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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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两个学生
九一年初我被评上副研究员不久，所里就通知我：已经把我作为硕士生导师报上去并已被批准。换句话说，我已经具有招收硕士生的资格了。但我似乎还没有做好当老师的思想准备，对此事完全漠不关心。九二年研究生考试后，湖北医学院的几个本科生找到我，说他们都想考我的研究生，但外语分数不够，问我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我对这些事完全没有概念，好奇地问他们：“我能想什么办法？你们都是外语分数不够吗？”他们说是的。我还傻乎乎地到管招生的小谢那里去问该怎么办。小谢摆摆手，笑着告诉我：“嘿嘿，人家连分数线都没有过，你能帮什么忙？如果过了线，他排名不在前面，名额不够，你倒是可以不录取最高分的。你叫他们明年再来考吧。”
九三年研究生考试又要开始了。报名期间，有个女同志带着她大学毕业的女儿来找我：“我女儿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成绩很好，所以获得了保送资格。她想读你的研究生，你看行吗？”我看看那个女孩子，问了几句，觉得还行，就对她说：“这样吧，你去参加考试，只要过了录取线，即便不是第一名，我也优先录取你，行吗？”她妈妈担心地说：“我有些不放心，怕她考不好怎么办？保送的不能免试吗？”我摇摇头说：“不行，怎么能不考试呢？一定要考试的。如果是真优秀，怎么也可以过录取线吧？顶多是发挥不好，排名在后面而已。那我会考虑的。”看到他们犹豫不决，我对她们说：“你们回去考虑几天，考虑好了再告诉我。不过，我建议下次来时叫你女儿自己一个人来，她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大人陪着一起来了。”我看着他们母女的背影，不由得叹息道：“都二十几岁了，做什么事都还是要妈妈带着，生活能力太差了啊！”
人事处的小谢又找到我:“江育林，你出一份专业课的考试卷子吧。要出两份，分别为A卷和B卷，并附上标准答案，到时候用哪一份临时决定。”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出了两份考卷，但在写标准答案时把我难住了。像那些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的答案当然很好写，但问答题的答案却不容易。如有的人简单几句话就写完了，没有错，像背书一样。而另外一个人虽然答错了，但显示出很不错的思路和分析能力。你觉得该给谁的分数高些呢？按我的想法，问答题至少要占六十分以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但现在的考试巴不得机器都能打分，所以学生也变得像机器一样。
到秋天，考试结果公布出来了。小谢告诉我：有个女孩被录取了，过几天就会来报到。我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我要当老师了？我该讲些什么？能讲好吗？可不要误人子弟呀！！！
十月底，实验室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的女孩。她很大方地对我说：“江老师好，我是你的研究生，叫李彦……”我惊讶地站起来：“你就是这次考来的硕士生？李彦？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李燕啊，这怎么分得清楚？”李彦笑嘻嘻地说：“不要紧，yan不是可以发四个声调吗？喊她时用四声，喊我时用三声好了。”嘿嘿，看来她来之前对这里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我看到下月初就要开全国鱼病会了，就对她说：“这样吧，你准备一下，到开鱼病会时一起去听听，了解一下中国鱼病研究的背景吧。”
要准备研究生论文的题目了。学生们都希望有个目标明确的题目，像类似《XX鱼类IgG的提纯和标记》、《XX核酸片段的测定与分析》等等，思路非常清楚，结果也很漂亮。但是我不这样认为。从于平这个研究生的情况就能看出，这样的论文教出来的不过是一个操作工，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技术员。我希望我的学生是用脑子做事而不是用手做事，甚至希望我的学生在学习期间能栽几个跟头，走一段弯路，这样收获肯定要大很多。不过学生是否喜欢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也确实担心万一做不出论文来，影响学生毕业该怎么办？思来想去，突然想起近两年不是提出“健康养殖”的概念吗？环境和鱼的抗病力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就希望她能做关鱼类免疫方面的研究。而且只要做就一定有数据出来，因此只有论文质量高低的差别，不会有写不出论文的危险。就是它啦！
和李彦商量后，决定论文题目是《酸碱度、溶解氧、氨氮对鲤鱼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其实这里面内容很多，有体液免疫的研究，如抗体，干扰素等，也有细胞免疫方面的探索，如吞噬细胞等。而且内容可多可少。于是，李彦就开始查资料了。她自主能力很强，基本上不问我什么问题。过了几天，我问她：“进展怎样？”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查资料的方向好像有些搞偏了，我再重新来。”我笑笑没有说什么，心里在想：“当学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犯了错误，事情没做好。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啊。”但我很高兴她能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拐弯。
