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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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
九八年一月十一日，当我作为NACA地区专家的身份去泰国曼谷参加NACA项目的第一次会议时，看到英国的Barry.Hill教授也在技术顾问组里。我们自八八年在慕尼黑的国际会议中认识后，已经成了好朋友。
Barry教授告诉我：今年五月将要在英国举行第四届低等脊椎动物病毒学术研讨会。会议地点就在英国的OIE参考实验室的所在地Weymouth。Barry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他非常希望我能参加这次会议。
“江，你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吗？”那天晚饭后，我们在酒店大堂里一边喝着饮料一边聊天。“我当然很想去。”我回答，同时也很认真地提醒他：“你知道在中国要出国的话，手续非常繁琐。要办很多手续，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最后拿到签证，而且还要能申请到经费才能成行。所以你必须尽早地给我发出邀请信，并且尽可能地强调要我去的重要性。否则我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了。”Barry教授点点头，笑着说：“好的，我开完会回去，首先就给你发邀请信。我一定会在信中强烈地邀请你参加会议。”
果然在他回去不久，就发来一封正式的邀请信，希望我能去参加会议。我立刻向国家局提出申请。提出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宣读关于从患红脖子病的甲鱼中分离到虹彩病毒的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二是希望能借这个机会从OIE参考实验室拿到一些鱼类细胞和鱼类病毒的标准毒株，为开展鱼类病毒病的检疫争取一些物质条件。三是试图和OIE参考实验室，以及和英国的检疫官员建立一条非官方的信息交流渠道，以便能随时进行沟通。这个提议立刻得到总局的赞同。还好离开会还有三个多月，时间倒是足够。我终于在出发之前办理好了一切手续。
五月十日，我到香港机场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香港去伦敦。这是我第一次去英国，也是自九三年以后再次重返欧洲。已经有五年没有去欧洲啦！我选了个靠窗户的位置。朝外面看去。下面的欧洲非常美丽，广阔而平坦的大地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蓝色小湖泊，犹如在天空中镶嵌着一粒粒的蓝宝石。我看看屏幕上显示的航路图。喔，这下面是芬兰。真美！
到达希思罗机场已是下午。这个机场真大！到达后的人如潮水般地涌向边检大厅，一眨眼队伍就排得看不到头了。但他们的工作效率也确实很高，没等多久，就办完手续，走出了机场。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了Barry教授帮我在伦敦预订的酒店。伦敦的房价很贵，特别在交通方便的市区里，那么小的一间单人间，厕所小到几乎连身都转不过来，还要九十英镑一晚。真叫人心疼。顾不得了，我一头扑到床上，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来到伦敦火车站，买了一张去Weymouth的火车票。车站里标识很清楚，人很多，但并不拥挤。我上了火车。看到还要走几个小时，就看起书来。火车走到一个站停了下来。我从书中抬起头来，发现人们都纷纷拿起行李下车。我奇怪地问他们:“这火车不是去Weymouth的吗？怎么都下车了？”这时我才搞清楚：原来这列火车只有前面一半是开往Weymouth的，而后面另外一半在这里就要被卸下来，然后重新装人开往另外一个地方。我吓了一跳，赶快提着箱子下来，转到前面的几节车厢去。心里不由得想：真会节约啊，连几节车厢都不放过。不过，如果没有严格而科学的调度，要做到这样也很困难呀。
下午，火车到了Weymouth。这只是一个小镇。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标有CEFAS（环境，渔业和水产养殖研究中心）的大楼。那确实是个很大的大楼。Barry 教授迎了出来，他现在是OIE参考实验室的头，还是英国农业部的首席顾问。他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特别是先进的养鱼房和实验动物房。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时，Barry教授看着我，突然问道：“江，你们实验室会做SVC的检测吗？”SVC是一种会导致鲤鱼大量死亡的严重疾病，即鲤春病毒血症的简称。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说:“我们已经分离过好几种病毒，如果样品中有SVC病毒，应当能够检测出来吧。不过我们没有参考毒株，也就没有标准。