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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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深圳分离到新病毒
九七年元月，深圳关外的一个甲鱼养殖场找到我们，请我们去看甲鱼病。一到甲鱼场，那里患病甲鱼的临床症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甲鱼脖子红通通的，有点肿大。一看就像是病毒感染。我挑了几个病甲鱼，打算带回去。小郑问我：“这甲鱼带回去打算怎么搞？”我解释说：“做做病毒分离试验，看能否分离到新病毒出来。”
回到实验室，我带着小陈和小郑，把内脏取出，处理后接种到细胞里，然后放到培养箱里培养。果然几天后，细胞就出现了病变，提示里面确实有病毒。随后我就对病毒进行了理化特性、生物学特性等进行了研究。对一个新分离到的病毒进行研究，对我而言是小菜一碟。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做试验，使他们学到不少东西。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我们基本上搞清了病毒的特性。最后就是在电镜下观察病毒的形态了。深圳是个新型城市，当时没有一个单位配备有电子显微镜。我就和小陈一起去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找他们电镜室帮忙。好在动检实验室跟他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观察病毒的工作。几个月内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圆满地做完了。
甲鱼红脖子病
甲鱼虹彩病毒电镜照片
虽然分离个把新病毒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检疫系统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成果。大家都感到很新奇，也很兴奋。想想这也可以理解。十年前即便是中科院的水生所和病毒所，不也是为了一个草鱼出血病争得不可开交吗？现在谁也不当回事了。事情都是在发展的啊。
完成了甲鱼红脖子病的研究后，领导们希望能搞个鉴定会，争取将来能拿去报奖。我想得很简单：不就是找几个专家来评评，写个鉴定意见就完了吗？我想起原水生所的老所长潘金培老师早就调到广州的中科院南海所来了，于是就把他请过来当评委。另外还请来了青岛海洋大学的俞开康教授。
开鉴定会那天，我们请深圳市科技局也派人来参加。局里想到赵副局长是搞科研出身，就派他来主持会议。
一切就绪，会议开始。按照习惯，大家先互相介绍。潘老师拿出名片依次发给大家。赵副局长看到名片上印的“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就呆住了，不由得叫了起来：“嘿嘿，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我怎么能接待？还是去换个大点的头来主持吧。”市科技局派来的人看来也是个小科员，她也害怕地站起来说：“我是不是也要去向市政府报告一下，叫他们派人来接待？”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我没有想到因为潘老师的职务问题会令他们如此紧张。但一想到辛辛苦苦准备了几天的事情，如果按他们那么做，今天的鉴定会就泡汤了！我着急了，连忙站起来跟他们解释：“我可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想到他是我的老师，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权威，所以就叫他来主持这个鉴定会的。不要再折腾了吧，否则这个会就开不成了。”潘老师也摆摆手说：“不要这样嘛！这是学术会议，又不是官方的什么会。不要搞得太正式了，叫人很难受。还是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个鉴定会开完算了。”
看到“省政协副主席”发话，他们才勉强坐下来。潘老师很认真地主持鉴定会，戴着眼镜一字一句地修改鉴定意见。我看着他，不由得想：潘老师现在肯定跟我一样，只是把自己当作教授，决不会在这里还把自己当作“党和国家领导人”。
鉴定会半天就开完了。下午，我带着他们到深圳野生动物园去参观。刚回到实验室，还没有吃晚饭，广东省安全局的人就打电话过来：“潘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里？请你们注意他的安全。麻烦你请他接电话。”我只好把电话递给潘老师。打完电话，潘老师叹了一口气：“唉，离开住地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要报告，随时都被人跟着，这种日子叫人很不舒服。小江，这真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付啊！”听到这话，我不置可否地看着潘老师。
经过评选，我们这个研究成果，九八年获得口岸动植物检疫科技进步一等奖。九九年又获得了深圳市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4年后在水生所工作，1987-1991年任所长。
曾任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起任)，中山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原全国政协常委，原第八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第七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广东省委主任委员。
你看现在领导做报告的题目有多长，足足三行。彰显新八股、做不做事先喊口号。
头衔和官帽哪儿都会看，但天朝把它们的重要性更是无限拔高。估计是全民族的思维惰性造成的：把需要逻辑思维领会的长篇大道理压缩成几个音节的简短信号岂不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