉笔头就会突然、准确地砸到谁的头顶上。我不太喜欢算术,尤其对时间、距离和速度的计算公式怎么也搞不清楚,自然对周老师敬而远之。可是,在考中学时,还是碰到这样的题目。文革期间,周老师上调到市里的第八中学教数学,直到退休。
席老师教我们六年级语文。他的年纪可能比周老师大一些,秃顶,不拘言笑,可教学严格、认真,特别是在我们备考中学期间,对我们更加严厉。记得那时,他把每周一次例行的周记发展到每天一篇的日记,还常搞突然袭击让我们板演作文。我偏科语文,不怕他。记得有次,席老师头天布置我们第二天要写“日出”的作文。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一位同学就爬上了赭山顶,可山顶上的杂草树木挡着我们看日出的最佳视角。没办法,我俩便敲开身旁市防火台的铁门,万般恳求警察叔叔让我们登上观火台看日出。观火台可是全市的防火重地啊,他当然不同意,可架不住我俩死皮赖脸的硬磨,最终让我俩上去了。
记得那时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便是写毛笔字。有一天,我接连写了几个有个“讠”字旁的字,可就是歪歪扭扭不好看。席老师走过来,手把手的教我,顿时,“讠”站直了,字就好看了许多。我们班有个男生,毛笔字写的不是一般的好,特受席老师喜欢。可惜,独生儿子的他,家长从来不让他下水游泳,在小升中考试后,跟着会水的同学,站在青弋江大桥的栏杆上往下跳着玩,一下就没了影。
吴老师复员军人出身,教高年级体育兼校乒乓球教练。他,中等个、平头、粗壮、结实,大概也是三十岁左右,胸前常年挂只口哨。上起课来,口令、口哨震耳欲聋。不知为什么,同学们,特别是男生不大喜欢他,还给他起外号。记得那年夏天时的体育课,他让男同学们扛着几根粗大的毛竹,领着我们,在学校附近一条名叫“十字沟”的小河理学游泳。我们班那些会水的男生高兴地在里面摸爬滚打”,我们女生都不会水,只能扶着毛竹,扒在毛竹两边打水玩,后来不怕水了,才渐渐学学“狗爬”,在水里泡泡。自从学会“狗爬”后,我经常和一些同学们中午去那里玩水。周老师知道这些情况后,每天下午的第一节课前,站在教室门口,用指甲划同学们的胳膊,发现谁皮肤上有白痕就罚站,后来,我和同学们变了个法子,上岸后用清水冲一下,印痕就很难发现了。可能我是女生还是班干部吧,周老师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当然也从来没有罚站过。如今,我还没有忘记我的狗爬,时不时的还能在泳池理扑腾两下。
由于“赭小”离“神山”不远,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都要步行去那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可我天生胆小,每年去“神山”的时候都是壮着胆子,不离开人群。可是,每当祭扫仪式结束,自由活动开始时,那些胆大的男生就开始漫山遍野地玩游戏“打游击”,有些胆大的同学还抛死人骷髅吓唬女生开心。有一次,为了躲避死人骨头,我不小心踩进了烂棺材缝里,吓得尖叫,拔腿就逃。直到如今,一想到这些,心里还是不舒服。
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中考后的几天是阴历的七月十五。这天是佛教里“地藏王”的生日。赭山公园半山腰上的“广济寺”,号称“小九华”的山门里外,烧香的人群摩肩接踵。那天傍晚,我好奇的和几个同学,跟着人群,从大约三/四十度陡峭的石头台阶上手脚并用地爬进了寺门。平生第一次对着那些牛头马面,凶神恶煞,心里非常害怕的我,也跟着同学,随着那些拜佛的人群颤颤惊惊地对着庙里的地藏王、观音大士、肉身菩萨等菩萨磕头。过后,在返校的班会上,周老师要同学们举手承认谁去过“广济寺”磕了头,我举了手。周老师不但严厉地批评了大家一通,还特地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说是班干部带头搞迷信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从此,当时万般羞愧的我再也没跨过“广济寺”的大门。文革时,“广济寺”被砸,寺庙变成了工厂。文革后,寺里面的香火又重新兴旺起来。那年我回家,顺道赭山公园,花了五块钱的门票,又踏进了“广济寺”的门坎。可此时此刻早已不是当年的我和祂了。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当年一个娇小的女娃娃,变成了现在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大都模糊不清,然而,“赭小时代”的四年半时光,却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