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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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武汉！
夏天，李新新又从挪威回来了。这次是因为他父亲去世，回来料理丧事的。
知道这个消息，我和李植年那天晚上就跑了过去。我们聊了很久。听说我不久就要离开武汉去深圳，李新新建议:“我们广播站的一起找个时间聚聚怎样？要不然以后再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李植年想了想说：“行，那就明天吧，就在我家好不好？”
第二天傍晚，原先广播站的一伙都来到李植年家里，娄建华还从家里拿来煮饺子的大锅和煎饺子的平底锅。姜都也来帮忙煮饺子和煎饺子。李新新和韦琪在安静地说着话，陈宣美则坐在那里不停地开刘仁森的玩笑，说他一定是生了个双胞胎，但刘仁森矢口否认，两个人就在那里纠缠不休。大家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我吃煎饺子时不小心把蛀牙碰动了，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咝咝”地不停抽着冷气。雷全贤同情地看着我说：“江育林，你的牙齿不行啊。”李新新也接着话说：“我的牙齿也不行，稍微刺激一下都会受不了。”我不服气地反驳：“哪里，我的牙齿结实得很。这还是中学时在广播站用牙齿咬电线时碰掉的一块，几十年了才变成这样的。你看有多耐用？”
听说我不久就要去深圳工作，话题立刻就转移到我身上。“嗯，深圳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我去过几次，很不错的。”韦琪说：“那里人也很有钱。”听说我是去检疫部门，大多数人跟我以前一样，认为口岸就是海关，根本就分不清什么边检、海关和检疫。陈宣美看着我的眼睛说：“看你这喜欢胡说八道的样子，还去海关？不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我忍不住笑了:“我是去实验室工作，又不是站在口岸查证件，那地方跟我没有关系。”姜都很认真地问我：“你在水生所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呢？到了那里不是什么都要从头来吗？”姜都毕竟是在化四院工作，考虑事情的角度跟在中科院的我差不多。我跟她解释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水生所，为什么要去检疫部门的理由，并点点头说：“是，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到那里后一切从零开始，反正这又不是第一次清零了。我上大学前，也是烧掉了在工厂里所有获得的奖状后进学校的。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姜都看看我说：“现在的年龄跟那时候不一样了，输不起了啊！”我笑着说：“是，风险肯定是有的。不过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个转变，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陈宣美嘿嘿地笑着说：“是，他够自信了。你看李新新屁事没有，还总在那里叫自己牙齿不好。江育林牙齿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还在那里说自己的牙齿结实。这就叫自信。”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临走时，我对大家说：“等我到深圳安置好了以后，会尽快把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们。以后你们有机会来深圳，一定记得来找我啊！”
八月一日，调令终于到了。我拿到调令，当天就传来消息：水生所的中层领导班子调整，我和王伟俊老师同时从室主任班子换下来，由聂品和汪建国接任。王桂堂开玩笑说：“你看，朱所长一直盼望你去不成深圳，看到调令来了，才决定换我们鱼病室的领导班子。”我看着他没有出声，不可能是这样的吧？
晚上，鱼病室请我和王老师吃饭。一方面是送别我们离开鱼病室的领导岗位，另外也顺便为我送行。小樊的好朋友小曾和她爱人小贺也抽空来请我们吃饭，给我送行。小贺说：“嗯，去深圳好！我觉得深圳和武汉相差不是一个等级，是相差好几个等级啊！”
之后几天，我就在忙着下户口，转粮油关系，跟同事们告别，清理要带走的东西。我看着李正秋，不由得想到：病毒组最多的时候有十一个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是老同志了。女同志退休早，再过几年她也要退了。这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安全局的人知道我要去深圳，也来看望我，希望我能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听说我买了八月六日去深圳的机票，看了看日历，就对我说：“是下周二吧？那天早上你在家里等着，我们来送你去机场吧。不要客气。”
周一中午，我突然想起还没有告诉广播站的朋友们，就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但时间太紧了，韦琪在汉口赶不过来。只有姜都和陈宣美赶到了电子设备厂，跟娄建华和李植年会合。大家匆匆见了一面，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和病毒组的同事们留影
和广播站的部分朋友们留影
八月六日清早，安全部的那个年轻人准时把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一直送到机场。
飞机从长长的跑道上滑过，奋力一跃，飞上了天空。我终于出发了! 自八七年四月从德国回来后到九六年八月，我在水生所工作了九年零四个月。如果从八二年一月到水生所算起，就是十四年半了。这十几年来，我从青年变成中年，甚至接近中老年，也从“奴隶”成长为“将军”。诚然，这里有我的付出，我的努力和汗水，以至于我的岳母评价我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就是晚上十点钟肚子饿了要吃两块饼干。”但我能走到今天这样，更多靠的是同事们的帮助和关心，领导的扶持和提拔。必须承认：比我更努力的大有人在，但能象我干到这个地步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有些事情不是光靠自己努力就能做到的！
虽然在水生所里，也有少数人做的事不是那么好，刚来时曾在我心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更多的是看到了那里的科研精英，特别是那些老先生们，他们的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还有很多很好的科研思维方法，都非常值得我去认真学习。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益！