而没有阳性对照，实验的可信度存在一定问题。另外，细胞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也需要补充。”Barry教授点点头说：“是的，我也觉得你们应当能做这些检测。你需要什么参考毒株和细胞，我可以送给你一些。我们是OIE的参考实验室，有责任向你们提供这些东西。你返回中国时可以把它们带回去。好吗？”接着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中国每年向英国出口很多金鱼和锦鲤，这些鱼是能携带SVC病毒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我看看他，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但又没有说出来。
快下班前，Barry教授带我到安排好的住处。这是一个家庭旅馆，两层楼的别墅，二楼有很多房间。Barry教授笑着说：“这地方比酒店要便宜多了，但条件其实挺好的。你看行吗？”我看到房间里应有尽有，也点点头说：“不错，我很满意这个地方。谢谢你！”这里的条件真的很好。房东是个很和气的老太太，令我不禁想起在Murnau学德语时住的那个房东Simet太太。这几天早上，当我们一走进一楼饭厅，老太太就马上出来，很耐心地给我们一个个地煎肉片和鸡蛋。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面包，牛奶，酸奶和果汁，还有水果和果酱，不会比酒店差。几个外国客人都感到非常满意。
研讨会从十二号一直开到十五号。Barry教授把我的报告排在第三个，即第一天上午发言。大家对从甲鱼身上能分离到虹彩病毒很感兴趣。和在慕尼黑的第一次会议一样，人不是很多，整个期间只有四十三位学者作了口头发言。另外还有十五篇墙报，所以大家有充足的时间讨论。
在忙碌的交流和讨论之余，大会几乎每天晚上都安排了节目。十三号晚上，大巴把我们带到南开普敦的一个庄园。大家围坐在一张很长的条桌两边，吃着英国的经典食品，然后就坐在那里漫谈和跳舞。这次会议有几个俄罗斯和东欧的学者参加。可能和中国刚开放时一样，比较紧张，也很少跟人交谈，就坐在那里喝饮料。一个波兰的中年男子大概喝了不少酒，开始在那里胡说八道。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向我倾诉：“我们波兰真的很苦啊！你看，德国人要打苏联，从我们身上过去。苏联人要打德国，又从我们身上过去。我们得罪了谁呀，要把我们这样糟蹋？”我只好安慰他，直到他拿着酒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舞会开始了，我突然看到那个俄罗斯的女学者没人邀请她跳舞，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桌子旁，显得非常尴尬。我就走过去对她说：“想跳舞吗？不过我跳的不太好，行吗？”她惊喜地站起来，拉着我的手就跳了起来。我真的不会跳舞，好在刚进去一会，那支曲子就结束了，否则我可能会踩到她的脚。她也看出我不会跳舞，只是看到她很尴尬过来解围而已。很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我今天很高兴。”
在英国的Weymouth
十三号下午，大会组织我们参观了古老的阿伯兹布瑞里的热带花园。我也看不懂那里的历史，所以兴趣不大，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当跟随大家来到一个大花园里时，看到那里已经摆放了很多圆桌，上面放着一个个大杯子，里面装满了雪白的“冰淇淋”。五月的英国已经很热了。我惊讶地指着那些“冰淇淋”问Barry教授：“这么热的天气，这些冰淇淋怎么不会化掉呀？”Barry教授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江，这不是ice cream（冰淇淋），是cream（奶油）啊。”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吃得下去？但环顾四周，那些西方人一个个吃得好开心。看来西方和东方大不一样啊。后来，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古老的啤酒厂。虽然古老，但还能生产啤酒。最后还送给我们每人两瓶刚做的新鲜啤酒。
十五号上午，学术报告会结束，下午举行了两个小时的漫谈。这时我看出，搞鱼病的科学家们明显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单纯搞学术研究的，他们只对新发现感兴趣；另一类是和水生动物检疫有密切关系的，他们同时对OIE，对国际标准，对病害的流行非常关心。看来一部分人转向检疫真的是大势所趋啊！不过遗憾的是，德国的Ahne教授是属于不关心检疫的那一类。
下午开完讨论会，Barry教授就找到我说：“江，很高兴我们分别是英国和中国的检疫官。我们应当建立一些联系，以方便沟通，这样比直接通过政府部门对话能少产生一些误会。希望能跟你保持联系，特别要保持电子邮件的畅通。好吗？”他说的正是我想对他说的话，我当然同意。于是点点头说：“当然，中国搞水生动物检疫才刚刚起步，还希望你，也希望OIE，包括参考实验室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希望能给我们较多的宽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笑了:“我知道。放心吧，我也希望能在努力控制疾病的同时，也能促进水产品贸易的发展。”
