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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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
我刚从庐山休假回来，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虾病在全国大爆发！
一九九三年，全国对虾养殖面积有二百一十万亩。有一百五十万亩的虾生病，其中有八十五万亩绝收。全国对虾产量从一九九二年的二十一点五万吨一下子降到八点八万吨，减少了近百分之六十。从世界第一的产虾大国、出口大国一下子变成了进口大国。来势如此凶猛，把所有的人都搞得目瞪口呆。
桌子上放着从各地收集来的数据。我一份一份地翻看着，感到触目惊心：辽宁有约五十万亩虾池，将近四十二万亩发病，约二十万亩绝收。河北有大约二十五万亩虾池，有二十点五万亩生病，三万亩绝收。山东有六十三万亩虾池，四十二万亩发病，十万亩绝收。福建有二十六万亩虾池，近二十五万亩发病，十六万亩绝收……。这一年，因这场虾病导致的直接损失有二十多亿元，而间接损失达八十亿元。有一百多万人生活受影响，还影响了冷冻、饵料、运输、外贸等一系列行业的产业链。
农业部组织了一批又一批专家到处考察。很快发现了这次疾病的几个特点：发病急、死亡重、治疗难、传播快、范围广。该病除了在南方发病较早外，全国几乎都是从六月开始全面爆发，一直流行到到八月。一个普遍的症状就是病虾头胸甲和尾部有白色斑点，因此大家都叫它为“白斑病”。显然，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毒病。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武汉珞珈山宾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鱼病会，有一百八十七人参加。提交了一百六十多篇论文，其中有很多是关于今年虾病的文章。看到这个情况，我决定把在泰国参加第二届亚洲水产养殖病害大会的见闻做一个专题报告。介绍亚太各国虾病的流行形势及他们采取的一些防控措施，以及关于健康养殖和健康管理的理念。我拟了一个题目：《对虾养殖、环境、病害》。
显然，这是一个外行人教内行人如何养虾的报告。但我自己觉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首先，这是在介绍亚洲特别是泰国养虾的经验，而他们对虾养殖是很不错的，产量也仅次于中国。也许我介绍的不是太专业，但应当能介绍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其次。在鱼病和虾病的研究方面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如流行病学的原理，病毒病防控的原理，应当有共同点，至少有值得思考和启发的地方。特别是关于健康管理的理念应当是很有用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担心是否会被人笑话，把这篇综述在大会上做了专题报告。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报告的反映出奇的好，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会下立刻就有人希望我去青岛，在随后二十四号举行的全国人工养殖对虾疾病防控方面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再次向大家介绍在泰国开会的所见所闻。
在青岛的会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情绪，基本上处于疾病乱投医的状况。有的人听说醋能治感冒，就把醋往虾池里倒。有人听说“娃哈哈”能补身体，甚至拿它来喂虾。会上还请了老外，一个美国人来教人养虾，在会上教人认虾有几只腿……。只要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不过，在会上也有冷静思考的人。我坐在黄倢旁边，黄倢是黄海研究所鱼病室的研究人员，也是武汉大学病毒系的学生，比我只低一届。他通过几个月的研究，确认这是一种病毒病，并发现病原是一种新的病毒。而我当时与对虾养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接触，只是在泰国看到了一些关于常见的几种虾病毒的报道而已。因此虽然也认为是病毒病，但对是否新病毒还有些疑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黄倢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白斑病毒的人。但由于中国对发表有关疫病的文章，特别是对外发表这类文章控制非常严格，文章迟迟不能对外发表。以至于人们后来一提起“白斑病”，总是把日本学者的文章放在第一，我们中国的文章放在后面。
那两年，我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奔波，从青岛到丹东、庄河、大连，再到烟台、唐海、天津……，并逐渐往南方：江苏的盐城、福建的厦门和漳浦、广东的深圳、广西的湛江，几乎沿着海岸线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到处做报告，也到处参观考察。我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几年前，养虾是个暴利行业。只要把钱投进去，几年后一定赚得盆满钵满。似乎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知识。到后来，工农商学兵都来投资养虾，个个都发了大财。至于这种养殖方式是否会破坏环境，是否能持续发展，没人去想它。也许有人提过，但声音一定非常微弱。农业部也在大建虾池，几万亩，十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虾池连片地建立起来。从飞机上看过去一望无边，颇为壮观！但养虾是个高污染的行业。大片虾池排出来的污水从海边直到几公里外的海上都是黑黑的、臭烘烘的一片，根本无法抽到干净的水来供对虾养殖。几年下来，整个环境变得极其恶劣，对虾也就越来越难养，直到爆发了这场大病。
可以说，对虾养殖垮下来只是迟早的事！爆发白斑病是偶然的，而要病死则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虾病是养殖者自己造成的。