现在，我又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也是一个新的战场！原先的一切都必须清零。除了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其它都不再有用。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重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我暗暗对自己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好在前途并不是那样黑暗，比起在农村，在工厂，条件都要好多了。努力吧！”
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半圈，摇晃了几下翅膀，摆正方向朝南方飞去。别了，武汉。一个从来就不安于现状的人就要离开您，到深圳去了！但这次和二十八年前不一样。那次是被赶到农村去劳改。而这次，是我自己要离开您，要到深圳闯一片新的天地去了！
（第八部分完）
老江人聪明长得帅，文笔那么好，初恋刻骨铭心，婚姻幸福美满，儿子跟老子一样厉害，真是人生大赢家，难怪老天爷嫉妒要让他经历那么多磨难。苦难出诗人，老江的苦难造就了这篇巨著！
老江的穿着很有时代特色，把他从小到大的照片放一起，就是一部中国服装简史。
如果现在有人教练气功，我一定参加。
有的人有气功，有的人没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气功就否定气功的存在。不同的人体验到的世界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祝江老师好运。
还是希望看到小妹的后续，年轻时期的感情，不能忘怀!
就插句题外话，记得李新新是江老师生命中的贵人。江老师上武大好象跟李的父亲有关。上山下乡期间好象江老师在某小城巧遇郁闷中的李新新。
首先要感谢网友不辞辛苦地把《我的回忆》逐步地挂在网上，并不断的给我收集大家的看法并转发给我。由于我现在在国内，不能直接看到回忆录发表的情况，只有等网友收集大家的意见用邮件发给我，我才能看到。请大家原谅。希望什么时候防火墙拆了，我能直接跟大家对话。
关于钱学森对气功的讲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钱老以前说过违心的话，当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改革开放后说的话应当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至于是否正确，要由今后的研究来证明。气功确实有些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处。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想我也决不会相信它。但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素质。我必须承认确有这些事实发生。至于是什么科学原理留待别人来研究吧。我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当然，当时社会上也有些不可思议的说法，如意念能移动物体，意念能把勺子搞弯等等，我没有见过，所以也不相信。
关于我说“能平均分配的尽量平均，尽量减少差距。差距只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起到的是精神鼓励作用，千万不能作为分配的原则。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起来的话，你就傻眼了：大家会感到干多干少一个样。”可能有的读者没有搞清楚我写这段是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单位而言，比如只有不到十个人的实验室和只有几十个人的研究室，要把每个人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仅仅靠物质鼓励的话。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得到的物质鼓励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大家都干得多和大家都干得少是一样的。激励机制就没有效果了。所以，物质鼓励的差距可以有，一定不能大。精神鼓励有时起到的作用真的比物质鼓励要大！每个人感到在这里确实有发展前途所产生的动力比发给他几百元奖金要大得多。
还有人提议；韦琪和李新新的故事需另写一两篇。《我的回忆》初稿完成时比现在要长。当时给回忆录里主要涉及的人看过，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删除和修改。大概总共删除了四万字左右。
美国的杨志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和他夫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当然由于长期在国内和国外生活，各种想法肯定会有差距，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比如：我想体会一下“踢美帝国主义的狗的感觉”，跳起来踢了他心爱的狗一脚，他肯定很生气，但也不过就是骂一声“神经病！”，仅此而已。
还有的读者提出其它的问题，在最后写我在深圳生活的第九部分《国门卫士》里都有提及。好像第八章快登完了吧？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第九章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回忆》的关注，更感谢读者对其中内容提出的看法和疑问。这给我一个思考、修正的机会。不过，有读者提出关于出版的问题。我想我这东西在国内出版恐怕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也没有这个奢望。能在国外这个网站上发发已经很知足了。希望大家继续给以关注和多提意见。谢谢！也祝愿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江育林
2020年6月25日于深圳
离开武汉是不是有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深圳似乎比武汉还好受点。
“ 但这次和二十八年前不一样。那次是被赶到农村去劳改。而这次，是我自己要离开您，要到深圳闯一片新的天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