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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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汉所知道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的前几天，武汉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水生所有些年轻人也跟了去，留在家里的也都很难安心上班，一个个坐在那里互相交流着从不同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我问陈副所长：“学生们和一些年轻人要上街，怎么办？”陈老师把手一挥：“让他们去吧!”后面又补了一句：“要是不放心就跟着去。带点水，不要中暑了，不行了就把他们带回来，不要出事。”
我想想也对，正准备跟他们一起出去，我又犹豫了。听说那里有很多警察和一些据说是便衣的人在那里照相和摄影，万一把我照进去了，我怎么说得清楚是来游行的还是来跟着的？万一我忍不住叫了几句口号，那更说不清楚了……。思前想后，还是退了回来。
其实在实验室里也不会安心工作。一队队的学生高喊着口号从窗前走过，那是武汉大学和水利电力学院的学生在游行。我站在大楼顶层的平台上，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到处游行。但最后被他老人家赶到农村劳改了六年，还给我扣上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一直戴了十多年……。谁知道今天的学生们会是个什么下场？
“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
到“六四事件”的前一天，形势已经非常严重。几乎每个人都明白，中央要采取镇压措施了。但会怎样镇压，没有人想得出来。即便在四人帮统治的文革，“四五天安门事件”也不过是调动民兵和农民进城来打留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啊！而现在来的是解放军……。
三号晚上，大家都在观望和等待，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
“六四事件”过后的那几天，没有谁在正儿八经地上班。大家都在谈论着：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他给出差到北京的同事打电话，他正躲在木樨地附近的中科院招待所不敢出门，电话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我没有听见，不知道是不是解放军的枪声，更不清楚是朝天开的还是朝人打的。也有人听说到处都是死了的学生，场面形容得太恐怖，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实在无法想象一群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会朝一群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这样对着他们开枪！那不是像割韭菜一样？
九号，邓小平出现在电视上，他用颤颤巍巍的声音说，这次暴乱死了很多人，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战士。但在随后的几天里，电视里翻来覆去给大家看的，就是几个被“暴徒”杀死的战士尸体。人们算来算去，怎么就只有十个人啊？怎么也看不到第十一个被打死的解放军战士。
“六四事件”以后，就是漫长的审查和追究，以及不停的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交代“六四事件”期间到哪里去了，是否上街参加了游行。公安局的人则拿着照片到处核对，看当时谁在街上。我列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说明从山西虹鳟渔场回来后到“六四事件”这一个多月里的工作情况，并注明了证明人。我庆幸自己：多亏没有跟着学生上街去，否则能说清楚吗？
政治学习时，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解放军在北京究竟开枪了没有？其实，每个人都已经知道，那天一定是开了枪，死了很多人。但中央电视台却从来不肯承认。曾经在有一天的电视新闻里，记者把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拉出来问：“你那天是否在大会堂值班？”“是的。”“你听见枪声了吗？”“没有。”“你没有睡着吧？”“没有。”“确认没有开枪吗？”“确实没有。”……。然而在解放军报写的一篇歌颂战士们英勇镇压暴乱的报道中，却公然写到：暴徒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喇叭还在疯狂的乱叫，几个战士偷偷靠近，一梭子打过去，那广播顿时就成了哑巴……。呵呵，在纪念碑附近开枪人民大会堂会听不到？总有一个在撒谎！是中央电视台，还是解放军报？但是令人不明白的是：明明是镇压“暴徒”的革命行动，开枪就开了，杀人就杀了，为什么要不认帐？究竟怕什么？
这就是我在武汉所知道的“六四事件”。
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听见学校大喇叭在播放哀乐，起来后在宿舍附近的三角林发现已经放了好多花圈，几个学生遗像在正中间，听说有个学生是肠子被打出来活活痛死的，其中一个死去的学生是段祺瑞孙子。4号当天就在学校惶惶不安中度过。
5号早上去火车站，已经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我和几个老乡骑自行车去北京站。一路上到处是焚毁的大巴还冒着余烟，很快我和老乡骑散了，我一个人骑到王府井时，把自行车停到一个小弄堂，步行到车站。数个月后回北京，那辆自行车还在，打了气还骑回校园一直骑到毕业。
上了火车一路顺利，到了嘉兴站突然停住不动了，听说杭州学生把钱塘江大桥封了。我在嘉兴火车站一日三餐以粽子为食，吃了两天后吃腻了，也不知要堵多久，感觉不是事，下了火车租了三轮车去杭州，再买了长途汽车票回老家。回到家时爸妈已经担惊受怕多日，老爸正打算赴京找我。
几年前下载微信后，我每年六四要在朋友圈发点小纪念文章或者照片，很奇怪国内朋友总是保持沉默。一直以为是国内朋友怕惹事，今年才发觉微信悄悄地屏蔽敏感文字和图片。那么伟大的“平暴”，30多年了还害怕老百姓提及子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