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不管雨下了多久，雨后都将会有彩虹。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第八部分：从奴隶到将军
（1987-1996）
各人的经历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历来一帆风顺没摔过跤的人总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都很好办，不知道有许多事情其实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做到。而经过许多磨难饱经风吹雨打的人总容易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太复杂，太难做到，没有看到其实有很多捷径可走。
为人下人者，把自己当人；为人上人者，把别人当人。
刚回水生所的日子
我们从武昌火车站回到新大楼自己那间小小的房间里时，已经快到中午了。匆匆忙忙地到食堂吃完中饭，就开始不停地清理房间。一年多没有住人，什么东西都清理打包了。连床都拆开靠墙堆在一起，一片狼藉。李正秋告诉我们，新大楼顶楼的平台上有单独的一个小房间，所里同意也分给我们住。她还带来了那个房间的钥匙。但现在真的没有精力去搞那个房间，连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了。
要做的事情太多，仅仅带回来的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就够我们清理了。我们一直不停地清理，好像怎么也搞不顺。我真的不懂：怎么他们两个到慕尼黑时一下子就搞定了？而在这里，仅仅是打扫房间，用抹布把满屋的灰清理干净就要好几个小时……。终于，江苏淮再也忍不住了。他哼哼唧唧地带着哭声叫了起来：“还没有搞好吗？我要睡觉了！”我们才猛然发现：已经快到半夜十二点了！于是慌慌张张地把床架起来，随便找了点东西把床铺好。江苏淮爬上去，不一会就睡着了。我们也搞得筋疲力尽，赶快休息吧。
随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处于乱糟糟的状态。似乎什么都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屋子里窗户怎么那么小，房间里怎么那么暗。唯一感到有点开心的是菜场里的菜真便宜。王精豹老师听到我说菜便宜，不由得哈哈地笑了起来：“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个个都觉得菜便宜，脑袋还没有换过来啊。等着吧，过几天就会嫌贵了！”
然而，麻烦事还没有完。过不两天，我突然上吐下泻，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小樊和江苏淮也分别病了一次。据别人说，出国回来的人都要生病的。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那种干净的环境里，很少接触病菌，所以免疫力会下降。国内的环境比较脏，只有回来后病上几次，才能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抵抗力，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还要几次？我听了不由得有点发怵！好在我只这样病了一次，要不真够人受的。
几天后，我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这是专门供出国归来的人购买进口家电的地方。在那个年代，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物质供应比文革时丰富多了，但进口的家电在国内还是很难买到。只有出国人员根据你出去时间的长短可以得到一些购买指标，然后用外汇购买。那时，因公出国的人员每出去三个月就能买一个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录像机、照相机之类的“大件”，和一个如缝纫机、录音机、吸尘器、热水器之类的“小件”。而因私出国的人每出去一年才有一个大件和一个小件的指标。这个政策对出国人员来说是一个优待。当时国家非常缺乏外汇，对国家而言，用这个方法也能收回很多外汇。为了方便我们购买，出国人员服务部还设立了邮购渠道。我们在德国就已经订购了一些自己需要的家电，在北京就能提货并托运到武汉来。显然我们可以买的指标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剩下的指标就是给亲戚们了。
周末，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到爸爸妈妈家。小姐姐一家春节回武汉探亲还没有返回新疆，小林一家和大姐姐也在都那里。于政文是摄影爱好者，我给他买了一个美能达的相机，给毛毛买了一个便携式的录音机，给小林的儿子江明买了一架电子琴。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随后，我拿出一块电子表给大姐姐：“这是送给你的。”大姐姐惊讶地看着我：“还有给我的东西？”我很奇怪地反问她：“怎么会没有你的？”
后来，我们给小樊的弟弟买了一台冰箱，给她二姐买了一台录像机。李新新听说我回国了，写信来跟我商量，能否借我的指标帮忙给他爸爸买一台电视机，等他回国时再还给我。其实我的指标本来就用不完，所以马上就答应了。
