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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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第一次发现，第一次大爆发
自从九八年发生“SVC事件”以后，尽管每年北京地区的出口观赏渔场都能按照规定，每年两次抽样送到实验室里检疫。但SVC病毒仿佛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发现。但我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监测的范围仅限于出口观赏渔场，还有许多仅在国内销售的观赏渔场和养食用鱼的鲤鱼养殖场并没有被监测。要想发现SVC，就只有靠运气了。
二零零二年四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跟中国经常进行观赏鱼贸易的渔场爆发了SVC，分离到的病毒经鉴定是“中国株”。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在进口鱼中查到病毒，但来源几乎不容置疑。同年六月二日，由北京施园渔场送来的锦鲤样品中分离到病毒，但检查结果仅为SVC可疑，无法最后确认。这些情况令人感到沉甸甸的压力
领导们也意识到了形势严峻。第二年年初，国家质检总局动植司发文，要求成立《全国水生动物疫病检疫协作组》，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寻找SVC。为此又特别下达了第五十六号通知《关于开展鲤春病毒疫情调查的通知》。协作组于三月成立。经过讨论，决定先在广东、黑龙江、北京、天津、江苏、福建、浙江、湖北、深圳、海南这十个管辖区内进行摸底调查。我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观赏鱼几乎都是从上海出去的，又要求加上了上海这个点。很快，大量的样品在两个月内从全国各地送到深圳。果然不出所料，在天津和上海的送检样品中发现了SVC病毒。天津和北京的出口渔场本来在地理位置上就是邻居，而上海是出口美国的主要口岸。在这两个地方发现SVC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与此同时，去年在北京施园渔场分离到的病毒用修改过的新方法再次进行鉴定时，也确认了它就是SVC病毒。这样，二零零三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都确认存在SVC。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考虑到如果继续出口，有可能会被进口国检测到我国的观赏鱼带有病毒，同时还不清楚该如何向国际上报告这个问题。于是总局下令暂停出口观赏鱼。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很快，好几个国家都知道中国的金鱼和锦鲤好像是出问题了。OIE鱼病委员会的主席Barry立刻来信询问：“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如果咬着牙说中国没有SVC，显然不可能长期保密下去，将来在国际上会更难打交道。就如实地告诉他：“中国刚刚发现了一例SVC。但由于我们还没有理顺报告的程序，这对一个大国而言有一定困难，因此不能马上公布，希望能给予理解。”Barry立即回信给我，表示能理解我的苦衷。但也告诉我，事情不要拖得太久。希望能尽快说服有关部门，把疫情向OIE报告。考虑到中国当时还没有正式加入OIE，建议我们通过NACA转报。
我考虑再三，给总局动检处写了一份《关于我国观赏鱼监管渔场SVC感染情况的紧急报告》。在介绍了二零零三年的监测情况后，特别指出“疫情亟需透明化”的问题：“我国一直没有向国外公布中国SVCV的感染情况及流行区域，这样无形中加重了国外对中国金鱼带有SVCV的猜疑，使中国出口金鱼的可信度大大降低。而且已经有一些非官方的渠道，将我们所开展调查的结果向外泄露。……到那时，我们将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 至少，我国检疫部门的信任度和形象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及时向外界公布我国SVCV的疫情及有效的处理和控制情况。这样做，一方面只会对个别养殖场短期内（两年）的养殖和出口贸易造成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国出口观赏鱼的诚信度，不但不会对国内整个观赏鱼出口贸易带来巨大损失，反而会拓展市场，使更多优质观赏鱼通过我们严格的检疫监管，而走向世界。”
这份报告从质检总局转到了农业部。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得到结果：农业部第三季度通过NACA的疫情报告系统向OIE发布了中国在天津的观赏鱼中发现SVC病毒的报告。
报告一发出，Barry立即来信，表示非常高兴。他称赞中国“终于走出了疫情透明化的第一步”，认为中国还是可信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蓝天，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尽管质检总局动植司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出口观赏鱼任务的口岸务必严格把关，一定不要让带有SVC病毒的鱼漏网。但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英国的Barry给我来信，说从自北京浩海渔场出口的锦鲤中又发现了SVC，要求中方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并把结果告诉英方。