十六号清早，天刚蒙蒙亮，Barry教授就赶来给我送行。他给我带来了几个病毒的参考毒株，还特地给我开了一张携带病毒的证明。另外还送给我好几种鱼类细胞。临走时，Barry教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祝你好运！请务必保持联系啊。”
我又回到了伦敦。一进酒店放下箱子，顾不上休息，立刻抓紧时间去参观伦敦的著名景点。在泰晤士河边，我看到古老的大笨钟，还有那著名的伦敦桥，并在桥上来回走了一趟。我很想看看伦敦桥在有大船穿过时怎样分成两半并抬起来让轮船过去的。但站在泰晤士河边等了半天也没有船来，天也快黑了。只好失望地往回走。
参观伦敦桥 跟Ahne和Bovo一起
在路上，我突然看到Ahne教授也在街上。他高兴地跟我打招呼：“嗨，江，你住在哪里？”原来他住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的地方，正出来打算找地方吃晚饭。我们刚走了几步，又看到来自意大利的Bovo教授也出来吃饭。我们随便找了个餐馆，各人点了些吃的，边吃边谈。Ahne教授问了我很多国内的情况。当他听说潘老师已经不在水生所，而是去广州了，感到非常遗憾。情不自禁地说：“以后再要去中国会很难了啊。”我安慰他说：“等我把深圳的情况搞清楚了以后，争取再邀请你过来看看。潘老师离我这里很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的。”Ahne教授呵呵地笑了起来：“我也老了呀，走不动啦！”临走，他拉着我的手问：“你经常有机会来欧洲吗？”我摇摇头说：“不多，到东南亚的机会很多，每年都有几次。但来欧洲很难。不过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看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大英博物馆。这是和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齐名的世界最著名的三大博物馆之一。到了那里才知道，参观博物馆不收钱。展览按照各大洲地区分布，再分各个国家展出。这里有数不清的珍宝，以及平时很难见到的古物。我看到有埃及的壁画，他们把画完整地从壁上切割下来，运到这里，再原样拼接还原。我还看到很多中国古代的珍宝，居然还有整套县官的衣服、帽子、惊堂木，甚至还有官印……。我在国内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还真是开眼界了。突然，几句中国话从远处飘进我的耳朵：“唉，幸亏被英国佬抢到这里来，还能看到。如果放在国内，文革时保不住就被毁掉了。你看他们保存的多好……”扭头一看，几个年轻人从身边走过，看来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像我这样出国开会的，还是在国外留学的。本来我想说他们怎么这样给侵略者涂脂抹粉啊，但看看这里保存完好的古迹，想想文革时期被毁掉的数不清的文物，我又觉得无语。
博物馆真大！我走马观花地看一遍就花了一整天。等我从博物馆出来，太阳已经开始西下。
第三天是十八号，下午就要乘飞机回香港了。我还有半天时间。清早，我来到白金汉宫旁边的詹姆士公园。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绿草地，整整齐齐地种了许多松树。在那里散步非常惬意，树上有很多松鼠一点也不怕人。看到我手里提着口袋，就一直跟着我，在我四周跳来跳去。一直跟到白金汉宫附近才停下脚步。
白金汉宫是英国的王宫，伊丽莎白二世就住在里面。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正方形建筑，四周围上了铁栏杆，广场中有不少雕像。每天上午十一点多是皇家卫队换岗的时候，那时会举行交接仪式。这是最热闹的时刻，大门口挤满了游客。仪式开始时，在军乐和口令声中，士兵们作各种列队表演，并一板一眼地举行交接仪式。连他们骑的马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像人一样排队，正步走。整个仪式进行了十多分钟。
参观大英博物馆 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
下午，我拖着箱子赶往希思罗机场。在办理行李托运时，装在箱子里的两瓶啤酒被查了出来。工作人员非常礼貌地叫住我：“先生，货舱里面气压很低，啤酒瓶有可能会因此炸裂开。所以建议你拿出来随身携带。”我提着两瓶啤酒，呆呆地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在学校里英文老师解释safety和security这两个单词的区别：前者是避免你受到伤害，后者避免你对别人造成危害。今天，我是属于safety，还是security呢？
江先生是动脑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