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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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个外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八八年底，农业部就筹备八九年下半年要在中国主办一个“国际冷水鱼养殖学术研讨会”，Ahne教授听说后也兴致勃勃地准备来参加。然而“六四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际上很多跟中国的联系都停了下来，Ahne教授也告诉我们来中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连人都不来了，怎么来开国际学术会议？
但在这个时候，中央更是把这作为一种表明“六四事件”没有影响中国形象的一种姿态，坚持一定要举办这次会议。于是在九月初匆匆忙忙地发出通知，要求我们这些国内原来报名参加会议的人，务必于九月十九到二十三日到北京香山饭店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接到通知后，要去开会的几个人都有点兴奋。倒不是因为去开会，而是早就想去看看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没有理由不敢随便往那里跑罢了。现在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由头，何乐而不为？
我回想起八七年底也来北京参加了一次水产学会的学术会议。一下火车，广场上人潮涌动。才走了几步，就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拦住，先要量你穿的大衣的尺码，然后说他有多余的布料要卖给你。从火车站到酒店，至少有十个人要给我量衣，然后说有布料要卖给我。我忍不住笑起来：“你们骗人不会换一种方式吗？怎么都用同一种方法？”我出差的前一天，花了四十元买了一双温州产的皮鞋。连坐火车带坐在会场开会，根本就没走什么路，到第四天鞋底居然就齐刷刷地断成两截，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伪劣产品。这些都是我在德国没有遇到的，即便在出国前也是闻所未闻，这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以至于对那次会议本身反而没有什么印象。不知道这次再去北京会怎样？
从北京站下车，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没多少人。走在马路上，很少有成群的人，都是一些单个的行人在那里默默地低着头赶路。只有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两个一排或者三个一排的在人行道上横排前进，目不斜视。我们只有赶紧靠到路边给他们让路。突然，一个提着旅行袋的行人引起了当兵的注意。被喝令站住，打开旅行袋检查，然后挥挥手，让他过去。我猜，是否这个旅行袋装得太满，被怀疑里面藏有枪支？虽然我们不是“暴徒”，但也确实感到气氛有点紧张。
我们不敢在马路上逛得太久，赶快找到去香山的公共汽车，去了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是一个老五星级酒店。非常高档，亭台楼阁建筑得古色古香。一些古树就镶嵌在房子之间，甚至在房子里面，和建筑物浑然一体。在里面漫步，到处都是美景。
傍晚，会务组举行了招待晚餐。我才发现这次会议一共只来了三十八个人。据说有法国、加拿大和韩国三个国家的外宾参加，但我数来数去只有四个外国人。我怀疑那法国人是一对夫妻或者恋人，他们是跑来旅游，顺便来会上看看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会上发言。
在那个年代，由于很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还没有成才，而老的研究人员不少是学的俄语，英语大都不是太好。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英语说得恨不得比中文还流利。主办者可能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在会前开了一个预备会。在会上他大声地问大家:“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能不能用英语发言？”不料没有一个人应答。于是就随便点了一个人：“你来试讲一下看看。”结果那个人结结巴巴地根本无法流利地讲下去，看来情况有点严重。主办者急了：“你们赶快好好准备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找个英语比较好的学生代你宣读好了。”于是大家都去忙着准备。
会议稀稀拉拉地开了两天半。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除了我，还有一个人是脱稿讲外，其他人都是在照着稿子念。由于相当多的人都不是自己发言，而是找英语好点的年轻人代为朗读，因此还出现了一个女孩站在讲台上连续发言三次的滑稽事。由于读发言稿的人不了解文章内容，难免有时发言的内容跟幻灯片对不上去。有的人看出来了，就在下面吃吃地笑。
平心而论，我国在那个年代才刚刚走出去，非常缺乏主办国际会议的经验。当时人们的英语水平普遍也不够，很多人还停留在只能查资料的阶段。因此在那个时候要在国内办好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也确实不容易。哪里像现在，随便找个人都能说非常流利的英语。加上刚刚发生“六四事件”不久，能办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发言后很少有人提问。在我发言后，只有黑龙江研究所的人问了一下：IPN这个病我们几年前就发现了，你怎么说是是你首次分离的？我耐心地告诉他们：你们是很早就怀疑是IPN，但没有分离到病毒，只是怀疑而已，不能确认。只有分离到病毒，完成柯克循环才能说是找到了病因。那个加拿大人听到这里，说了一句：“是这样，你是对的。”于是大家就都不做声了。
三天过去了，没有出什么大的纰漏，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农业部的何康部长还出来接见了大家。然后就把外宾接走参观长城去了。我们则自由活动，然后回家。
最后一天下午临上火车前，我去科学院外事局看望小陈。一见面，小陈就叫了起来：“江育林，你要庆幸我还没有被打死啊！”我惊讶地问：“你去天安门广场啦？”他说：“没有啊，谁告诉你打死的人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在路上被打死的多着呐，在家里离窗户近了都有被打死的。你看看长安街路边的房子，在墙上和窗户玻璃上有没有子弹打的痕迹就知道了。”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有那么严重？你看到了吗？”“嘿嘿，那天上班时，这大楼门前阶梯上的血都还没有被冲洗掉哩！大家都照了照片留念。总有一天会拿出来的。”
看到他那样大声说话，我不由得朝四周看了看。诺大一个房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说了什么，也许大家都是和他一样的心情吧！？而且，看来这里也没有像武汉那样的便衣警察。
你形容的这个会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