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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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国门卫士
(1996 – 2008)
船停在港湾是最安全的，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船最大的心愿是驶向大海。人躺在床上最舒服，但这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生命的精彩在于不断地向我们的目标迈进的过程。经历的坎坷越多，越耐人寻味。只有不断地自我突破，自我挑战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
我为什么喜欢穿着制服？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不穿。当我穿上制服时，头上顶着国徽，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只要人民需要，就什么事情都敢做。这和那些戴着大盖帽就敢骑在人民头上拉屎的人完全两码事。
深圳，我来了！
八月五日上午，飞机平稳地在深圳机场降落。我拖着大箱子走出候机楼，深圳局技术中心的几个领导早就在那里等候。他们热情地迎了上来，接过我的箱子：“江老师，终于把你给盼到了！好事多磨啊。”在经过进入特区的同乐关检查站时，哨兵仔细查看了我的调动证明后，很客气地把我放了过去。中心主任从前排座椅上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来后赶快换深圳特区的身份证吧，否则每次进出特区会很麻烦。”他还告诉我，局领导开会决定在我全家来前，先安排我暂时住招待所，这样我生活上比较方便一些。
我被安排在一个标准间。这个招待所实际上是个可以同时对外的酒店，房间里什么都有，每天还有人负责打扫房间。院子里就有食堂，只是到了周末要另外找地方吃饭。开始我想买点砂糖早上好喝牛奶，但连商店在哪里都不知道。连续几天晚上到处转了一遍后才发现，这个地方居然是罗湖最热闹的地方。院子门口就是闹市区的大马路，稍微走远一点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商店，吃饭的地方也挺多。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可以安心工作。
第二天，他们就带我去见各位领导，也有领导自己跑来见我。所以有的领导可能见了几次，分不清楚谁是谁，也记不得谁是否已经见过了。不过每个人都对我很客气。贺局长那天请外单位的人吃饭，特地把我叫上，坐在他旁边。一开始吃饭，他才发现我滴酒不沾。不由得失望地叹了口气：“唉，怎么你一口酒也不喝，太扫兴啦！”陈副局长是科研出身，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江老师，你来后要好好指导他们做实验，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动手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叫他们年轻人去做好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心里想：难到还不到五十岁就开始“君子动口不动手”了吗？童弟周老先生七十多了，还亲自在显微镜下做细胞核移植哩。再说有些生物技术不动手光用嘴巴也讲不明白啊。管后勤的处长拍拍我的肩膀：“江老师，这里空房子有的是，等你家属到了马上就分你一套三室一厅。放心吧。但还得装修，所以你可能还得在招待所住一段时间。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好了。”人事处长接过我带来的材料，催促我赶快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其它事情我们来办，工资要等搞定了才能一起发给你，先克服一下吧。有什么困难找我，钱的问题好解决。”从这时候起，对我的称呼就正式改为“江老师”了。不过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好像比“江先生”、“江教授”或者“江主任”要受用多了。
我赶快到派出所上户口，办了个深圳的新身份证，再去办理粮油关系。办事员看了看我：“现在粮油关系证明还有什么用？办不办都没有关系啦。”我想想也是，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已经取消多年了，粮油关系已经形同虚设。不过我笑了笑，还是把那张转粮油关系的证明递给他：“还是给你吧。说不定哪天国家发了疯，又要发粮票。”那人打着哈哈接过来说：“不会的啦。现在粮食都吃不完，还会发粮票？”
几天后，工会的人找到我：“江老师，裁缝来给你量衣服，要做制服啦。”一个老裁缝认真地给我从上到下地量着。工会的人再三嘱咐他：“师傅，给他放宽一些啊，要不然过几个月就穿不下了。”他转身对我呵呵地笑着说：“凡是来深圳的人都会长胖，没有一个例外。我如果不叫他给你放宽一点，几个月后这做好的制服就浪费了。”我不禁大吃一惊。看着自己瘦瘦的身材，疑惑地问：“我这个样子还会胖起来？”那人点点头说：“放心吧，还没有谁来这里后不胖的。你就看吧。”她的话不幸而言中了。这里的人比较会享受，吃得也好。出差都是乘飞机，很少像在水生所那样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平时也是开车，很少走路。所以不到两年我就胖了二十斤，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胖过呀！有一次，我走进肉铺，看到一块正好二十斤重的排骨。我惊讶地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肉，心里想象着自己每天要背着它，连睡觉也不能卸下，感觉真的郁闷极了。这块肉我背了十几年，一直到退休后才卸下一半。
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各种手续基本上办好了，我也逐渐稳定下来。工资也最后搞定了，我才发现这里发的奖金，居然有一部分是发的港币。同事们告诉我，以前连工资里都有一定比例的港币，现在才全部是人民币了。原先去国贸买东西时，那里根本就不收人民币。啊呀，简直有点到了外国的感觉。
周末，我无事可做，无聊地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前面就是高架桥，那是通往香港的铁路，从那里可以一直开到九龙。我仰着头，看着高架桥上匆匆开过去的火车，仿佛在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这里一切的节奏都是这样的快。我不由得想到了还在武汉的江苏淮和小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来深圳？会怎么安排他们？他们能适应深圳的快节奏吗？
说的太好了。
首先要感谢网友不辞辛苦地把《我的回忆》逐步地挂在网上，并不断的给我收集大家的看法并转发给我。由于我现在在国内，不能直接看到回忆录发表的情况，只有等网友收集大家的意见用邮件发给我，我才能看到。请大家原谅。希望什么时候防火墙拆了，我能直接跟大家对话。
关于钱学森对气功的讲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钱老以前说过违心的话，当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改革开放后说的话应当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至于是否正确，要由今后的研究来证明。气功确实有些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处。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想我也决不会相信它。但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素质。我必须承认确有这些事实发生。至于是什么科学原理留待别人来研究吧。我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当然，当时社会上也有些不可思议的说法，如意念能移动物体，意念能把勺子搞弯等等，我没有见过，所以也不相信。
关于我说“能平均分配的尽量平均，尽量减少差距。差距只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起到的是精神鼓励作用，千万不能作为分配的原则。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起来的话，你就傻眼了：大家会感到干多干少一个样。”可能有的读者没有搞清楚我写这段是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单位而言，比如只有不到十个人的实验室和只有几十个人的研究室，要把每个人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仅仅靠物质鼓励的话。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得到的物质鼓励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大家都干得多和大家都干得少是一样的。激励机制就没有效果了。所以，物质鼓励的差距可以有，一定不能大。精神鼓励有时起到的作用真的比物质鼓励要大！每个人感到在这里确实有发展前途所产生的动力比发给他几百元奖金要大得多。
还有人提议；韦琪和李新新的故事需另写一两篇。《我的回忆》初稿完成时比现在要长。当时给回忆录里主要涉及的人看过，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删除和修改。大概总共删除了四万字左右。
美国的杨志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和他夫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当然由于长期在国内和国外生活，各种想法肯定会有差距，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比如：我想体会一下“踢美帝国主义的狗的感觉”，跳起来踢了他心爱的狗一脚，他肯定很生气，但也不过就是骂一声“神经病！”，仅此而已。
还有的读者提出其它的问题，在最后写我在深圳生活的第九部分《国门卫士》里都有提及。好像第八章快登完了吧？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第九章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回忆》的关注，更感谢读者对其中内容提出的看法和疑问。这给我一个思考、修正的机会。不过，有读者提出关于出版的问题。我想我这东西在国内出版恐怕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也没有这个奢望。能在国外这个网站上发发已经很知足了。希望大家继续给以关注和多提意见。谢谢！也祝愿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江育林
2020年6月25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