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几十年我应当怎么过?
一九九三年底,在虾病大爆发后,农业部组织一些人去丹东讲疾病防控。大家都在火车站等车。车晚点了,于是坐在候车室里聊天。
不知怎么,有几个老教授就聊到人一辈子该怎么过的问题。他们说:“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自己要看准!如果觉得不合适,在五十岁以前一定要调整好。因为人一过五十岁,再想改换工作就不容易了,也没人对你感兴趣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前半生:我过的满意,还是不满意?我的工作合适,还是不合适?我来水生所已经快十二年了。我必须承认,我在水生所工作得非常愉快,也非常满意。我觉得在那里能发挥我的才能,我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出来。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
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还将继续工作十几到二十年。今后还照这样做下去合适吗?我感到有些疑惑。最近几年来,中科院对学位看得越来越重。没有学位,将来申请课题,带学生等工作会越来越受限制。其实,这也是合理的变化,时代在发展嘛。我们毕业时,国家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老了,新的一代又没及时培养出来,文革导致出现人才断层。国家急需人才,所以我们这些文革后毕业的第一代大学生特别受到重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但十几年过去了,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毕业了,大批的硕士、博士毕业了。为了事业的发展,重视这些高端人才无可厚非!因此,要正确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今天我们这个承上启下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十几年,被新来的博士们顶替下来是大势所趋,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欢迎这些新生力量的到来。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今后十几年里,作为中老年人,无论从思想活跃程度,还是从精力充沛程度看,继续搞基础研究显然会力不从心。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不是就规定,到了多少岁以后,你再有水平也要离开那个实验室吗?我的优势是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有比较丰富的技术储备。这是做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极好条件。如果我这时能转到搞这方面研究的领域去,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自己,对国家可能都有好处。
我开始感到自己该换个地方了。但换到哪里去?我没有想好,也没有地方在等着我去,或者要我去。这得靠自己寻找。
九四年上半年,上海水产大学的蔡教授听说我有换工作的意向后,找到我说:“你愿意来上海水大吗?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解决你们一家三口的上海户口问题。”这个条件的确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接着说:“不过在大学跟在科学院不一样啊,要有一定比例的讲课任务。光搞科研是不可能的。”听到这个要求,我犹豫了。这可是我的短板。我在大学讲课能发挥我的优势吗?如果讲不好,别人会怎么看?
九五年初,我和陈昌福一起去大丰搞鳜鱼养殖试验。回来时路过南京,南京农业大学的陆教授也听说了我想换个工作的消息,请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并对我说:“如果你愿意来这里,这个实验室就归你管。这里可以不要求你非讲课不可。”嗯,这点倒挺合我的心思。但在商量具体怎么调动时,陆教授说:“一下子把三个人同时调入南京可能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保证在几年内一定解决你们的户口问题。你看怎样?”我不由得苦笑一下:看来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就是那里有点麻烦。如果万一形势有变,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岂不是快老了又来搞两地分居?这风险有点大了,还是再找找看吧。
九五年夏天,开始评职称了,我申请研究员。如果仅仅是根据材料来看,我自己觉得应当是足够了。但问题是正高职称是整个分院评的,要由好几个所的评委共同来投票,不是水生所一家能说了算。由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被评上。
刚开始听说没有评上,我确实不舒服了一个多星期。想到自己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主持了十几个课题,怎么看也够了。怎么就不合格?不过几天后就想通了。职称其实只有两个用途:一是加工资,而我已经够高了。再就是给不认识的人看的。对认识你的人,没有人会因为谁没有评上而瞧不起他,也没谁会因为某个人评上了马上就另眼看待。同行评议是不需要职称的。想想也就算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这事才决心离开水生所的。其实我在九三年底就开始考虑调换单位这个问题了,并且还试探过几次,只不过没有搞成而已。不过,确实是刚宣布职称没评上不久,我就找到了合适的单位。这点不假,但纯属巧合。
到了秋天,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打算编写一本动物检疫规程。集中了一批专家,包括几个外单位的人,如中国农大的甘孟侯教授,兰州兽医所的谢庆阁所长等。鱼病方面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希望我能参加编写。
编写会在广东南海进行。一个多星期后,大家相互都混得很熟。我看到整个系统对水生动物检疫几乎没有什么能力。对出口的鱼虾,如果对方提出疑问一点办法也没有,而对进口的鱼类,是不是带有病原也没有什么办法检测。我不由得非常担心。在闲谈中不由得说到:“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把我调到你们这个系统来,我来帮你们建一个水生动物病的检测实验室,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大家一听,兴趣来了:“我们这里条件很差啊,你愿意来吗?”我见过深圳沙头角的实验室,也见过大连局的实验室,确实不能跟水生所的实验室比。不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实验室吗?再从头来吧。水生所的病毒实验室不也是从德国回来后几乎是重新建立起来的吗?