我立即把这封信转给动植司。领导们非常恼火，要求北京局重新采样，核实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北京局查了一下检测记录，确实没有在那批鱼里检测到有SVC病毒，只好再次采样复查。这次他们从浩海渔场不同地点一共采集了十份样品，每份各取一半留给自己复查，另外一半送到深圳实验室复查。结果是，北京局仍然查不到一个阳性，而深圳实验室从中查到两个阳性。当我们于四月二十二日把阳性样品的编号发回北京局核实时，他们看了不禁大跌眼镜：这两份阳性样品正是浩海渔场把鱼发往国外时用的暂养池和包装车间里剩下没发完的鱼。北京局这时才意识到，可能是检测方法出了问题。于是请我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于四月二十六号来到北京局的实验室后，认真检查了他们的实验记录，很快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取样部位有些问题。规程指定要取鱼的肝、脾、肾和脑，而他们取的是肾和肠道。二是规程规定样品要通过离心除菌，而他们是用过滤器除菌的。
对第一个问题，我解释说：“肠道里病毒量很少，而干扰物质很多，不宜采用。肾在感染早期是有病毒，但在感染晚期就会消失，所以只取肾是很容易漏检的。”对这个问题他们能理解和接受。但对第二个问题则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用过滤器除菌？我们兽医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干的。不信你可以随便问哪个老兽医。”我不禁笑了起来：“这是水生动物啊。你看看OIE出版的水生动物疾病诊断手册，随便哪一个章节，哪一个病毒在检测过程中是用过滤器来除菌的？”他们半信半疑地翻看手册。看着看着，不由得说：“哎呀，真的跟兽医手册写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鱼病毒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处在最适增殖温度下，无法像陆生动物那样在体内能很快地大量增殖。所以鱼体内经常只有很少量的病毒。如果用过滤器除菌，理论上病毒能通过过滤器，但实际上要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对陆生动物体内有足够多病毒的情况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鱼来说可能就没有病毒了。所以不能用过滤器除菌。”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由于我国自从对全国的出口观赏渔场实行了注册监管制度以来，实际上是把每个渔场都独立地划分成一个个小小的区域。当在浩海渔场发现SVC后，我们只是通报英国方面，取消了浩海渔场的出口资格，其病毒来源还有待追查。这样对全国其它的观赏鱼出口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稍稍松了一口气。相互安慰说：“还好，问题不大，就是影响一个渔场。”
可惜，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晚，江苏推广站送来一批生病死亡的鲤鱼苗，报告说在新沂地区有几个良种场的鲤鱼苗五月前后大批死亡，初步估计死亡一亿七千万尾，情况看来非常紧急。我们立刻加班加点地对病毒进行分离和鉴定，几天后就得到结果：确实是SVC病毒。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食用鲤鱼中发现这个病毒，也是第一次因SVC爆发引起大规模死亡的事件！检测结果报上去以后，农业部渔业局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准备采取大规模控制措施。由于这是第一次对水生动物疾病采取措施，完全没有经验。就临时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希望我尽快赶去新沂。
五月二十一日晚，我乘飞机从深圳赶往徐州。在机场等着接我的汽车把我从徐州带到新沂时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早，专家组就开会分析情况。原来，新沂有八个渔场的鱼苗在半个月内先后发生大规模死亡。其中有两个良种场，每年的鱼苗是卖到天津，然后通过天津卖到北方各省。而这里的鱼苗最初又是从无锡和不明来源的鱼贩子带过来的。新沂在江苏、山东和河南的交界处，这些鱼苗也经常相互买卖，而且去年曾经听说山东和河南已经发生过鲤鱼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只不过没有上报而已……。听到这些消息，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由于国内对水生动物疫病监管的缺失，这些严重问题都没能进行控制和管理，连信息都没能及时送上来。看来SVC早就在国内某些地区扩散了。该怎么办？大家讨论了一会就说：“我们先把新沂的情况摸清楚再说吧。”
下午，我们到各发病渔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除了一、两个渔场是由于水质和缺氧引起鱼死亡外，其它几个渔场的鱼大批死亡确实是由SVC病毒引起的。由这个病引起的死鱼数量估计在一亿尾以上。另外，通过追踪询问和取样调查，发现鱼苗的人为流通是传播疫病的主要原因。就这次疫病来说，新沂的省良种场和无锡的国家良种场是SVC病毒的重要传染源。必须锁定这两个良种场，对它们进行扑杀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威胁。
渔业局领导看到这个初步报告后，提出“控制疫情、减少损失、缩小影响”的十二字的工作方针。由于水生动物扑杀不像杀猪和杀鸡，除了杀鱼外还要处理那么多水，做这些工作需要大量资金。农业部通过协调，破例从兽医局搞到了几百万元。花了很大力气，才完成了扑杀工作。由于后面的工作都是行政行为，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三天就赶回了深圳。又是在深夜才飞回深圳，在回家的汽车上忍不住呕吐起来。这才感到几天来的辛苦和劳累。
