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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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亚太
自从我九三年去泰国参加国际会议以后，我又参加了几次亚太地区的水产病害方面的会议。如九五年五月去马来西亚参加《亚太地区水产养殖健康管理专家论证会》，九六年五月去菲律宾参加《水产养殖中化学药品使用专家论证会》, 同年，我被当选为亚洲鱼病学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九七年七月去泰国参加《水产品的食品安全专家小组会议》等等。几次会议中几乎都只有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而NACA才成立几年，很希望各国能大力支持它的发展。中国又是个大国，NACA自然就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希望我能多为NACA做些工作。所以当九七年我去泰国曼谷的NACA总部开会时，会议期间NACA和FAO的头分别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做他们专家组的成员。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每年需要来这里开一、两次会，讨论解决一些问题。费用由NACA支付。
第三届亚洲鱼病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听到这话，我心里也觉得很有必要。既然我现在改行搞检疫了，检疫本来就是和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能和国外有较多的交流，就能更多了解国际上关于水产养殖病害控制和检疫方面的信息。这对我国目前逐渐开放的形势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但是，当时我国对出国审批制度非常繁琐。像我要出一次国，先要向技术中心打报告，转到深圳局批，然后由深圳局发文给国家局。转上一圈，经过几个领导签字，然后发文通知深圳局同意了，于是才能开始办理出国有关手续：取护照，送外事部门，送大使馆办理签证，再送回深圳。即便全线绿灯，没有中途被打回来重新搞过，也要一个多月。而国外根本不理解这个过程，往往是事到临头才发出邀请信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要经常出国会非常困难。于是我对NACA的头说：“你们最好给我发一个正式文件，我好得到国家的同意。另外，你们也看到了，在中国要办理出国手续需要很长时间，希望你们将来在邀请我出国开会时，尽早地给我发出通知，否则我可能很难及时赶到。”
从泰国回来后，我立即给深圳局打了个报告，讲明了当专家组成员对我国的好处，希望得到批准。很快，深圳局就把报告递到了国家局，并于九月一日得到正式批复：《同意江育林同志作为NACA地区工作组成员》。
接到这个批复，我松了一口气。以后再出国参加NACA的会议，拿着这个批复就能很快地办好国内的手续。手续简化很多，能节省很多时间，而且由于不用考虑经费问题，麻烦事情也少了许多。
九七年十一月，NACA正式发来邀请信。提到他们准备开展制定“发展亚洲地区为可靠地转送水产动物的健康证书技术指南”的一个五年计划项目。为此正式成立两个专家委员会。一个是由亚太本地区的专家组成，叫做地区工作组（RWG）。另一个是由亚太以外的专家组成，叫技术支持服务组（TSS）。邀请信中非常诚恳地提出：亚太地区需要迅速改变在该地区缺乏对水产动物疾病进行防控和检疫的落后形势，FAO和NACA提出一个发展和执行这个技术指南的项目。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个指南的发展、执行和修改。根据我过去在这个领域中所作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贡献，FAO和NACA感到我作为工作组的成员是有用的和必要的。希望我能参加这个项目。
九八年一月十二日到二十一日，在泰国曼谷的NACA总部召集地区专家工作组和技术顾问组所有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许多搞鱼病的同行，原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见到的一些科学家怎么也都像我一样，开始参与到检疫方面的工作了？其中有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专家如泰国的K.Tonguthai, 菲律宾的L.P.Celia, 马来西亚M.Shariff等就在地区工作组，而欧美和澳洲的专家如英国的B.Hill，加拿大的J.R.Arthur等在技术服务组。据说美国的R.Hedrick也在参与和检疫有关的事情。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奇怪。近十几年来，全世界水产品产量增长非常快，据说到二零三零年后将会超过猪、牛、鸡等陆生动物的产量。更重要的是产量增长主要来自水产养殖而不是捕捞，目前有些国家的养殖产量已经开始超过捕捞产量。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水生动物疾病，并且存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病原的风险。因此，各国就都开始关注水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了。然而过去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陆生动物的检疫上，鱼虾贝等水生动物的检疫几乎是个空白，所以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本国搞鱼病研究的科学家身上。这些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检疫对保护本国的水产养殖，控制疾病的传播有很重要的作用，于是也慢慢地转到这条战线上来了。这是大势所趋的必然要求啊！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看到一些原来在一起搞学术研究的国际同行，又可以向他们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得到很多新的信息。我很庆幸能来这里，看来我的路走对了。
最重要的是，我和这些国家的同行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和私人感情。在后来中国水生动物出口时发生的种种突发事件，都是通过这些私人渠道，也叫“热线联系”吧，逐个得到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九七年十一月，NACA正式邀请我作为亚太地区工作组（RWG）成员算起，二零零零年项目完成后，又成立了《水生动物健康管理地区咨询小组》。开始只有三个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七、八个，我也一直在里面工作，前前后后在专家组里呆了十多年。参加了数十次会议，和很多国家的同行取得了联系。并被派往越南、香港等地做顾问，解决那里的鱼病问题。还协助培训越南的技术人员，为NACA做了很多事情，同时也为促进我国水生动物检疫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次我走出国门，走向亚太，无论是对我们国家，还是对我国的检疫系统，都带来了很多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