九四年春节刚过，陈昌福来找我，说他们学校的张副校长不辞而别，丢下几个硕士生没人管，其中一个叫刘荭的女孩转到他的名下。他感到有些吃力，就来问我能不能帮忙带带。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有些为难，我一点带学生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来两个，万一没搞好怎么办？于是我对他说：“你负责出题目和管她，她只是在这里做实验搞研究，我来指导，怎么样？”于是几天后，刘荭就到我这里来了。后来我才发现，一次带几个学生，会有很多麻烦，何况这两个还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过既然来了，也只有这样了。给她做的论文题目是鱼病方面的：《用免疫过氧化物酶法快速检测鱼虾病毒病的研究》。这个题目好做，在论文方面倒也没操多少心。
这两个学生都挺爱学习的。每天晚上都要在办公室里看书、查资料，到很晚才回去。搞得别的研究生都说：“江老师的学生个个都像是工作狂。”
开始做实验了。李彦到菜市场买了很多鲤鱼，放在水族箱里。由于担心试验过程中鱼抽血后会死掉，通常是先抽一次血，这样的鱼再抽血时存活率会高很多。那天，我们两人一组抽血，我才发现：对他们而言给鱼抽血是件很困难的事。大概我抽十条鱼的血，其它人才抽一条鱼的血。李正秋叫起来：“你抽血抽得真快！”我笑着说：“嘿嘿，你们没有看到过Ahne教授抽血吧？我要跟他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啦。要搞鱼病，抽血打针都是基本功啊！”
按照规定，我得跟她们讲一门鱼类病毒学的课程。写讲义倒不难，但我最不喜欢就是讲课。我比较喜欢讲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太喜欢讲别人做过的事情。陈昌福曾经为此嘲笑过我：“老师要是都像你这样就不消吃这碗饭了，我们讲的都是别人做过的事情啊。”慢慢适应吧。我把写好的讲义发给学生们，过了几天后再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我，或者大家一起讨论吧。”就这样，一门课算是讲过了。看来老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我的两个学生：李彦（右）和刘荭（左）
很快，我就看出两个学生的不同来了：李彦是参加过两年工作后再来读书的，对研究中的问题看得比较实际。动手能力比较强，也能较快地想出解决的办法，至少，她知道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该去找人了，特别是比较有主见。而刘荭是从大学毕业直接读研究生的，比较好强，但动手能力就差些。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事情都闷着头自己做，但并非是有主见，而是自己来做一个解释就混过去了，很少拿出来讨论。如果跟她接触少的人几乎难以发现她什么地方不懂。所以真正出现问题发现不了，更不可能去自己解决，基本上没有学过的东西就无法应付。不过她胆子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我有时看着她想：这是个当工程师的好材料，搞基础研究可能不一定适合。
在这期间，有人对我谈起武汉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华农的学生对实际操作比较熟练，所以一毕业就能上手，进入角色；而武大的学生理论有余而专业实践不足，适应工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所以刚分到水生所时，华农的学生明显比武大的学生能先开展工作。但两年后，武大的学生慢慢适应，也自学了工作中所需的一些知识，扎实的功底就显露出来，华农的学生就显得后劲不足。差距就这样逐渐拉开了。
真是这样的吗？从大多数人的情况看，好像有些道理。但具体到一个个人来看，还是千差万别的。武汉大学的学生同样也有饭桶，华农的学生有的也很不错。看来个人的作用还是很重要。但这个现象提示我们对课程的取舍不能太实用主义，基础知识扎实一些，对一生受用还是更好一些。应用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中相对比较容易自学，而基础没打好，后来的工作中困难就会很大，自学也较难。这一点倒是值得注意。
带研究生和教本科生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大学老师讲完课，拍拍屁股就走了。而研究生连生活也要管。特别刘荭是高校的研究生，李彦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发给她们两人的生活费就差三倍。我只好每个月想办法搞点钱给刘荭补上去，还真有点费脑筋。学生的任何事情首先都要告诉老师，像刘荭宿舍门被小偷撬坏了，她父亲去世了，像李彦结婚了等等。鱼病室的同事王桂堂看到后就取笑我：“你这个平时能不管事就不管事的室主任也有不得不管事的一天。”不过，这两个小姑娘也给实验室里增加了不少乐趣。那两年我出差很多，只要回到实验室，总能听见她们开心的笑声。到底是年轻人啊！
两年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九六年春夏之交，两个学生都要进行论文答辩了。大家都很认真，鱼病室的大伙都很关心李彦的答辩，华农的老师也很关心刘荭的论文。很快，答辩就结束了，两个学生都拿到了硕士学位。
记得李彦刚来不久曾说过：“当开门弟子是最好的。”是这样的吗？我只能说对她们很上心，很尽心。曾经带她们去厦门做实验，还带她们去长春解放军农牧大学参加鱼病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和北京的亚洲水产大会，也认真地修改过她们写的论文。但是否教得最好？我不知道。
看她们拿到了学位证书，心里多少有点羡慕：一个硕士生导师教出了几个硕士生，但自己还只是本科生。特别到后来，我居然成了博导，也带出来几个博士，而我仍然还是个学士。而“上面”后来严格规定，只有博士才有资格当博导。所以有些老教授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读博士或者写博士论文，以换取一张博士学位证书。看到这些，我有时也在心里问自己：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上面”？
呵呵，真当了一回老师，才知道当老师的幸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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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教育过渡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