晚饭时,广州局的陈副局长找到我:“你真的愿意来我们系统?”我点点头。他说:“那我来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你调到广州局来。”
在编写规程的过程中,深圳局的贺局长也过来看望大家。贺局长刚从山东调来深圳,大家笑话他“还没满月”。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个人。可能他们同事之间在聊天时,听说了广州局想叫我去他们那里的消息,回深圳后就告诉了沙头角的黄在胜局长。黄局长一听就着急了,第二天晚上带着几个人专门开车到南海。一头冲进我睡觉的房间:“江老师,听说你要去广州局吗?那怎么行?是我们最先找到你的,要来我们系统也应当来深圳才是呀!”看到他们着急的样子,我不禁笑了起来:“这都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谁知道搞不搞得成?你们要是想要,就跟你们局长说呀,我无所谓啊。”
回去后,我就等广州陈副局长的消息。但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回音。当我打电话问他时,陈副局长无可奈何地说:“我只是个副局长,还得慢慢做工作才行啊,我说话也不管用。”原来是这样。我这时才发现,这事要找一把手才行!于是,我整理了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附上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希望能到这个系统来工作,为我国的水生动物检疫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到哪个局,我并不在意,只希望能较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把材料和信装了一个大信封,在出差去北京的时候,专门到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去了一趟,请下面的办事人员把材料转交给检疫局的一把手于大海局长。
后面的事情就是听说的了:据说于局长看了这封信后,也表示很感兴趣,就把信批转到动检处,由当时的崔处长安排。消息传开后,有广州、深圳、北京、大连,据说还有珠海这几个局都表态想要我。而深圳的贺局长因为事先就听黄局长他们提起过我,本来就比较感兴趣。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拍板召开局党委会,征求意见后决定要我,并立即给北京的动检处打电话告诉这个决定。于局长听说后,不由得感叹道:“毕竟是特区啊,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
到九六年三月,事情就这样最后定了下来。当时我还在北京开会,一天半夜里,黄局长给我电话,正式通知我:深圳局决定要我,并通知我过来拿商调函。
嘿嘿,我下半辈子的生活就要发生变化了!这个选择对吗?
首先要感谢网友不辞辛苦地把《我的回忆》逐步地挂在网上,并不断的给我收集大家的看法并转发给我。由于我现在在国内,不能直接看到回忆录发表的情况,只有等网友收集大家的意见用邮件发给我,我才能看到。请大家原谅。希望什么时候防火墙拆了,我能直接跟大家对话。
关于钱学森对气功的讲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钱老以前说过违心的话,当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的。改革开放后说的话应当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至于是否正确,要由今后的研究来证明。气功确实有些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处。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想我也决不会相信它。但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素质。我必须承认确有这些事实发生。至于是什么科学原理留待别人来研究吧。我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当然,当时社会上也有些不可思议的说法,如意念能移动物体,意念能把勺子搞弯等等,我没有见过,所以也不相信。
关于我说“能平均分配的尽量平均,尽量减少差距。差距只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起到的是精神鼓励作用,千万不能作为分配的原则。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起来的话,你就傻眼了:大家会感到干多干少一个样。”可能有的读者没有搞清楚我写这段是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单位而言,比如只有不到十个人的实验室和只有几十个人的研究室,要把每个人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仅仅靠物质鼓励的话。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得到的物质鼓励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大家都干得多和大家都干得少是一样的。激励机制就没有效果了。所以,物质鼓励的差距可以有,一定不能大。精神鼓励有时起到的作用真的比物质鼓励要大!每个人感到在这里确实有发展前途所产生的动力比发给他几百元奖金要大得多。
还有人提议;韦琪和李新新的故事需另写一两篇。《我的回忆》初稿完成时比现在要长。当时给回忆录里主要涉及的人看过,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删除和修改。大概总共删除了四万字左右。
美国的杨志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和他夫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当然由于长期在国内和国外生活,各种想法肯定会有差距,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比如:我想体会一下“踢美帝国主义的狗的感觉”,跳起来踢了他心爱的狗一脚,他肯定很生气,但也不过就是骂一声“神经病!”,仅此而已。
还有的读者提出其它的问题,在最后写我在深圳生活的第九部分《国门卫士》里都有提及。好像第八章快登完了吧?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第九章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回忆》的关注,更感谢读者对其中内容提出的看法和疑问。这给我一个思考、修正的机会。不过,有读者提出关于出版的问题。我想我这东西在国内出版恐怕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所以也没有这个奢望。能在国外这个网站上发发已经很知足了。希望大家继续给以关注和多提意见。谢谢!也祝愿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江育林
2020年6月25日于深圳
多好的工作态度啊!
既然特区好,为什么不多建几个特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