一周后，鱼病室看到我已经把家安排得差不多，身体也恢复了，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上午的报告会。叫我向大家汇报两年多的研究进展，也算是欢迎我回来吧。我也拿出从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请大家尝尝。在会上，我先介绍了草鱼出血病病原和检测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也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我用幻灯片给大家介绍了国外的一些见闻: 好玩的和新奇的。当大家看到德国的宠物狗穿着各种漂亮的衣服，不由得“轰”的大笑起来：“怎么会把狗搞成这样？”很多人感到不可理喻。但是十几年后，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午，我刚上班，就有几个人笑着告诉我，上午开会时，他们舍不得吃那巧克力，就顺手把它们塞到裤子口袋里，准备拿回家给孩子吃。谁知回家一看，体温已经把巧克力融化了。不但孩子没吃着，还把裤子糊得脏兮兮的。原来国产的巧克力大都掺了很多淀粉，体温不能把它们融化。而我带回来的是纯巧克力，二十七度以上就会融化。当然就会糊在裤子口袋里啦！
其实，同事们最想要的不是巧克力，而是想知道一些“小道消息”，特别是有关国内的消息。那时没有互联网，一切信息来自官方报道，而官方报纸上的内容是受严格管控的，有很明确的倾向性。所以老百姓要想知道事实真相，往往只能靠小道消息，特别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这就是人们常笑称之为“出口转内销”。
和大家聊了一阵以后，才发现国内的人知道的情况真的很少。像八六年底合肥的学生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只知道报纸上说他们在搞“自由化”。至于怎么个自由化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前后文是怎么说的，也没有人知道。就像五八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信打成反党的“万言书”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但老百姓谁也没有看到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仅仅是毛主席说是反动的，那就一定是反动的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大家才读到了那封“万言书”，才知道究竟是谁在胡说八道，真理究竟在谁手里。至于胡耀邦今年一月辞职，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而这些事情在国外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看法。
我不由得想起去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那几天德国有暴风雪。天寒地冻，积雪有大半米深。小樊去意大利旅游，看到高速公路上铲雪机在忙碌的工作，道路随时被清理干净，交通正常运行。当然，偶尔也能看到交通事故，追尾的汽车堆在那里。警察正忙着把他们拖走，以免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上升，超市里的菜价有百分之五到十的上涨……。总的说来，人民生活安定，稳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这次大雪，说大雪严重影响交通，出事的车辆到处可见，物价上涨……。虽然就具体事实而言，没有太多假话，但这种专门挑阴暗面报道的偏激作风给人一种故意给“资本主义”抹黑的印象。很多在那里的中国人看到这篇报道后都感到反感。他们反问到：“如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这样的大雪，能比这里搞得更好吗？为什么要专门挑阴暗面报道，而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报道呢？”
又过了几天，人事处的李老师拿着一张表格找到了我：“小江，你把这个表填了吧。”我一看，原来是中级职称的申报表格。我在慕尼黑搞国际合作期间，水生所已经在八六年十一月通过评审，同意破格批准我为助理研究员，也就是中级职称了。这等于是提前了一年。现在看到我回国了，要补办这些手续。
我高兴极了。又赶回了一年的时间，真好！我仔细地填好表格。李老师看了看，发现我把所有已经发表的文章都填进去了，就好心地告诉我：“这些文章是不是要留一点，以后评副高时还要用的呀。反正已经通过了，现在不过是补办个手续而已。”我看着他，摇了摇头：“好像我还不至于到那时候还写不出文章来，要靠这几篇来撑门面吧？”李老师听罢哈哈大笑起来，打了我一拳：“好，小江，有这个自信。好样的！”
几天后，潘老师找我谈话。他那时已经是水生所的副所长了。他对我说：“你既然回来了，就负责病毒组的工作吧。陈老师身体不好，经常不能上班。病毒组不能没有头。从今天起，你就是鱼病室病毒组的组长了。好好干吧！”
来到实验室，一切都是那样的不顺手：培养液需要过滤，但过从德国送来的过滤系统还没有打开用过，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瓶子装培养液。无菌室没有进行无菌检验，不知道是否合格，能不能用。超速离心机由于长期没有用，真的是坏了，还不知道能否修好。如果现在开始做试验，会有大量的洗瓶子和洗吸管的工作要人来做。而此时从德国带回来的细胞已经放了几天，不能再等了，需要尽快传代……。怎么在实验室里也是一团乱麻！？
啊，在德国两年多，习惯了日耳曼人那种特有的精细而严密的作风。刚回来，就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混乱而没有条理！