年底去丹东讲课，科技部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的领导跟我们在一起。当她听说我来自中科院水生所时，略带责备地看着我说：“水生所怎么事先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跟大家发个预警啊？”听到这话我心里想：“现在好像还不是追责任的时候呀。”不过我还是很客气地对她解释：“九二年在台湾已经有关于白斑病的描述，但当时由于台湾的养虾产量已经从九万吨下降到一万多吨，该病出现对于养虾影响并不大，同时他们也不清楚病原是什么，所以没有引起重视。而此时在大陆南方已经出现流行病的苗头。所以，去年水生所曾经向农业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对虾病毒病来势凶猛，建议组织力量攻关。但是当时的水产司领导认为经费不够，只同意研究到细菌为止。”
那个领导听我这样说，忍了半天，骂出来一句：“真他妈的操蛋！”我看看她，不知道她在骂谁。是水生所？还是水产司？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做报告，向大家介绍泰国养虾防病的经验，农业部也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人到泰国去考察。很多学者去后看了回来并不以为然：“其实中国早就有人提出这些看法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泰国，人们把它落实在实际的对虾养殖上。而在中国，这些东西被藏在书斋里，和养殖者无关，或者关系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给大家讲课时有意识地提出“健康养殖”的概念，在很多场合下提出“虾病是自己造成的”。刚开始提出这个观点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和白眼。有的人当面就气呼呼地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损失这么大，一点都不同情我们，还说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从九三年底到九五年底，我冲出了实验室，来到现场。我每年几乎有八、九个月出差在外，确实感到很累。不仅仅是因为到处跑，而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而病毒病控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重在预防，治疗极其困难。我该怎么告诉他们呢？在养殖户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对他们说没有办法？或者说现在环境太坏了，虾肯定会生病的？对病毒病，我只能在疾病发生之前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我很难在疾病已经发生后拿出什么好办法来。
记得在九三年底我去丹东讲课时，有人曾经问我：“江老师，今年这里冬天特别冷，会不会把病毒冻死？”当时我就明确警告他们：“不仅不会冻死，相反会得到保护。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明年发病只会更加严重！”当我看到那里的对虾加工厂的排污口不远就有虾池时，就警告他们，务必建立一个消毒池，把加工后的废弃物放在里面消毒，否则这里一定会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和传染源。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听进去。九四年，全国对虾产量进一步下降到五点三万吨，和九二年比几乎减产了百分之七十五。而辽宁是重灾区，仅绝产面积就有三十三万亩，占养虾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七。在丹东，虾病最先爆发的地点就是离那对虾加工厂排污口最近的虾池。当丹东的虾农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告诉这一情况时，我感叹不已：挖一个坑并不难，也用不了多少钱。难的是观念的改变啊！
其实在当时，不仅仅是虾农，就是水产养殖的主管部门，甚至农业部的一些领导，也缺乏环境污染、持续发展和健康管理的理念。否则，怎么会去建几万亩、几十万亩的连片虾池和鱼塘呢？
记得在九四年夏秋，世界银行的官员来湖北，和省水产局的人商谈关于援助开发大水面的问题。中方提议开发省里某个大湖泊。世行官员问：“你们预计搞好后产量大概是多少？”水产局的领导说：“每亩三、四百公斤吧。”那官员听到吓了一跳：“怎么可以搞那么多？”水产局领导还以为别人在怀疑他达不到这个产量，拍拍胸脯说：“没问题，我负责能达到！”世行官员啼笑皆非：“我就是怕你达到了啊。”他问：“这里有没有研究病害的人？”刚好那天做翻译的是我的学生，就对他说：“我的老师是搞鱼病的。”那官员就说：“那好，今晚我来找他谈谈。”晚上，我的学生带着他到我办公室来。他见到我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先生，你认为大水面养殖鱼的产量应当是多少？”我想了一下回答：“应当根据情况每亩产量在一百公斤左右吧。”他拍拍手叫了起来：“是啊，如果产量太高，这个湖泊过几年就会变成臭水塘了。这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也是世行不允许的。我如果批准你们这样干，等我回去后，世行就会撤了我的职。”我看着他没吭声，心里想：在中国，如果产量上来了，是领导们的政绩，至于几年后环境恶化了，是下几届政府的事情。哪里有人去管它啊。
好在有这个大爆发的虾病在教训着每一个人。这次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很多人慢慢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意识到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一切都在逐渐的改变，包括人的思想和习惯。
中国人牺牲环境搞经济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