新沂的这次SVC大爆发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也有不小的收获。首先，我们终于摸清楚了SVC是怎样逐步扩散开来的：最开始可能是从国外引种时把病毒引进了北京，在观赏鱼中流行。当英国查到病毒以后，由于金三鱼公司隐瞒真相，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个渔场带毒，导致病毒继续在北京地区流行，并随着引种向天津、江苏一带扩散。终于从锦鲤和金鱼这些观赏鱼扩散到食用的鲤鱼，进入良种场。而每一个良种场就是一个很大的传染源，能污染一大片地区。这样，SVC就从无锡，江苏，然后向河北、山东直到天津。而天津的良种场则对向东北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样勾画出来的路线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外来的病毒是怎样从一个地区向其它地区逐渐扩散开来的。其次，这个事件让我们第一次尝试对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控方式进行了探索。从这以后，渔业局责成各地水产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针对各种疫病的应急预案，有些省还进行了演习。如果今后再发生像九三年那样的对虾白斑病大爆发，我相信一定会有相应措施，损失也不会那么大了。第三，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各地的良种场在病原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可以说：如果能控制苗种场，就能基本上控制疾病的流行。后来的流行病学监测中也多次证实了这个结论。这就为几年后农业部渔业局出台一系列的水生动物苗种管理规程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这些规程也为今后控制疫病提供了法规上的支撑。这也算是不幸中的收获吧！？
从二零零四年起，质检总局和农业部都开始执行越来越广泛的SVC监测计划。大量的样品从全国各地送来，深圳实验室的工作量骤然成倍增加。我们经常加班到半夜、下半夜，甚至到第二天清早。然而不幸的是，监测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管，以及没有足够的疫病防控知识，给SVC的传播提供了机会。SVC就这样从无到有在中国大地上无情地扩散开来。从二零零三年发现三例，到二零零四年的十二例……，到二零零七年，深圳实验室监测到的SVC阳性就有三十九例。地区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西、重庆和东北三省。
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在国内扑灭SVC已经是不可能。鲤鱼在淡水鱼中的产量几乎占到五分之一，如果将来出现像对虾白斑病那样的大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监测它的变化，限制带病鱼的流通，扑杀爆发疾病的渔场，把全国性大爆发的可能变成散在性的流行，把损失限制在最低限度。
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谁也不知道。还是求老天保佑吧！
病毒、隐瞒，听起来好像挺熟悉。
希望江老师尽快整理出版该书。
赶紧行动吧！
我是到深圳好几年以后才知道制服是上班才穿的。从来也没有谁跟我说过这个规定。不过，检疫部门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不仅是四季的外衣外裤，连长短袖的衬衣、皮鞋、皮带、毛衣、毛背心、领带、大衣、风衣和羽绒服等都发，直到今天退休十二年了，还剩几件衬衣和裤子，怎么也穿不完，也很难分清楚上下班。其他同事好像也有下班穿着制服的，不过就我穿的时间最长吧。因为我来深圳后把原先的衣服都拿去扶贫了。也没有不是制服的衣服穿了。所以后来我就学着别人，进餐馆时把肩章取下来，免得说是吃霸王餐。平时把白大褂往身上一裹，也看不见。就这样混了十几年。
不过深圳当时可能是比较……。讲个笑话。刚来那年，有个公司请我们吃饭，说过年了，每个人送个100元的购物卡，表示表示。想想一百元也没有什么，就没在意。同桌子的领导拿着我的卡，开玩笑说：“你的卡是几个八，好吉利啊！”我想也没想就说：“那就换个卡吧，我不信这个。”领导连忙把自己的卡收到口袋里，旁边人踢了我一脚：“你怎么可以跟领导换卡？你知道他的卡里是多少钱吗？”我这才如梦初醒。呵呵，碰见我们这样的木瓜脑袋，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我在深圳发展比较快，得益于有前几十年的积累。没有我在工厂和水生所得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事情不可能应付得那样得心应手。
至于问我在深圳还有没有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作声了。能看到也不说了。刚来时有人告诉他们我会透视。结果我讲课时，女孩子都躲在后面听，不敢坐到前面。我听说此事后哭笑不得，难道我看人就是刚好看到把衣服脱光？不可思议！所以后来谁叫我看都不干了，看到什么也不说了。不过随着年龄增大，看起来越来越费劲，更多的是感觉，或者直觉了，但事实证明这些直觉都是对的。
好像回忆录快发完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我写回忆录写了六年，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中国这几十年的真实情况。这本回忆录在国内发表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所以只可能在国外的网站上发表。能这样让大家看到，我已经很知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将来还能继续保持联系！并祝大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健康！
江育林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